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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周末，監獄長通知我做好準備去見威廉士將軍，當時他已經在從比勒陀利亞來開普敦的路上。這次會見沒有按通常的模式進行。我被帶到了他在波爾斯穆爾監獄的住所，而不是被帶到探視區與這位將軍進行會談。
威廉士是一個坦率的人，我們很快就進入了正題。我告訴他，我要見司法部部長科比·庫依茨。他問為什麼，我猶豫了一會兒，不想與一個監獄管理官員討論政治問題，但是，我還是坦率地作了回答：“我想見部長，以便提出在政府和非洲人國民大會之間舉行談判的問題。”
他想了一會兒，然後說：“曼德拉，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樣，我不是一個政客。我不能與你討論這個問題，因為這些問題超出了我的職責範圍。”然後他停了一會兒，似乎剛剛想起了什麼事情。“竟然如此湊巧，”他說，“司法部長現在就在開普敦。你或許能夠見到他，我會設法找他的。”
然後，威廉士將軍給部長打電話，兩個人在電話上談了好大一陣子。放下電話之後，威廉士將軍轉身對我說：“部長說，‘把他帶到這裡來。’”幾分鐘後，我們坐著威廉士的轎車離開了他的住所，直奔部長在開普敦的住宅而去。安全保衛措施並不怎麼嚴格，只有另外一輛車與威廉士將軍的車隨行。這次會見安排得如此容易和迅速，這使我懷疑政府可能提前就對這次會晤作出了安排。他們是否提前作出安排並無關緊要，但是，這無疑是一次朝著和談邁出第一步的機會。
在他的官邸里，庫依茨熱情地歡迎我，我們在會客廳里那舒適的椅子上落了座。他由於沒有讓我有足夠的時間換掉囚服而表示抱歉。我與他談了三個小時，他那種機警老練和願意傾聽我的意見的態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提出了一些非常深刻並且切中要害的問題，這些問題說明，他對政府與非洲人國民大會之間在某些問題上的分歧十分熟悉。他問我，我們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才會停止武裝鬥爭？我講話是否能在整體上代表非洲人國民大會？我對新南非中少數民族在憲法保障方面有什麼打算？他所提的這些問題切入了政府與非洲人國民大會之間分歧的核心。
如同我對著名人士代表團所作的答覆一樣，我以同樣的方式對他提的問題也作了答覆。然後，我感到庫依茨希望得到某種答案。“下一步將怎麼辦？”他問。我告訴他，我要見國家總統和外交部部長皮克·博塔。庫依茨把我的要求記在他隨身的一個便箋上，然後說，他會通過正常渠道轉達我的要求。然後，我們相互握手告別，我被送回波爾斯穆爾監獄一樓的那個單身牢房。
第80節：與敵人對話(3)
我很受鼓舞。我感覺到，政府正急於打破國家面臨的僵局，並且他們現在開始相信，必須拋棄自己原來的立場。此時，我若明若暗地看到了和解的曙光。
對自己與庫依茨的這次會見，我沒有告訴任何人。我不希望在我與庫依茨的會見有任何結果之前就告訴別人。有時候，必須要等到某項政策既成事實之後，才能告訴自己的同事。我知道，一旦他們認真分析了形勢，我在波爾斯穆爾監獄和盧薩卡的同事都會支持我。但是，在情況開始有了轉機之後，反而又沒了音信。幾周過去了，然後幾個月又過去了，庫依茨沒給任何回話。於是，我在心灰意冷之中又給他寫了一封信。
98
即使是德克勒克成了總統，我仍然繼續在與秘密和談委員會接觸。憲法發展部部長格雷特·維爾強也加入了我們和談的行列，他是一個卓越的人物，擁有古典文學博士學位。當時，他的職責是把我們的討論納入憲法框架。我竭力要求政府用實際行動證明其美好的動機，並敦促政府釋放波爾斯穆爾和羅本島監獄的政治犯，以顯示其真正的誠意。在我告訴談判委員會必須無條件釋放我的同事的同時，我說，釋放他們以後，政府就可以看到，他們都是奉公守法之人。戈萬·姆貝基的行為已經顯示了這一點，他是在1987年被無條件釋放的。
1989年10月10日，德克勒克總統宣布將釋放瓦爾特·西蘇陸和七名我在羅本島上的同志，他們是：雷蒙德·穆拉巴、阿邁德·卡特拉達、安德魯·木蘭基尼、伊萊亞斯·莫佐樂迪、傑夫·馬塞莫拉、維爾頓·穆夸毅和奧斯卡·穆培塔。那天上午，瓦爾特、凱西、雷蒙德和安德魯來看望了我，他們仍然住在波爾斯穆爾，所以我能夠向他們告別。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但是我知道，我被釋放的日子也不會太遠了。五天之後，這些人就被從約翰內斯堡監獄釋放了。這是一個立即引起國內、國外稱讚的行動，我向德克勒克先生表示了我的感激之情。
但是，與由於瓦爾特和其他人的釋放使我產生的那種興奮之情相比，我的感激之情顯得有點兒蒼白。這是我們那麼多年一直渴望到來並為之戰鬥的一天。德克勒克實踐了他的諾言，人們被無條件地釋放了，他們可以以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名義發表講話了。顯然，對組織的取締也已經不再有效，這說明我們的長期鬥爭和我們堅持原則的決心是正確的。
德克勒克著手有步驟地拆除各種隔離制度的障礙，他宣布，南非海灘度假勝地向所有膚色的人開放，並聲明，《保留福利設施隔離法》將很快被廢除。1953年以來，這項一直被大家稱作“小隔離”的法律措施得到了加強，把公園、劇院、餐館、公共汽車、圖書館、廁所和其他公共設施都按照種族進行分離式管理。11月，他宣布解散“國家安全管理系統”。在當時，這是一個在P.W.博塔執政期間建立起來的專門對付反隔離力量的秘密機構。
威廉士是一個坦率的人，我們很快就進入了正題。我告訴他，我要見司法部部長科比·庫依茨。他問為什麼，我猶豫了一會兒，不想與一個監獄管理官員討論政治問題，但是，我還是坦率地作了回答：“我想見部長，以便提出在政府和非洲人國民大會之間舉行談判的問題。”
他想了一會兒，然後說：“曼德拉，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樣，我不是一個政客。我不能與你討論這個問題，因為這些問題超出了我的職責範圍。”然後他停了一會兒，似乎剛剛想起了什麼事情。“竟然如此湊巧，”他說，“司法部長現在就在開普敦。你或許能夠見到他，我會設法找他的。”
然後，威廉士將軍給部長打電話，兩個人在電話上談了好大一陣子。放下電話之後，威廉士將軍轉身對我說：“部長說，‘把他帶到這裡來。’”幾分鐘後，我們坐著威廉士的轎車離開了他的住所，直奔部長在開普敦的住宅而去。安全保衛措施並不怎麼嚴格，只有另外一輛車與威廉士將軍的車隨行。這次會見安排得如此容易和迅速，這使我懷疑政府可能提前就對這次會晤作出了安排。他們是否提前作出安排並無關緊要，但是，這無疑是一次朝著和談邁出第一步的機會。
在他的官邸里，庫依茨熱情地歡迎我，我們在會客廳里那舒適的椅子上落了座。他由於沒有讓我有足夠的時間換掉囚服而表示抱歉。我與他談了三個小時，他那種機警老練和願意傾聽我的意見的態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提出了一些非常深刻並且切中要害的問題，這些問題說明，他對政府與非洲人國民大會之間在某些問題上的分歧十分熟悉。他問我，我們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才會停止武裝鬥爭？我講話是否能在整體上代表非洲人國民大會？我對新南非中少數民族在憲法保障方面有什麼打算？他所提的這些問題切入了政府與非洲人國民大會之間分歧的核心。
如同我對著名人士代表團所作的答覆一樣，我以同樣的方式對他提的問題也作了答覆。然後，我感到庫依茨希望得到某種答案。“下一步將怎麼辦？”他問。我告訴他，我要見國家總統和外交部部長皮克·博塔。庫依茨把我的要求記在他隨身的一個便箋上，然後說，他會通過正常渠道轉達我的要求。然後，我們相互握手告別，我被送回波爾斯穆爾監獄一樓的那個單身牢房。
第80節：與敵人對話(3)
我很受鼓舞。我感覺到，政府正急於打破國家面臨的僵局，並且他們現在開始相信，必須拋棄自己原來的立場。此時，我若明若暗地看到了和解的曙光。
對自己與庫依茨的這次會見，我沒有告訴任何人。我不希望在我與庫依茨的會見有任何結果之前就告訴別人。有時候，必須要等到某項政策既成事實之後，才能告訴自己的同事。我知道，一旦他們認真分析了形勢，我在波爾斯穆爾監獄和盧薩卡的同事都會支持我。但是，在情況開始有了轉機之後，反而又沒了音信。幾周過去了，然後幾個月又過去了，庫依茨沒給任何回話。於是，我在心灰意冷之中又給他寫了一封信。
98
即使是德克勒克成了總統，我仍然繼續在與秘密和談委員會接觸。憲法發展部部長格雷特·維爾強也加入了我們和談的行列，他是一個卓越的人物，擁有古典文學博士學位。當時，他的職責是把我們的討論納入憲法框架。我竭力要求政府用實際行動證明其美好的動機，並敦促政府釋放波爾斯穆爾和羅本島監獄的政治犯，以顯示其真正的誠意。在我告訴談判委員會必須無條件釋放我的同事的同時，我說，釋放他們以後，政府就可以看到，他們都是奉公守法之人。戈萬·姆貝基的行為已經顯示了這一點，他是在1987年被無條件釋放的。
1989年10月10日，德克勒克總統宣布將釋放瓦爾特·西蘇陸和七名我在羅本島上的同志，他們是：雷蒙德·穆拉巴、阿邁德·卡特拉達、安德魯·木蘭基尼、伊萊亞斯·莫佐樂迪、傑夫·馬塞莫拉、維爾頓·穆夸毅和奧斯卡·穆培塔。那天上午，瓦爾特、凱西、雷蒙德和安德魯來看望了我，他們仍然住在波爾斯穆爾，所以我能夠向他們告別。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但是我知道，我被釋放的日子也不會太遠了。五天之後，這些人就被從約翰內斯堡監獄釋放了。這是一個立即引起國內、國外稱讚的行動，我向德克勒克先生表示了我的感激之情。
但是，與由於瓦爾特和其他人的釋放使我產生的那種興奮之情相比，我的感激之情顯得有點兒蒼白。這是我們那麼多年一直渴望到來並為之戰鬥的一天。德克勒克實踐了他的諾言，人們被無條件地釋放了，他們可以以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名義發表講話了。顯然，對組織的取締也已經不再有效，這說明我們的長期鬥爭和我們堅持原則的決心是正確的。
德克勒克著手有步驟地拆除各種隔離制度的障礙，他宣布，南非海灘度假勝地向所有膚色的人開放，並聲明，《保留福利設施隔離法》將很快被廢除。1953年以來，這項一直被大家稱作“小隔離”的法律措施得到了加強，把公園、劇院、餐館、公共汽車、圖書館、廁所和其他公共設施都按照種族進行分離式管理。11月，他宣布解散“國家安全管理系統”。在當時，這是一個在P.W.博塔執政期間建立起來的專門對付反隔離力量的秘密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