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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克委員會用了1年的時間審查研究院的科研工作以及財務和設備設施方面的資源情況。我們還諮詢了世界各地幾十位領先的科學家和教育家。我們的審查結果表明，研究院徹底獨立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需要用強大的教育部分來補充我們的基礎研究，並增強與外部世界的聯繫。
50年來，研究院是由一批志同道合的學者運作的。每一個獨立實驗室的負責人可以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確定研究課題，只需要符合自己的準則和同類科學家的評判。偉大的物理學家玻爾稱這種體系為“科學共和國”，它在過去運行得很好。我們任何人，尤其是德特勒弗•布朗克博士，都不想干涉科學自由。但是，這種自由必須根據加強集中指揮、擴大合作、增強對資金現實方面的意識等需求進行適度調整。
布朗克是委員會中的主要推動人。隨著我們的研究的深入進行，人們越來越感覺到他應當是加瑟博士的繼承人。最後，在理事會的熱情支持下，我說服布朗克離開他在霍普金斯大學的職位，成為洛克菲勒研究院的新院長，任務是推行所提議的改革。
事實證明，布朗克在1953年執掌研究院後，給研究院帶來了“新生”。他的首要任務是將研究院改造成一所生物醫科大學。他幾乎立刻開始了轉制過程。1953年年末，理事們投票決定，按照紐約州的法律成立一所有資格授予哲學博士和醫學博士學位的大學。與此同時，我們將研究院理事會與科學顧問理事會合併。新理事會任命布朗克為總裁，我成了董事長。1954年，我們取得了新執照，但我們直到1965年才將研究院的名稱正式改為洛克菲勒大學(Rockefeller University)，其主要原因是情感上的眷戀。
布朗克還迅速採取行動，邀請數學家、實驗室和理論物理學家、心理學家，甚至一小批哲學家加盟師資隊伍，以擴大大學的學科範圍。獨立實驗室系統被保留了下來，但引進了學術頭銜，從前的“研究院成員”改成了更加通俗的“教授”—儘管人們常常很不情願。
1955年，我們錄取了第一批共10名大學生。為了保持研究院的長期傳統，他們在一名資深科學家的實驗室里進修，學習第一手的學科基礎知識。布朗克任職期間堅持在錄取前親自面試所有的候選學生，以強調最高水準。
61. 徹底改造洛克菲勒大學(2)
所有這些改革都要求額外投入資金，而布朗克相當擅長尋找新的收入來源。在杜魯門和艾森豪執政時期，他在創建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和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這兩個機構成了美國在科學研究方面的主要資助人。從20世紀50年代末期開始，他們的年度預算中有相當一部分投入到了洛克菲勒大學。
在此期間，我和布朗克專注於擴大大學的基礎設施。我們增建了一棟9層樓的實驗室大樓、一棟大學生和博士後宿舍、一個禮堂和一棟漂亮的、國際風格的總裁住宅—那是我的朋友華萊士•K•哈里森設計的。
我在擔任董事長期間—直至1975年我的任職結束，生物科學領域在發現了基因是由DNA組成之後取得了重大進展—也就是基因革命。這一發現，正如醫學歷史學家劉易斯•托馬斯(Lewis Thomas)所描寫的那樣：“打開了生物革命的道路，將繼續改變我們對大自然的認識。”
如今，在重新定義了使命、調整了管理結構、再次激活了資金渠道之後，洛克菲勒大學繼續在科學技術方面起著樞紐作用，尋找著與健康相關的生命中最為複雜的問題的答案。我們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給研究院帶來的“新生”是這個過程中關鍵的第一步，是我為自己在其中起到了作用而備感自豪的一步。
62. 阿爾傑•希斯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
1947年初春的一天上午，我在大通銀行對外部當經理助理的時候，接待了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新總裁的來訪。阿爾傑•希斯瘦高的個子，端莊英俊的臉龐。舉止和藹、優雅，很有魅力，我立刻喜歡上了他。一番寒暄以後，希斯告訴我說，我已經被推選加入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董事會，希望我能夠同意加盟。
該基金會是在1910年由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創建的，為的是他自己在追尋預防戰爭、建設有效的國際法律體制方面的興趣。哥倫比亞大學校長、諾貝爾獎獲得者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已經領導了基金會20年時間，使之成為美國最受尊敬的基金會之一。巴特勒剛剛退休，希斯被選為他的繼任。
對於如此年輕的人來說，希斯的事業令人仰慕。他畢業於哈佛法學院，曾經在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門下學習，然後又在高級法院為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工作過。新政期間，他在農業部和司法部工作，後來又調到國務院。他在國務院一直工作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曾經隨美國代表團參加過雅爾達會議—這一點在他後來被指控為蘇聯間諜的時候引起了一片驚慌。
被邀請加入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董事會，我感到受寵若驚—該董事會上有不少顯赫人物，包括德懷特•D•艾森豪將軍和IBM的創始人托馬斯•J•沃森。董事長是著名國際律師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我被推舉加入董事會，正是由於他的緣故，因為我在上大學的時候就認識了他和他的家人。福斯特的名聲是冷酷、嚴厲、古板，但我所認識的他卻很有幽默感，可以相處得很愉快。他的女兒莉莉亞斯是我上大學期間一小圈朋友中的一個，也是佩吉的密友之一。事實上，20世紀30年代末，在我追求佩吉的時候，她總是跟杜勒斯夫婦一起住在他們的紐約城鎮房屋裡。
我向內爾森提起希斯的邀請時，他悄悄地對我說，聯邦調查局的一位高層官員曾經警告他，有可靠的情報表明希斯是個蘇聯特工。我向福斯特報告了此事，福斯特表示不相信。鑑於杜勒斯的聲望、經驗和堅決反共的名聲，我認可了他的判斷，於1947年5月加入了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董事會。1年以後，對阿爾傑•希斯的間諜指控成了頭版新聞。
當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董事會成員們忙於項目和地理位置等日常瑣事。事實上，董事會議總是在爭論是否將我們的總部從紐約遷往華盛頓的問題，以及我們應當租用還是建設自己的場地問題。我們最後同意留在紐約—而紐約的具體地點又是個問題。
我找到了比爾•澤肯多夫，他提出用他在第一大道西面買下的一個建築場地—新的聯合國大樓將矗立在其對面。雖然該地區仍然充滿了廢棄的屠宰場和破舊的商業建築，但比爾覺得聯合國和其他相關項目會永久性地改變這個地區。他建議我們在地價大幅攀升之前買下那塊地皮，然後建設我們自己的大樓。
董事會裡幾個比較保守的董事認為這個計劃風險太大，批評了用基金會有限的資金在一個沒有把握的地點投資建設項目的方案。基金會資深的財務總監反對該項目，辭去了董事會的職務，因為他預計該項目會讓我們破產。但是，董事會絕大多數成員支持這個提案，尤其是在我說服了溫思羅普•奧爾德里奇在首層開設大通分行以後。大樓完工後，我們將大樓的很大一部分出租給非盈利機構，輕而易舉地應付了抵押貸款的月供。正如比爾•澤肯多夫所預測的那樣，聯合國周圍立刻成了紐約的黃金地段之一，直到今天仍然炙手可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