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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家族資產的重組
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的高稅率迫使我和我的哥哥們尋找一條理智的途徑來重組我們的主要資產，以便產生更多的收益，提高資本價值。洛克菲勒中心是我們最大的單項資產，因此我們的主要目標是要清除它那被分割的所有權—哥倫比亞大學擁有土地，我和我哥哥們擁有大樓。在我們買下普通股幾個月以後，我們請韋布-耐普(Webb & Knapp)房地產公司的總裁威廉•澤肯多夫來分析我們的可能選擇。比爾建議我們成立一家新公司來購買土地和大樓，將債務分攤到25年的周期里。當我們帶著這個提案找到哥倫比亞大學的時候，他們斷然拒絕。
比爾接著建議重組中心的財務結構，以充分利用房地產收入的優惠稅務待遇。他所說的關鍵是，房地產公司—其賺取的利潤中50%以上來自租金和相關收入—適用的稅率為7%，而所有其他公司適用的稅率是淨收入的50%。自從我們買下中心以來，中心的收入穩步提高，1952年幾乎翻番達到了190萬美元。比爾強調說，我們可以從證券那裡取得幾乎與那個數字相同的收入，同時仍然符合條件適用最低的公司稅率。
但是，這裡有一個大問題。哥倫比亞大學的租約遠遠不止是確定了年度土地租金;它實際上控制著中心財務結構的各個方面，禁止我們對中心的財務結構進行合情合理的改動。比如，我們必須在任何時候在一個監管帳戶里保持1 400萬美元的美國政府債券，以擔保租金的支付;中心的流動資金必須保持在3 000萬美元的水平，其中可以用於投資股票的不得超過25%。這就是說，中心投資組合的90%必須投入到低收益的政府債券，每年獲得的利息回報還不足2%。
如果中心想取得更高的收入，投入於設備更新、償還債務，那麼我們就必須說服哥倫比亞大學修改租約里這些過時的懲罰性規定。
哥倫比亞大學的律師和會計師們看清了我們的意圖—如果洛克菲勒中心得以擴大、獲利更多，那麼對於哥倫比亞大學和我們家都是有利的。他們同意取消監管帳戶和流動資金方面的限制條款，但其前提是大幅度提高租金。1953年年初，我們開始了新的投資計劃，正好趕在股票大幅度升值之前。事實證明，我們的戰略和時機的把握是英明的。
希爾斯地產公司構成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挑戰。公司惟一的收入來源是我們為其投資組合添加的證券，用於支付波坎蒂克地產的維持費用。我們從7%的公司稅率中獲益的惟一途徑是通過增加房地產資產來減少收入。為了實現這一點，我們通過希爾斯貸款購買曼哈頓卡萊爾飯店的權益，後來又用它換取了穆爾斯頓購物中心和位於新澤西州愛迪生的一個工業園中大得多的權益。最後，我們還提高了上東部帕克-貝耐特拍賣場的地租。這些不動產創造了可觀的收入，用於沖抵希爾斯股票市場的收益。我們通過這種巧妙應用稅收規範的方法來沖減在這個時期我們在其他收入渠道上的個人所得稅和公司稅。
59. 慈善傳統
洛克菲勒家族的慈善傳統樸素無華。它要求我們慷慨施捨，積極投身於我們的社會和國家事務中去。這是父親年輕的時候自己學到並悉心教給我們的管理信條。我們作為一個家族極其幸運，我們有責任對我們的社會有所回報。
雖然父親希望我們每個人都能對與家族關係密切的某一個或數個機構有所參與，但我們同時也可以自由追尋我們自己的興趣。吸引我的是教育和文化機構的工作，尤其是芝加哥大學、洛克菲勒醫學研究院和現代藝術博物館。我在20世紀30年代的旅行和我在戰爭時期的經歷，提高了我對國際事務的敏銳性，而我又通過積極參與美國外交協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和紐約國際中心的工作，進一步提高了在這方面的意識。另外，為拉瓜迪亞市長工作的日子激起了我對城市生活複雜性的濃厚興趣—這種興趣如今表現在我在威斯特徹斯特縣規劃委員會的工作和在創建晨邊高地有限公司(Morningside Heights, Inc.)中的領先作用，而該公司是美國處理城市衰敗和更新問題的第一個私人項目。
60. 徹底改造洛克菲勒大學(1)
讓我第一次接觸教育機構管理的是洛克菲勒醫學研究院理事會。父親一直是祖父於1901年創建的這個機構的創建和發展的驅動力。到了20世紀40年代末，他仍然是該機構7人理事會的總裁。父親備感驕傲的是研究院的科學家們在生物學、病理學和心理學領域的開創性研究，以及他們的研究對醫治傳染病—比如黃熱病、梅毒和肺炎—的實際影響。
父親更加支持研究院的根本使命—對科學知識的追求。他明白，生物學的基礎研究必須先行，研究結果的直接應用是自然而然的。佩頓•魯斯在發現癌症病原方面的重要研究;艾伯特•克勞德、基思•波特和喬治•帕拉德在細胞結構和功能方面的研究;奧斯瓦爾德•埃弗里、科林•麥克勞德和麥克林•麥卡蒂關於DNA攜帶遺傳信息的發現等等，這些是洛克菲勒研究院的真正的衡量標準。這些進步改變了科學探索和醫學實踐的性質，實現了祖父和父親在1901年創建該研究院時內心確定的使命。
雖然擁有豐富的歷史，研究院在20世紀40年代末卻站在了十字路口上。它在領導人選、科學使命和資金方面都出現了嚴重問題。父親計劃在1950年退休，獲得諾貝爾獎的神經生物學家、院長赫伯特•加瑟博士也將於幾年後告老還鄉。父親認為一直擔任理事職務的約翰哥哥會繼承他在理事會領導的位置。但是，1946年年初，約翰決定辭去理事會的職務，專心致志於威廉斯堡修復協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事業。於是，很明顯，我將不得不承擔家族傳統在這個關鍵性研究機構中的責任。
1950年，我繼承了父親的職位後，我們的首要任務是確定研究院如何生存，以及更加根本的問題—是否應當生存下去。事實上，理事會中有一些人的確支持關張的想法，因為它的最初使命已經基本完成。對我來說，那不是一個值得考慮的選擇。但是我們需要確定研究院在生物醫藥領域內應該具體扮演什麼角色。
資金也是個重要的問題。祖父捐獻了這個研究院，父親補充了資金和土地用於研究院的擴建。多年來，資產組合管理有方，截至1950年資產已經升值到了大約1億美元。但是，為了保持它的徹底獨立，研究院從來沒有接受過政府的資金，甚至沒有接受過其他個人的資金，因為父親認為那樣就會削弱研究人員在開展他們認為至關重要的工作時的獨立性。結果，到了20世紀30年代中期，費用超過了收入，人員被迫減裁，對研究範圍造成了負面影響。如果不作政策上的修訂，允許我們尋求新的收入渠道，那麼研究院就有降級到二流機構的危險。
我們需要對研究院進行綜合評估。在我的鼓動下，理事們請德特勒弗•布朗克博士—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長、國家科學院主席、洛克菲勒研究院科學顧問理事會成員—主持一個委員會來進行評估。作為一名德高望重的心理學家和生物學家，布朗克相信獨立科學探索的關鍵作用，賞識研究院的開創性工作。但是，他和委員會的其他成員—包括我—認為，如果研究院要在一個更具競爭性、更富有挑戰性的環境中生存，就必須進行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