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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一次認真傾聽了我所說的話。他肯定對我說的話不感到奇怪，因為他說他將考慮我所說的一切，但是，他不會作任何承諾。這次會談是一次試探性的會談，我知道，那天不可能解決任何問題。但是，它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談，就像我剛到羅本島的時候試探監獄長一樣，我對德克勒克進行了一番試探。我可以給盧薩卡的同志寫信，告訴他們，德克勒克先生似乎真的與以往的國民黨政客不同。我說，德克勒克先生印證了柴契爾夫人對戈巴契夫的著名描述：他是我們能夠與之共事的一個人。
第82節：自由(1)
自由
100
釋放我的那天，我四點半就醒了，只睡了幾個小時。那天是2月11日，是一個萬里無雲的日子，也是開普敦結束夏季的一天。我做了一番簡單的常規鍛鍊，然後洗漱並用了早餐。早飯後，我給幾位住在開普敦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和聯合民主陣線人士打了電話，讓他們來我住的別墅為我的釋放做準備工作，並幫助我寫講話稿。監獄裡的醫生過來給我做了一次簡單的身體檢查。當時，我並沒有老是在想我被釋放後的前景，而是在想釋放前我必須要做的許許多多的事情。正如人生經常發生的事情一樣，重要關頭往往使人感到千頭萬緒、不知所措。
有許多必須要討論和解決的事情，但又幾乎沒有時間去做。接待委員會的幾位同志，其中包括西里爾·拉馬福薩和特雷弗·曼紐爾，高高興興地一大早就來了。我想首先向帕爾區人民發表講話，他們在我被囚禁期間一直對我很好。但是，接待委員會堅持認為這不是一個好主意：如果我首先向那些富有的帕爾區白人發表講話，會讓人感到奇怪。確實，按照計劃，我首先應該在開普敦大廣場向開普敦人民發表講話。
首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我獲得自由後的第一個夜晚在什麼地方度過。我傾向於在開普公寓區度過那個夜晚，因為那裡是開普敦黑人和有色人居住區，可以顯示我和人民團結一致的決心。但是，我的同事和我的夫人都堅持認為，為了安全，我應該在主教大院與大主教德斯蒙德·圖圖住在一起，那是位於白人居住區內的一座豪華住宅。
在我被關進監獄之前，一直不允許我住在這個居住區。我想，在一個時髦的白人居住區度過我獲得自由後的第一個夜晚，可能會傳遞一個錯誤的信號。但是，接待委員會解釋說，主教大院已經成為圖圖領導下的多種族居住地，是開放的、大度的非種族主義的象徵。
監獄為我提供了箱子和盒子，以便收拾行李。在我被囚禁的大約頭20年裡，我幾乎沒積累下什麼東西。但是，最後幾年我卻積累了足夠多的財產—;—;主要是書和資料，足以彌補過去幾十年的不足。我這些家當裝了十幾個箱子。
我釋放的準確時間定在下午3點，但是，溫妮、瓦爾特及其他從約翰內斯堡乘包機過來的人直到下午兩點多才到達。房子裡已經有幾十個人，整個場面呈現出了一片喜慶的景象。司沃特准尉為我們大家準備了最後一次美餐。我對他表示感謝，不僅僅是因為他為我做了兩年的飯，更是因為他和我做了兩年的伴。詹姆斯·格雷戈里准尉也來到了現場，我熱情地與他擁抱在一起。幾年來，從波爾斯穆爾到維克多·維爾斯特，他給了我許多關照，我們從來沒有討論過政治，但是，我們的友誼是不言而喻的，我會懷念他給我帶來的安慰。司沃特、格雷戈里和布蘭德准尉這些人使我更加堅定了對基本人性的信仰，甚至也包括那些把我關押了27年半的人。
當時，幾乎沒有多少告別的時間。根據計劃安排，溫妮和我乘車去監獄的前大門。我已經告訴了監獄當局，我想與關照過我的警衛人員和獄警告別，我請他們和他們的家屬在前門等著我，在那裡，我將與他們一一告別。
下午3點過幾分，一位著名的南非廣播電台的主持人給我打電話，他要求我在距離大門前幾百英尺處走下車來，這樣，他們就能夠為我拍攝正在走向自由的情景。這個要求似乎是合理的，於是我同意了。這是我第一次模模糊糊地認識到，事情可能並不像我所想像的那樣順利。
第83節：自由(2)
到了3點30分，我開始緊張起來，因為已經過了計劃安排的時間。我告訴接待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我的人民一直等了我27年，我不想讓他們再等了。差一點兒4點時，我們乘車離開了維克多·維爾斯特別墅。大約在距大門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車子慢慢地停下來，溫妮和我從車上下來，開始朝監獄的大門走去。
開始，我沒能看到我們前面有什麼動靜，但是，當我們走到距離大門大約150英尺的時候，我看到一大群人正簇擁在那裡。當時，現場有數百名攝影記者、攝像記者、新聞記者，以及數千名滿懷希望的人。我為此感到震驚，並且有點緊張。我真的從來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場面，我想像至多會有幾十個人，可能主要也就是獄警和他們的家人。但是，這個場面原來僅僅是開始。我發現，我們沒有充分做好應付要發生這一切的準備。
在距離大門大約有20英尺的地方，照相機開始喀嚓、喀嚓地響個不停，那種聲音聽起來就像“金屬”動物發出的噪音。新聞記者開始大聲地提問題，電視記者也開始向前擠，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支持者則在叫喊和歡呼。即使這種混亂稍稍讓我感到有點兒不知所措，但它仍然是一種令人愉快的場面。當一個電視台記者把一個長長的、黑糊糊的、毛茸茸的物體對著我的時候，我情不自禁地向後退了一步，還認為那是在我被關押期間新發明的一種什麼最新式武器呢。溫妮告訴我，那是一種麥克風。
第82節：自由(1)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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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我的那天，我四點半就醒了，只睡了幾個小時。那天是2月11日，是一個萬里無雲的日子，也是開普敦結束夏季的一天。我做了一番簡單的常規鍛鍊，然後洗漱並用了早餐。早飯後，我給幾位住在開普敦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和聯合民主陣線人士打了電話，讓他們來我住的別墅為我的釋放做準備工作，並幫助我寫講話稿。監獄裡的醫生過來給我做了一次簡單的身體檢查。當時，我並沒有老是在想我被釋放後的前景，而是在想釋放前我必須要做的許許多多的事情。正如人生經常發生的事情一樣，重要關頭往往使人感到千頭萬緒、不知所措。
有許多必須要討論和解決的事情，但又幾乎沒有時間去做。接待委員會的幾位同志，其中包括西里爾·拉馬福薩和特雷弗·曼紐爾，高高興興地一大早就來了。我想首先向帕爾區人民發表講話，他們在我被囚禁期間一直對我很好。但是，接待委員會堅持認為這不是一個好主意：如果我首先向那些富有的帕爾區白人發表講話，會讓人感到奇怪。確實，按照計劃，我首先應該在開普敦大廣場向開普敦人民發表講話。
首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我獲得自由後的第一個夜晚在什麼地方度過。我傾向於在開普公寓區度過那個夜晚，因為那裡是開普敦黑人和有色人居住區，可以顯示我和人民團結一致的決心。但是，我的同事和我的夫人都堅持認為，為了安全，我應該在主教大院與大主教德斯蒙德·圖圖住在一起，那是位於白人居住區內的一座豪華住宅。
在我被關進監獄之前，一直不允許我住在這個居住區。我想，在一個時髦的白人居住區度過我獲得自由後的第一個夜晚，可能會傳遞一個錯誤的信號。但是，接待委員會解釋說，主教大院已經成為圖圖領導下的多種族居住地，是開放的、大度的非種族主義的象徵。
監獄為我提供了箱子和盒子，以便收拾行李。在我被囚禁的大約頭20年裡，我幾乎沒積累下什麼東西。但是，最後幾年我卻積累了足夠多的財產—;—;主要是書和資料，足以彌補過去幾十年的不足。我這些家當裝了十幾個箱子。
我釋放的準確時間定在下午3點，但是，溫妮、瓦爾特及其他從約翰內斯堡乘包機過來的人直到下午兩點多才到達。房子裡已經有幾十個人，整個場面呈現出了一片喜慶的景象。司沃特准尉為我們大家準備了最後一次美餐。我對他表示感謝，不僅僅是因為他為我做了兩年的飯，更是因為他和我做了兩年的伴。詹姆斯·格雷戈里准尉也來到了現場，我熱情地與他擁抱在一起。幾年來，從波爾斯穆爾到維克多·維爾斯特，他給了我許多關照，我們從來沒有討論過政治，但是，我們的友誼是不言而喻的，我會懷念他給我帶來的安慰。司沃特、格雷戈里和布蘭德准尉這些人使我更加堅定了對基本人性的信仰，甚至也包括那些把我關押了27年半的人。
當時，幾乎沒有多少告別的時間。根據計劃安排，溫妮和我乘車去監獄的前大門。我已經告訴了監獄當局，我想與關照過我的警衛人員和獄警告別，我請他們和他們的家屬在前門等著我，在那裡，我將與他們一一告別。
下午3點過幾分，一位著名的南非廣播電台的主持人給我打電話，他要求我在距離大門前幾百英尺處走下車來，這樣，他們就能夠為我拍攝正在走向自由的情景。這個要求似乎是合理的，於是我同意了。這是我第一次模模糊糊地認識到，事情可能並不像我所想像的那樣順利。
第83節：自由(2)
到了3點30分，我開始緊張起來，因為已經過了計劃安排的時間。我告訴接待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我的人民一直等了我27年，我不想讓他們再等了。差一點兒4點時，我們乘車離開了維克多·維爾斯特別墅。大約在距大門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車子慢慢地停下來，溫妮和我從車上下來，開始朝監獄的大門走去。
開始，我沒能看到我們前面有什麼動靜，但是，當我們走到距離大門大約150英尺的時候，我看到一大群人正簇擁在那裡。當時，現場有數百名攝影記者、攝像記者、新聞記者，以及數千名滿懷希望的人。我為此感到震驚，並且有點緊張。我真的從來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場面，我想像至多會有幾十個人，可能主要也就是獄警和他們的家人。但是，這個場面原來僅僅是開始。我發現，我們沒有充分做好應付要發生這一切的準備。
在距離大門大約有20英尺的地方，照相機開始喀嚓、喀嚓地響個不停，那種聲音聽起來就像“金屬”動物發出的噪音。新聞記者開始大聲地提問題，電視記者也開始向前擠，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支持者則在叫喊和歡呼。即使這種混亂稍稍讓我感到有點兒不知所措，但它仍然是一種令人愉快的場面。當一個電視台記者把一個長長的、黑糊糊的、毛茸茸的物體對著我的時候，我情不自禁地向後退了一步，還認為那是在我被關押期間新發明的一種什麼最新式武器呢。溫妮告訴我，那是一種麥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