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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提起,並且說以最有機會聽錄先生談話的許廣平女士寫作最適宜。先生的回信,卻是這樣的謙虛:4我是不寫自傳也不熱心於別人給我作傳

  的。因為一生太平凡,倘使這樣的也可做傳,那麼,中國一下子可以有四萬萬部傳記,真將塞破圖書館。我有許多小小的想法和言語,時時隨風而逝,固然似乎可惜,但其實,亦不過小事情而已。,',

  一九三七年:四月,魯迅的散文集《夜記》出版。六月,《魯迅書簡》影印本出版。

  七月,《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續編》,《且介亭雜文末編》出版。

  一九三八年:六月,魯迅紀念委員會刊行《魯迅全集》(二十卷)。同月,《譯叢補》,《藥用植物》,《漢文學史綱要》,《集外集拾遺》,《山民牧唱》,《嵇康集》,《古小說鉤沉》等遺稿出版。

  一九四一年,一月,《魯迅三十年集》出版。

  十二月,許廣平被日軍逮捕,押囚日本憲兵隊,翌年三月釋放。《魯迅日

  記》被押收,一九二二年八月遺失一冊。

  一九四二年,四月,周母魯太夫人(瑞)逝世。

  一九四六年,十月,《魯迅書簡》出版。同月,《魯迅全集補選》出版。

  魯迅評傳

  十一、魯迅研究述評

  這部年譜,編次既終了 ;筆者還想添一點尾聲;把近年來的魯迅研究作綜合的評述,或許對於了解魯迅的思想,不無小小的幫助。

  魯迅的作品,一直有人在那兒做分析研究。但是,明顯地擺在我們面前,究竟魯迅的思想,是不是也有矛盾的地方?對於這些矛盾的觀點,我們該如何交代?前些日子,筆者也曾把他們所講演的《文藝與政治的歧路》,特別提出來,寫了一篇後記,因為魯迅強調文藝與現實政治無法協調,不僅是那一回講演這麼說的,其他若干雜文也說到這一點。他說:"文藝和政治不斷地衝突;政治想維繫現狀使它統一,文藝催促社會進化使它漸漸分離;文藝雖使社會分裂,但是社會這樣才進歩起來。文藝既然是政治家們眼中釘,那就不免被擠出去。……文學家生前大概不能得到社會的同情,潦倒地過了 一生,直到死後四五十年,才為社會所認識,大家大鬧起來。政治家因此更厭惡文學家,以為文學家早就種下大禍根了。"①這些話,放在歷史上去看,不能說是不正確的。然而一定要替他說轉來,那就更糟了。一個人的思想,本來容許有若干限度的矛盾,即使是聖人,也是不斷地矛盾的;何況,魯迅並不以聖人自許的。

  魯迅的思想,本來是兼容托爾斯泰的泛愛主義與尼釆的超人學說的,上文巳經提到過了;後來,他又在超人學說與馬克思社會主義之間,兼收並容。作為他自己的思想體系,本來是合理的,可能的。一定要用甲的尺度來剪去乙的成分,這就不成其為魯迅了。許壽裳氏說:"魯迅之所以偉大,究竟本原何在,依我看,就在他的冷靜和熱烈,雙方都徹底。"冷靜則氣宇深穩,明察萬物;熱烈則中心博愛,自任以天下之重。其實這二者是交相為用的。經過熱烈的冷靜,才是真冷靜,也就是智;經過冷靜的熱烈,才是真熱烈,也就是仁。魯迅是仁智雙修的人。這話本來說得很好,很對,但王士菁卻說:"這裡的評論,並不恰當。魯迅的作品之所以偉大的根本原因,是在於它密切地和革命相結合。即:為著黨或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偉大的歷史任務而鬥爭,並且光輝地發揮了它的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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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魯迅文集》第7卷,第114、1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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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所謂'仁,、'智V冷靜,、6熱烈,等等,並不能說明問題的實質。"王士菁

  實在不了解魯迅,這一種教條式的說法,反而空洞了。

  許多研究魯迅思想和作品的,都提到馮雪峰的《回憶魯迅》;筆者和雪峰雖

  是先後同學,我對他的了解並不很深,正如他對我並不了解一樣。他對於魯迅

  的了解究竟怎麼樣?我們且看他自己的近記。他說,他在一個名叫《無軌列車》

  上,發表過一篇題名《革命與知識》的文章。也是關於一九二八年初創造社和魯

  迅的論爭的。他說:"我翻譯過蘇聯的文藝政策,我很受這本書的影響。舉例說,其中有對於宗派主義的正確的批評,因此我就有根據,敢於指出那時創造社

  的相類似的宗派主義的存在,這是我受的好的影響。但其中也收錄了討論文藝政策的會議的發言記錄,在發言記錄中,就有幾個機械論者和機會主義者的不少言論,我也同樣受了影響了;例如我也機械地把魯迅先生派定為所謂'同路人',就是受的當時蘇聯幾個機械論者的理論的影響。這幾個機械論者後來在蘇聯是被批判和清箅了,可是他們就曾經對高爾基有過輕率和錯誤的認識,也曾經把高爾基看成為同路人的。我重讀了魯迅先生的幾種作品之後,雖然還不能完全理解自己的機械論的錯誤(這也就是我們後來被清算的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的錯誤),但也已經覺得在那篇文章中,我完全沒有認識魯迅先生的戰鬥與工作的巨大的革命價值,這是我的錯誤的主要所在。所以我已經開始明白'我那文章雖然批評了創造社,並且替魯迅先生辯護;然而我只是消極地辯護,卻並沒有真的認識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於是也沒有認識魯迅先生對革命的作用,。我的錯誤,在基本上是和那時創造社相同的,因為那時創造社打擊魯迅先生最

  根本的原因,還是沒有認識魯迅先生的革命價值。不同的,只在於創造社是攻

  擊魯迅先生,說他'不革命,,甚至反革命。我則替魯迅先生辯護,說他只是不革

  命,但對革命卻是無害的。而創造社攻擊他,這是創造社的宗派主義,如此而已。

  我並沒有明確地承認魯迅先生對於革命的積極作用和價值,同時也沒有提出應該如何團結他的建議。"我這麼整段地引用了馮氏的話,我覺得馮氏本來的話並沒有

  說錯,魯迅本來只是同路人,並不一定要派他是革命的積極分子的,而一個同路人

  對於推動社會進步的效果,也不一定在一個積極^之下的。倒是他認為自己說

  錯了的一番話,可能是真的1 兌錯了。這也是一種教條主義的錯誤。

  馮氏又說:"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之間,我在北京過那時所謂的流浪

  生活,曾經走進北京大學的教室聽過幾次魯迅先生的課。我得了一些印象,又

  魯迅評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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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別人那裡聽來了 一些,我判斷他是一個很矛盾的人。我在心裡曾經這樣地說他:魯迅,確實非常熱情,然而也確實有些所謂冷得可怕呵。我看見他號召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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