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頁
在我的語文課本的空白處於是留下了這樣一句怪話：“誰察你你就乖”。
有人解釋唐代李廓的《上令狐舍人》詩：“宿客嫌吟苦，乖童恨睡遲。”說“乖”字是聰明機靈甚至馴服的意思，我不認為乖字有這麼早就變乖。就各種文獻資料比對，起碼到了王實甫的《西廂記》里，“乖性兒”指的還是壞脾氣呢。此外，在元人的戲曲之中，表示機靈的“乖覺”這樣的字眼才剛剛誕生。馮夢龍形容愛人為“乖親”，也是明朝的事了。
這個字之所以到了近代會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我認為是從一代又一代的父母對孩子的“悖離”、“違背”之無奈嘆息而來。當父母抱著好容易鬧睡的孩子嘆說“真是乖（壞的意思）啊！”的時候，其實是充滿了疲累、怨懟和無奈的。然而，孩子畢竟還是睡著了，不是嗎？抱怨的意義也就變得令人迷惑了。
張容對他媽媽最新的承諾是這樣的：“到母親節那一天，我會表現得乖一點。”
他妹妹及時察覺這話很不尋常，且牽涉到她的權益，馬上嚴肅地問她哥：“我也需要這樣嗎？”
第16節：公雞緩臭屁（1）
7 公雞緩臭屁
“增加文言文的教材比例”似乎變成了家長們對於台灣十年教改之不耐所祭出的一枚翻天印。望重士林文苑的教授先生們異口同聲地說：惟有增加文言文教材比例，才能有效提高學生們的語文競爭力和審美能力。
這事可不能人云亦云，而且說穿了會尷尬死人的。試問，哪一位教授或者作家能挺身而出，拿自己“文言文讀得夠多了”當範例，以證明提高文言文比例是一樁刻不容緩的盛舉呢？或者反過來說，這些教授作家們是要把大半生的成就當做反面教材，認定自己就是因為文言文讀得不夠，才寫到今天這個地步來的嗎？
正因為每個人的寫作成就不同——像我就認為同在支持提高文言文比例之列的余光中和張曉風兩位，根本不是一個等級的作家，而李家同與文學的距離恐怕比我與慈善事業的距離還要遠一點——這樣把古典語文教育當群眾運動來鼓吹，不是寬估了自己作為一個作家的專業論述價值，就是高估了自己作為一個公共人物的影響力，或者，根本低估了語文教育的複雜性。
語文教育不是一種單純的溝通技術教育，也不只是一種孤立的審美教育，它是整體生活文化的一個總反應。我們能夠有多少工具、多少能力、多少方法去反省和解釋我們的生活，我們就能夠維持多麼豐富、深厚以及有創意的語文教育。一旦反對教育部政策的人士用教育部長的名字耍八十年前在胡適之身上耍過的口水玩笑，除了顯示支持文言文教材比例之士已經詞窮之外，恐怕只顯示了他們和他們所要打倒的對手一樣粗暴、一樣媚俗、一樣沒教養。
“笨蛋！問題是經濟。”的確是選舉語言，柯林頓一語點破了對手執政的困境，不是因為這是一句鄙俗的話，而是它喚起了或挑破了美國公民確實的生活感受。我們可以同樣拿這話當套子跟主張提高（或降低）文言文教材的人說：“笨蛋！問題是怎麼教。”有些時候，那種執意在課堂上強調、灌輸、醞釀、浸潤的玩意兒，未必真能得到什麼效果。
我女兒念過兩個幼兒園，課堂上居然都教唐詩，不但教背，還教吟；不但吟，還要用方言吟；不但小班的妹妹學會了，她還教給了念一年級的哥哥。我自己為了進修認字，偶爾寫些舊體詩，可是就怕我枯燥的解說挫折了孩子們對於古典的興趣，所以從來不敢帶著孩子讀詩。有一回我兒子問我：“你寫的平平仄仄平是不是就是妹妹唱的唐詩？”我想了半天，答稱：“不是的，差得很遠。”
第17節：公雞緩臭屁（2）
“那你能不能寫點好玩的？”他說，“像妹妹唱的一樣好玩？”
接著兄妹倆來了一句：“公——雞——緩——臭、屁！”
直到他們同聲吟完了整首詩，我才知道，那是《登鸛鵲樓》：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我趁機解釋：“依”字和“入”字是動詞，在前兩句第三個字的位置。可是到了三、四句，動詞跑到每句的第二個字“窮”和“上”了，是不是有上了一層樓的感覺呀？
他們一點兒興趣都沒有，只反覆朗誦念著他們覺得好玩兒極了的一句，並且放聲大笑：“公——雞——緩——臭、屁！”
那是閩南語，意思是：“王之渙作品”。孩子們不要詩，他們要笑。你不能讓他們笑，就不要給他們詩。詩，等他們老了，就回味過來了。我覺得幼兒園教對了，也並非因為那是“王之渙作品”，而是因為孩子們自己發現的“公雞緩臭屁”。
第18節：城狐社鼠
8 城狐社鼠
有一天我練習毛筆字，想著當日的政治新聞，不覺寫下“城狐社鼠”的字樣，就順便指給孩子們看這成語裡的兩種動物。不是為了教他們什麼，而是我喜歡看他們從字里尋找實物特徵的模樣。然而說到孩子們寫字，是會引人嘆氣的——
一個七歲的孩子能把字寫得多麼好？我所見者不多，就不能說了。但是相對而言，一個七歲的孩子能把字寫得多麼糟？我可是天天都在見識著的。有一回我實在忍不住，跟張容說：“你寫的字，我真看不下去。”
他立刻回答：“我知道啊。”
“你是怎麼知道的呢？”
“老師也是這樣說的。”
他的老師頭一次撕他的作業本子的時候，我非常不諒解。擔心這對他的信心會有很大的傷害——雖然直到此刻，我還不能確認那樣一把撕掉好幾張作業紙會是完全無害的——但是我相信另一端的論理更糟，而且偽善。一位知名的科學研究工作者兼科普作品翻譯者曾經發表了一篇文章，大意是說，沒有必要逼著孩子把字寫好。她的理由很多，其中之一是“反正現在連手機按鍵都能輸入中文了，何必還堅持手寫文字呢？”
我之所以能拜讀到她這種怪論，恰恰同撕作業本事件有關。當我向學校反映“老師不該撕學生本子”之後，學校教學輔導單位大概也覺得應該有另類的教學作為或想法來跟個別的老師溝通，於是發下了這樣一篇文字，讓老師和家長都參考參考。可是當我讀完了這篇大作之後，反而嚇得手腳發軟了起來——直想在第一時間向我原先抗議的那位導師道歉。更不期然頂著科學研究之名的學者，對於教育鬆綁的實踐，竟然已經到了這樣令人髮指的地步！
這讓我想起來同一個邏輯之下的另一批人：人本教育基金會算是指標了，他們當道了這麼些年，所搞的那一套，說穿了就是“不作為的隨機應變”。這樣的教育工作者先凝聚一批彼此也摸不清教育手段究竟伊於胡底的“清流”，大伙兒殊途同歸地修理各式各樣具有強制訓練性質的教育傳統和策略，反正打著“不打孩子”的大旗，就像是取得了進步潮流的尚方劍。如此，這批人士結合了種種具有時髦政治正確性的社會運動者，推廣著一套大人發懶、小孩發呆的野放教育哲學，“森林小學”因之而流行了一整個學習世代，大約不能說沒有發跡。
有人解釋唐代李廓的《上令狐舍人》詩：“宿客嫌吟苦，乖童恨睡遲。”說“乖”字是聰明機靈甚至馴服的意思，我不認為乖字有這麼早就變乖。就各種文獻資料比對，起碼到了王實甫的《西廂記》里，“乖性兒”指的還是壞脾氣呢。此外，在元人的戲曲之中，表示機靈的“乖覺”這樣的字眼才剛剛誕生。馮夢龍形容愛人為“乖親”，也是明朝的事了。
這個字之所以到了近代會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我認為是從一代又一代的父母對孩子的“悖離”、“違背”之無奈嘆息而來。當父母抱著好容易鬧睡的孩子嘆說“真是乖（壞的意思）啊！”的時候，其實是充滿了疲累、怨懟和無奈的。然而，孩子畢竟還是睡著了，不是嗎？抱怨的意義也就變得令人迷惑了。
張容對他媽媽最新的承諾是這樣的：“到母親節那一天，我會表現得乖一點。”
他妹妹及時察覺這話很不尋常，且牽涉到她的權益，馬上嚴肅地問她哥：“我也需要這樣嗎？”
第16節：公雞緩臭屁（1）
7 公雞緩臭屁
“增加文言文的教材比例”似乎變成了家長們對於台灣十年教改之不耐所祭出的一枚翻天印。望重士林文苑的教授先生們異口同聲地說：惟有增加文言文教材比例，才能有效提高學生們的語文競爭力和審美能力。
這事可不能人云亦云，而且說穿了會尷尬死人的。試問，哪一位教授或者作家能挺身而出，拿自己“文言文讀得夠多了”當範例，以證明提高文言文比例是一樁刻不容緩的盛舉呢？或者反過來說，這些教授作家們是要把大半生的成就當做反面教材，認定自己就是因為文言文讀得不夠，才寫到今天這個地步來的嗎？
正因為每個人的寫作成就不同——像我就認為同在支持提高文言文比例之列的余光中和張曉風兩位，根本不是一個等級的作家，而李家同與文學的距離恐怕比我與慈善事業的距離還要遠一點——這樣把古典語文教育當群眾運動來鼓吹，不是寬估了自己作為一個作家的專業論述價值，就是高估了自己作為一個公共人物的影響力，或者，根本低估了語文教育的複雜性。
語文教育不是一種單純的溝通技術教育，也不只是一種孤立的審美教育，它是整體生活文化的一個總反應。我們能夠有多少工具、多少能力、多少方法去反省和解釋我們的生活，我們就能夠維持多麼豐富、深厚以及有創意的語文教育。一旦反對教育部政策的人士用教育部長的名字耍八十年前在胡適之身上耍過的口水玩笑，除了顯示支持文言文教材比例之士已經詞窮之外，恐怕只顯示了他們和他們所要打倒的對手一樣粗暴、一樣媚俗、一樣沒教養。
“笨蛋！問題是經濟。”的確是選舉語言，柯林頓一語點破了對手執政的困境，不是因為這是一句鄙俗的話，而是它喚起了或挑破了美國公民確實的生活感受。我們可以同樣拿這話當套子跟主張提高（或降低）文言文教材的人說：“笨蛋！問題是怎麼教。”有些時候，那種執意在課堂上強調、灌輸、醞釀、浸潤的玩意兒，未必真能得到什麼效果。
我女兒念過兩個幼兒園，課堂上居然都教唐詩，不但教背，還教吟；不但吟，還要用方言吟；不但小班的妹妹學會了，她還教給了念一年級的哥哥。我自己為了進修認字，偶爾寫些舊體詩，可是就怕我枯燥的解說挫折了孩子們對於古典的興趣，所以從來不敢帶著孩子讀詩。有一回我兒子問我：“你寫的平平仄仄平是不是就是妹妹唱的唐詩？”我想了半天，答稱：“不是的，差得很遠。”
第17節：公雞緩臭屁（2）
“那你能不能寫點好玩的？”他說，“像妹妹唱的一樣好玩？”
接著兄妹倆來了一句：“公——雞——緩——臭、屁！”
直到他們同聲吟完了整首詩，我才知道，那是《登鸛鵲樓》：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我趁機解釋：“依”字和“入”字是動詞，在前兩句第三個字的位置。可是到了三、四句，動詞跑到每句的第二個字“窮”和“上”了，是不是有上了一層樓的感覺呀？
他們一點兒興趣都沒有，只反覆朗誦念著他們覺得好玩兒極了的一句，並且放聲大笑：“公——雞——緩——臭、屁！”
那是閩南語，意思是：“王之渙作品”。孩子們不要詩，他們要笑。你不能讓他們笑，就不要給他們詩。詩，等他們老了，就回味過來了。我覺得幼兒園教對了，也並非因為那是“王之渙作品”，而是因為孩子們自己發現的“公雞緩臭屁”。
第18節：城狐社鼠
8 城狐社鼠
有一天我練習毛筆字，想著當日的政治新聞，不覺寫下“城狐社鼠”的字樣，就順便指給孩子們看這成語裡的兩種動物。不是為了教他們什麼，而是我喜歡看他們從字里尋找實物特徵的模樣。然而說到孩子們寫字，是會引人嘆氣的——
一個七歲的孩子能把字寫得多麼好？我所見者不多，就不能說了。但是相對而言，一個七歲的孩子能把字寫得多麼糟？我可是天天都在見識著的。有一回我實在忍不住，跟張容說：“你寫的字，我真看不下去。”
他立刻回答：“我知道啊。”
“你是怎麼知道的呢？”
“老師也是這樣說的。”
他的老師頭一次撕他的作業本子的時候，我非常不諒解。擔心這對他的信心會有很大的傷害——雖然直到此刻，我還不能確認那樣一把撕掉好幾張作業紙會是完全無害的——但是我相信另一端的論理更糟，而且偽善。一位知名的科學研究工作者兼科普作品翻譯者曾經發表了一篇文章，大意是說，沒有必要逼著孩子把字寫好。她的理由很多，其中之一是“反正現在連手機按鍵都能輸入中文了，何必還堅持手寫文字呢？”
我之所以能拜讀到她這種怪論，恰恰同撕作業本事件有關。當我向學校反映“老師不該撕學生本子”之後，學校教學輔導單位大概也覺得應該有另類的教學作為或想法來跟個別的老師溝通，於是發下了這樣一篇文字，讓老師和家長都參考參考。可是當我讀完了這篇大作之後，反而嚇得手腳發軟了起來——直想在第一時間向我原先抗議的那位導師道歉。更不期然頂著科學研究之名的學者，對於教育鬆綁的實踐，竟然已經到了這樣令人髮指的地步！
這讓我想起來同一個邏輯之下的另一批人：人本教育基金會算是指標了，他們當道了這麼些年，所搞的那一套，說穿了就是“不作為的隨機應變”。這樣的教育工作者先凝聚一批彼此也摸不清教育手段究竟伊於胡底的“清流”，大伙兒殊途同歸地修理各式各樣具有強制訓練性質的教育傳統和策略，反正打著“不打孩子”的大旗，就像是取得了進步潮流的尚方劍。如此，這批人士結合了種種具有時髦政治正確性的社會運動者，推廣著一套大人發懶、小孩發呆的野放教育哲學，“森林小學”因之而流行了一整個學習世代，大約不能說沒有發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