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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初我被告知，與德克勒克的會見安排在當月的12日。利用這段時間，我就能夠與我的新老朋友進行協商，並在維克多·維爾斯特別墅會見我的老同事和群眾民主運動及聯合民主戰線的領導人。我接見了來自各個地區的非洲人國民大會人士和來自聯合民主戰線及南非貿易工會大會組織的代表團。當時，其中有一位年輕人名叫西里爾·拉馬弗薩，他是全國礦工工會的總書記，也是新一代領導班子中最有能力的一個人。我的羅本島獄友也來看望了我，其中有泰勒·勒寇塔和道克尤·賽克斯瓦勒，他們兩個人還一起與我吃了午飯。他們兩個人特別能吃，這是我唯一一次聽到的司沃特准尉關於別人太能吃的抱怨，他說：“那兩個人想把我們的家當全吃光！”
在幾位同事的指點下，我給德克勒克寫了一封信。與曾經寄給P.W.博塔的信不同的是，這封信的主題是政府與非洲人國民大會之間的談判問題。我告訴這位總統，當前的對立正在消耗著南非的生命力，談判是唯一的解決辦法。我說，非洲人國民大會將無條件地接受談判，特別是沒有政府要求的那種前提條件：停止武裝鬥爭。政府要求“真誠地致力於和平”，而我指出，我們準備和談是真心實意的。
第81節：與敵人對話(4)
我告訴德克勒克先生，我對他在就職演說中強調和闡述和解的內容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他的話深深地影響著千千萬萬的南非人和世界人民，因為大家都希望看到一個新南非的誕生。我說，通向和解的第一步就是徹底廢除隔離制度和為加強隔離所採取的所有措施。
但是，我又說，那個講話精神後來並沒有多少見之於行動。許多人把政府的政策理解為以其他方式繼續實行隔離制度。我說，政府在與“黑人家園”（班圖斯坦）的領袖和其他贊成這種制度的人談得時間太長了。我斷言，這些人是舊的剝削制度的代理人，廣大南非黑人是反對他們的。
我重申，我提議的談判要分兩步走。我告訴他，我完全支持非洲人國民大會在1989年哈拉雷聲明中採取的方針。這個聲明把消除政府自己製造的和談障礙的責任歸於政府方面，包括釋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對組織的取締和對個人的禁止，結束緊急狀態，從各地城鎮撤出軍隊。我強調說，共同達成停火協議、結束相互敵對行動應當是當務之急，因為沒有這個先決條件，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進行。這封信在我們會談的前一天被轉交給了德克勒克先生。
12月13日上午，我又被帶到圖因胡伊斯，在我曾經與其前任喝茶的同一個房間裡會見了德克勒克。他的陪同人員有科比·庫依茨、威廉士將軍、巴納德博士以及他的同事麥克·洛維。我祝賀德克勒克當選總統，並表示希望我們能一道工作。他十分熱情，並對我作出了同樣的表示。
我從一開始就發現，在我說話時，德克勒克先生聽得非常認真。這是一種新鮮的經歷。國民黨的領袖在與黑人領袖們討論問題時，一般都是聽他們想聽的意見，而德克勒克先生似乎真正想聽取和理解我們的意見。
那天，我著重強調的一個問題就是國民黨剛剛頒行的“五年計劃”，其中出現了“團體權利”的概念。所謂“團體權利”思想，意思是沒有哪個民族或種族團體高於其他種族團體。儘管他們把團體權利定義為“在南非保護少數種族自由的一種辦法”，但是，事實上，他們的意思是想保留白人統治。我告訴德克勒克，這一條對非洲人國民大會來說是不能接受的。
我補充說，保留這個概念也不符合他的利益，因為不放棄這一條，就會給大家造成他要使種族隔離現代化的印象，這會在國內和國際社會進步力量的眼中形成有損於他和國民黨的形象。我說，對於一種壓迫制度，不能只是改良，而是必須全部拋棄。我提到了最近國民黨在開普地區的喉舌—;—;《公民》報刊登了一篇社論，其中暗示，團體權利的概念被理解為從後門把隔離制度弄回來的一種企圖。我告訴德克勒克先生，如果他的黨報這樣理解團體權利，那麼，他又會怎麼認為我們將如何理解團體權利的概念呢？我補充說，75年來，非洲人國民大會沒有反對隔離制度，這只是由於隔離制度有一層偽裝。如果他的真實意圖是通過團體權利這個特洛伊木馬來保留隔離制度，那麼，他就不是真正想結束種族隔離。
我發現，那天德克勒克的反應有些遲鈍。這個人的特點就是，他注意傾聽我必須要說的話，並不與我爭論。“你知道，”他說，“我的目標與你的目標並沒有什麼區別。你在給P.W.博塔的備忘錄中說，非洲人國民大會和政府應當一道工作，去解決白人擔心的黑人統治問題，而‘團體權利’的思想就是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這種解釋對我有所打動，但是，我說，“團體權利”與其說是減輕白人的擔心，倒不如說是增加黑人的擔心。然後，德克勒克說：“那麼，我們就對它進行修改。”
然後，我提出了我的自由問題，並說，如果他認為我準備竭盡全力爭取自己獲得釋放，那他就大錯特錯了。我重申，如果我被釋放後，環境條件與我被捕時的環境條件仍然一個樣，那麼我還會去干我被逮捕前所乾的同樣的事情。我向他挑明，向前推動和談的最好辦法就是取消對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其他政治組織的禁令，停止實行緊急狀態法，釋放政治犯並讓被流放的人士回來。如果政府不取消對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取締令，那麼我一走出監獄，將仍然是在為一個非法組織工作。“那麼，”我說，“你一定會在我走出監獄大門之後重新把我逮捕。”
在幾位同事的指點下，我給德克勒克寫了一封信。與曾經寄給P.W.博塔的信不同的是，這封信的主題是政府與非洲人國民大會之間的談判問題。我告訴這位總統，當前的對立正在消耗著南非的生命力，談判是唯一的解決辦法。我說，非洲人國民大會將無條件地接受談判，特別是沒有政府要求的那種前提條件：停止武裝鬥爭。政府要求“真誠地致力於和平”，而我指出，我們準備和談是真心實意的。
第81節：與敵人對話(4)
我告訴德克勒克先生，我對他在就職演說中強調和闡述和解的內容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他的話深深地影響著千千萬萬的南非人和世界人民，因為大家都希望看到一個新南非的誕生。我說，通向和解的第一步就是徹底廢除隔離制度和為加強隔離所採取的所有措施。
但是，我又說，那個講話精神後來並沒有多少見之於行動。許多人把政府的政策理解為以其他方式繼續實行隔離制度。我說，政府在與“黑人家園”（班圖斯坦）的領袖和其他贊成這種制度的人談得時間太長了。我斷言，這些人是舊的剝削制度的代理人，廣大南非黑人是反對他們的。
我重申，我提議的談判要分兩步走。我告訴他，我完全支持非洲人國民大會在1989年哈拉雷聲明中採取的方針。這個聲明把消除政府自己製造的和談障礙的責任歸於政府方面，包括釋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對組織的取締和對個人的禁止，結束緊急狀態，從各地城鎮撤出軍隊。我強調說，共同達成停火協議、結束相互敵對行動應當是當務之急，因為沒有這個先決條件，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進行。這封信在我們會談的前一天被轉交給了德克勒克先生。
12月13日上午，我又被帶到圖因胡伊斯，在我曾經與其前任喝茶的同一個房間裡會見了德克勒克。他的陪同人員有科比·庫依茨、威廉士將軍、巴納德博士以及他的同事麥克·洛維。我祝賀德克勒克當選總統，並表示希望我們能一道工作。他十分熱情，並對我作出了同樣的表示。
我從一開始就發現，在我說話時，德克勒克先生聽得非常認真。這是一種新鮮的經歷。國民黨的領袖在與黑人領袖們討論問題時，一般都是聽他們想聽的意見，而德克勒克先生似乎真正想聽取和理解我們的意見。
那天，我著重強調的一個問題就是國民黨剛剛頒行的“五年計劃”，其中出現了“團體權利”的概念。所謂“團體權利”思想，意思是沒有哪個民族或種族團體高於其他種族團體。儘管他們把團體權利定義為“在南非保護少數種族自由的一種辦法”，但是，事實上，他們的意思是想保留白人統治。我告訴德克勒克，這一條對非洲人國民大會來說是不能接受的。
我補充說，保留這個概念也不符合他的利益，因為不放棄這一條，就會給大家造成他要使種族隔離現代化的印象，這會在國內和國際社會進步力量的眼中形成有損於他和國民黨的形象。我說，對於一種壓迫制度，不能只是改良，而是必須全部拋棄。我提到了最近國民黨在開普地區的喉舌—;—;《公民》報刊登了一篇社論，其中暗示，團體權利的概念被理解為從後門把隔離制度弄回來的一種企圖。我告訴德克勒克先生，如果他的黨報這樣理解團體權利，那麼，他又會怎麼認為我們將如何理解團體權利的概念呢？我補充說，75年來，非洲人國民大會沒有反對隔離制度，這只是由於隔離制度有一層偽裝。如果他的真實意圖是通過團體權利這個特洛伊木馬來保留隔離制度，那麼，他就不是真正想結束種族隔離。
我發現，那天德克勒克的反應有些遲鈍。這個人的特點就是，他注意傾聽我必須要說的話，並不與我爭論。“你知道，”他說，“我的目標與你的目標並沒有什麼區別。你在給P.W.博塔的備忘錄中說，非洲人國民大會和政府應當一道工作，去解決白人擔心的黑人統治問題，而‘團體權利’的思想就是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這種解釋對我有所打動，但是，我說，“團體權利”與其說是減輕白人的擔心，倒不如說是增加黑人的擔心。然後，德克勒克說：“那麼，我們就對它進行修改。”
然後，我提出了我的自由問題，並說，如果他認為我準備竭盡全力爭取自己獲得釋放，那他就大錯特錯了。我重申，如果我被釋放後，環境條件與我被捕時的環境條件仍然一個樣，那麼我還會去干我被逮捕前所乾的同樣的事情。我向他挑明，向前推動和談的最好辦法就是取消對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其他政治組織的禁令，停止實行緊急狀態法，釋放政治犯並讓被流放的人士回來。如果政府不取消對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取締令，那麼我一走出監獄，將仍然是在為一個非法組織工作。“那麼，”我說，“你一定會在我走出監獄大門之後重新把我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