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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起了，鬼們！
事實上，人類作為萬物之靈，必定是“創造符號的動物”。只不過，我們民族創造的符號，天然地就有一種卓異的風格。它是實用的，卻又有藝術的品味和審美的意味。甲骨文樸拙勁挺，鐘鼎文雄健詭譎，石鼓文厚重恣肆。那裡面，有篳路藍縷的糙莽之氣，開天闢地的英雄之情，以及初生牛犢的沒心沒肺。從商到周，都如此。
這是一種“童年氣質”。
同樣的氣質也體現於青銅器，這是商人的拿手好戲。夏雖然有黃銅也有青銅，但商掌握的冶煉技術顯然水平更高，這才把夏人請下了T型台。因此他們的貓步，肯定走得銅光閃閃，鏗鏘有力，極盡炫耀之能事。
炫耀什麼？
英武、富有、權威。
承擔了這個任務的是兵器和禮器。兵器是殺人的，禮器則是嚇人的。所以他們的青銅禮器上，滿是妖魔精怪、牛鬼蛇神、魑魅魍魎，比如有頭無身的食人怪獸“饕餮”，一頭兩身的怪蛇“肥遺”，一隻腳的“夔”和兩隻角的“虬”，全都面目猙獰形象恐怖，不是“殺人不眨眼睛”，就是“吃人不吐骨頭”。
這是一種“獰厲的美”。[4]
是的，獰厲。但同時，又天真。如果說，面對仰韶文化的彩陶，我們呼吸到的是潮乎乎的生命氣息；那麼，殷商青銅禮器給人的感覺，則是殺氣騰騰又嬉皮笑臉。其中有粗野，有蠻橫，有霸氣，有威嚴，也有頑皮和搞笑，甚至“某種真實的稚氣”，因為那畢竟是我們民族童年的作品。
只不過，這個兒童堪稱“頑劣”。
這沒辦法。歷史從來就不會在脈脈溫情的牧歌中進展，反倒經常得踏著千萬具屍體前行。李澤厚的這個觀點，一點都不錯。
殷商文明，註定只能是“有虔秉鉞，如火烈烈”。[5]
他們後來葬身火海，也不奇怪。
天命玄鳥
商的這種氣質，不太像中國。
殷商的統治跟埃及一樣，也是“神權政治”。在中國歷史上，也只有商的王宮裡，會有那麼多“神職人員”。他們相當於埃及的祭司，叫“巫”。另一類高級知識分子，則叫“史”，也叫“士”。史，是管人事的；巫，是通鬼神的。巫和史，就構成了兩種文化系統和文化傳統——巫官文化和史官文化。
商周之分野，便在於此。
周是重史官的，商則重巫官。巫官的任務，是揣摩神意，預測凶吉。方法有兩個：龜與筮，也叫“占龜”與“祝筮”。筮，就是用筮糙占卜；龜，則是先在獸骨或龜甲上鑽眼，再放進火里燒，然後根據裂紋來解釋神意。這些解釋都要刻在獸骨或龜甲上，所以叫“甲骨文”。
但與埃及不同，商王並不為巫官另建神廟。他的神廟就是他的王宮，他自己則是最偉大的“與神溝通者”。標誌和象徵，就是青銅禮器。禮器屬於王，不屬於巫。因此，王宮所在地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祭祀中心。
這就把王權和神權統一起來了。同樣，在商人那裡，祖宗崇拜和鬼神崇拜也是統一的。因為在天上，最善於也最能夠與神祇溝通的，是商王的祖先；在地上，最善於也最能夠與祖先溝通的，則是商王自己。因此，不是祭司而是商王，或者說“時王”（在任商王），才與神祇之間有一種天然的契合。
是的，神契。
時王、先王、神祇之間的契合來自天賦，因為“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這是商族讚美詩《玄鳥》的第一句，講述了一個古老的神話：商的女性始祖“簡狄”在吃了一隻玄鳥蛋後，就懷孕生了他們的男性始祖“契”。這當然是“天意”，也意味著“神權”。於是，天命與神授，也統一起來了。
那麼，這隻神秘的玄鳥，又是什麼？
燕子。
是燕子嗎？是。郭沫若說是鳳凰，恐怕不對。就算是，也是燕子變的。因為玄鳥每年都要降臨人間一次，鳳凰則沒人見過。
玄鳥或燕子北歸，是在春天。春天是性愛的季節，也是商人性解放和性自由的時光。這時，除男性奴隸外，貴族、平民和女奴隸，都可以自由地來到玄鳥神廟，在神的面前盡情享受一夜情。當然，也可以多次和多人。
奇怪嗎？不奇怪。因為許多民族都有這樣的習俗，比如印度人和非洲人。目的，則是在一個短時期內回到原始時代，彌補婚姻對人性的壓抑，重溫遠古給性愛的自由。它甚至是古羅馬的一個固定節日，叫“沙特恩節”。[6]只不過，時間是在冬至，也沒有燕子或玄鳥。
這是性愛的“復活節”。
商人的“沙特恩節”不但復活了性愛的自由，也揭示了文化的密碼。它告訴我們，商族最早是以燕子為生殖崇拜象徵的。後來，它變成了圖騰。進入國家時代以後，又像埃及一樣，變成了神。
變成神的燕子，原本完全可以像荷魯斯那樣，繼續保持鳥的形象，因為它很可能就是伏羲手上那隻太陽神鳥。那麼，你是鷹，我是燕，大家都是太陽神，有什麼不可以？可惜，太陽崇拜是屬於夏文化的，商文化必須更高級。高級就得抽象。於是玄鳥就變成了一個抽象的神——“帝”或“上帝”。
天庭有“上帝”，是因為人間有“下帝”。下帝商王，是玄鳥的後代，上帝的寵兒，青銅禮器的主人。饕餮、肥遺、夔龍和虬龍，都為他保駕護航。
這樣的江山，雖非鐵打也是銅鑄，怎麼也說亡就亡了呢？
不能再胡鬧了
把殷商趕下歷史舞台的是周。
周人的氣質完全不同。
正如後世儒家所言，周人很可能是“文質彬彬”的。孔子就說“鬱郁乎文哉，吾從周”。相比較而言，夏則“朴而不文”，商則“盪而不靜”。[7]換句話說，夏質樸，商放蕩，周文雅。夏的時代畢竟原始，想華麗也華麗不了。意識形態更不成熟，只好聽天由命，甚至傻里呱唧。
那麼商呢？商人真的放蕩嗎？
放蕩。或者說，愛折騰。
商人確實喜歡折騰。張衡的《西京賦》就說“殷人屢遷，前八後五”，也就是商湯之前遷徙八次，商湯之後遷都五回。是的，這個民族有可能起源於河北易水流域，後來遷徙到渤海沿岸和山東半島。他們來到中原，跟當年的炎帝族一樣，也經過了萬里長征。只不過，炎帝是西戎，他們是東夷；炎帝的圖騰是獸（牛），他們的是禽（玄鳥）。但敢想敢幹，一樣。
這是一個富有想像力、創造力、探索精神、開拓精神甚至叛逆精神的民族。他們幾乎把所有的可能都嘗試了一遍，結果弄得自己一半像“中國”，一半像“外國”。比如神權政治，像埃及；等級觀念，像印度；制定法典，像巴比倫；商品經濟，像腓尼基；奴隸制度，像羅馬。根據卜辭的記載，他們甚至可能有羅馬那樣的角斗表演，讓淪為奴隸的戰俘自相殘殺，供商王和貴族觀賞。[8]
事實上，人類作為萬物之靈，必定是“創造符號的動物”。只不過，我們民族創造的符號，天然地就有一種卓異的風格。它是實用的，卻又有藝術的品味和審美的意味。甲骨文樸拙勁挺，鐘鼎文雄健詭譎，石鼓文厚重恣肆。那裡面，有篳路藍縷的糙莽之氣，開天闢地的英雄之情，以及初生牛犢的沒心沒肺。從商到周，都如此。
這是一種“童年氣質”。
同樣的氣質也體現於青銅器，這是商人的拿手好戲。夏雖然有黃銅也有青銅，但商掌握的冶煉技術顯然水平更高，這才把夏人請下了T型台。因此他們的貓步，肯定走得銅光閃閃，鏗鏘有力，極盡炫耀之能事。
炫耀什麼？
英武、富有、權威。
承擔了這個任務的是兵器和禮器。兵器是殺人的，禮器則是嚇人的。所以他們的青銅禮器上，滿是妖魔精怪、牛鬼蛇神、魑魅魍魎，比如有頭無身的食人怪獸“饕餮”，一頭兩身的怪蛇“肥遺”，一隻腳的“夔”和兩隻角的“虬”，全都面目猙獰形象恐怖，不是“殺人不眨眼睛”，就是“吃人不吐骨頭”。
這是一種“獰厲的美”。[4]
是的，獰厲。但同時，又天真。如果說，面對仰韶文化的彩陶，我們呼吸到的是潮乎乎的生命氣息；那麼，殷商青銅禮器給人的感覺，則是殺氣騰騰又嬉皮笑臉。其中有粗野，有蠻橫，有霸氣，有威嚴，也有頑皮和搞笑，甚至“某種真實的稚氣”，因為那畢竟是我們民族童年的作品。
只不過，這個兒童堪稱“頑劣”。
這沒辦法。歷史從來就不會在脈脈溫情的牧歌中進展，反倒經常得踏著千萬具屍體前行。李澤厚的這個觀點，一點都不錯。
殷商文明，註定只能是“有虔秉鉞，如火烈烈”。[5]
他們後來葬身火海，也不奇怪。
天命玄鳥
商的這種氣質，不太像中國。
殷商的統治跟埃及一樣，也是“神權政治”。在中國歷史上，也只有商的王宮裡，會有那麼多“神職人員”。他們相當於埃及的祭司，叫“巫”。另一類高級知識分子，則叫“史”，也叫“士”。史，是管人事的；巫，是通鬼神的。巫和史，就構成了兩種文化系統和文化傳統——巫官文化和史官文化。
商周之分野，便在於此。
周是重史官的，商則重巫官。巫官的任務，是揣摩神意，預測凶吉。方法有兩個：龜與筮，也叫“占龜”與“祝筮”。筮，就是用筮糙占卜；龜，則是先在獸骨或龜甲上鑽眼，再放進火里燒，然後根據裂紋來解釋神意。這些解釋都要刻在獸骨或龜甲上，所以叫“甲骨文”。
但與埃及不同，商王並不為巫官另建神廟。他的神廟就是他的王宮，他自己則是最偉大的“與神溝通者”。標誌和象徵，就是青銅禮器。禮器屬於王，不屬於巫。因此，王宮所在地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祭祀中心。
這就把王權和神權統一起來了。同樣，在商人那裡，祖宗崇拜和鬼神崇拜也是統一的。因為在天上，最善於也最能夠與神祇溝通的，是商王的祖先；在地上，最善於也最能夠與祖先溝通的，則是商王自己。因此，不是祭司而是商王，或者說“時王”（在任商王），才與神祇之間有一種天然的契合。
是的，神契。
時王、先王、神祇之間的契合來自天賦，因為“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這是商族讚美詩《玄鳥》的第一句，講述了一個古老的神話：商的女性始祖“簡狄”在吃了一隻玄鳥蛋後，就懷孕生了他們的男性始祖“契”。這當然是“天意”，也意味著“神權”。於是，天命與神授，也統一起來了。
那麼，這隻神秘的玄鳥，又是什麼？
燕子。
是燕子嗎？是。郭沫若說是鳳凰，恐怕不對。就算是，也是燕子變的。因為玄鳥每年都要降臨人間一次，鳳凰則沒人見過。
玄鳥或燕子北歸，是在春天。春天是性愛的季節，也是商人性解放和性自由的時光。這時，除男性奴隸外，貴族、平民和女奴隸，都可以自由地來到玄鳥神廟，在神的面前盡情享受一夜情。當然，也可以多次和多人。
奇怪嗎？不奇怪。因為許多民族都有這樣的習俗，比如印度人和非洲人。目的，則是在一個短時期內回到原始時代，彌補婚姻對人性的壓抑，重溫遠古給性愛的自由。它甚至是古羅馬的一個固定節日，叫“沙特恩節”。[6]只不過，時間是在冬至，也沒有燕子或玄鳥。
這是性愛的“復活節”。
商人的“沙特恩節”不但復活了性愛的自由，也揭示了文化的密碼。它告訴我們，商族最早是以燕子為生殖崇拜象徵的。後來，它變成了圖騰。進入國家時代以後，又像埃及一樣，變成了神。
變成神的燕子，原本完全可以像荷魯斯那樣，繼續保持鳥的形象，因為它很可能就是伏羲手上那隻太陽神鳥。那麼，你是鷹，我是燕，大家都是太陽神，有什麼不可以？可惜，太陽崇拜是屬於夏文化的，商文化必須更高級。高級就得抽象。於是玄鳥就變成了一個抽象的神——“帝”或“上帝”。
天庭有“上帝”，是因為人間有“下帝”。下帝商王，是玄鳥的後代，上帝的寵兒，青銅禮器的主人。饕餮、肥遺、夔龍和虬龍，都為他保駕護航。
這樣的江山，雖非鐵打也是銅鑄，怎麼也說亡就亡了呢？
不能再胡鬧了
把殷商趕下歷史舞台的是周。
周人的氣質完全不同。
正如後世儒家所言，周人很可能是“文質彬彬”的。孔子就說“鬱郁乎文哉，吾從周”。相比較而言，夏則“朴而不文”，商則“盪而不靜”。[7]換句話說，夏質樸，商放蕩，周文雅。夏的時代畢竟原始，想華麗也華麗不了。意識形態更不成熟，只好聽天由命，甚至傻里呱唧。
那麼商呢？商人真的放蕩嗎？
放蕩。或者說，愛折騰。
商人確實喜歡折騰。張衡的《西京賦》就說“殷人屢遷，前八後五”，也就是商湯之前遷徙八次，商湯之後遷都五回。是的，這個民族有可能起源於河北易水流域，後來遷徙到渤海沿岸和山東半島。他們來到中原，跟當年的炎帝族一樣，也經過了萬里長征。只不過，炎帝是西戎，他們是東夷；炎帝的圖騰是獸（牛），他們的是禽（玄鳥）。但敢想敢幹，一樣。
這是一個富有想像力、創造力、探索精神、開拓精神甚至叛逆精神的民族。他們幾乎把所有的可能都嘗試了一遍，結果弄得自己一半像“中國”，一半像“外國”。比如神權政治，像埃及；等級觀念，像印度；制定法典，像巴比倫；商品經濟，像腓尼基；奴隸制度，像羅馬。根據卜辭的記載，他們甚至可能有羅馬那樣的角斗表演，讓淪為奴隸的戰俘自相殘殺，供商王和貴族觀賞。[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