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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1937年史沫特萊經歷的故事。
在1944年，來到這裡的外國記者，再次從舞會、從與中共領導人輕鬆的交往中感受著延安與重慶完全不同的生活。
斯坦在他完成延安之行後寫作的《紅色中國的挑戰》一書中，這樣寫他的見聞和感受:
延安之活潑自然的氣氛，和那些快樂的、熱情的、講求實際的八路軍士兵，似乎迷住了每個美軍官兵。他們對共產黨簡單的、質樸的款待由衷地感到高興:那些不落俗套的晚餐會，會上著名的中國將軍們和他們的妻子同年輕的美軍尉官和軍士們坐在一起，聽他們談到他們的國家和在美國的家庭;將軍的妻子們穿著棉布制服和布褲子，沒有口紅，沒有社交的姿態，但是是快樂的，女子氣的;那些穀倉般的禮堂里演戲時擠滿了活躍的觀眾;特別是每星期六晚上舉行鄉村風味的舞會，每逢那時所有人，黨的主席毛澤東和總司令朱德，大學和工廠里的男女孩子們，八路軍士兵，當然還有習以為常的美國人，大家都來扭令人喘不過氣來的秧歌舞，跳華爾茲和狐步舞。這時的舞會，是在楊家嶺的大禮堂舉行。
美國新聞處的費希爾訪問過延安。他說從未見過這樣的事，負責重慶到延安飛行的飛機乘務員，都把延安之行看做一次興奮的經歷，一種僅次於回家的喜悅。
“天哪!跟那邊多麼不同呀!”這些外國人經常這麼說，同時聯想起了重慶地區禁止跳舞的新生活運動，以及那裡令人沮喪的氣氛。
1943-1949年第45節 延安的天空(3)
4
貝特蘭這個因報導西安事變而聞名的記者，在延安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他說，外國記者中，不同的人在中共領導人中，有著各自偏愛的對象。斯諾偏愛的是毛澤東，史沫特萊偏愛的是朱德，海倫偏愛的是那些延安的女革命家們，而他偏愛的是賀龍。貝特蘭沒有提到周恩來，因為佩服他、崇拜他的遠非一個外國記者。作為在重慶專門與外國記者打交道的人，周在他們中間有著很高的聲譽。
走在陝北的外國記者們，用他們的眼睛觀察注視著中共領袖們。
斯諾最早向世界成功地描寫出毛澤東的形象，為了讓美國讀者容易接受，他甚至用美國人家喻戶曉的偉人林肯來作比喻:
在我看來，毛澤東是一個令人極感興趣而複雜的人。他有著中國農民的質樸純真的性格，頗有幽默感，喜歡憨笑。甚至在說到自己的時候和蘇維埃的缺點的時候他也笑得厲害——但是這種孩子氣的笑，絲毫也不會動搖他內心對他所追求目標的信念。他說話平易，生活簡樸，有些人可能以為他有點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質樸的奇怪品質同銳利的機智和老練的世故結合了起來。
史沫特萊第一次見到朱德的場面，平淡卻又生動:
一個身材短小而健壯，穿著藍布制服的軍人從點著一支蠟燭的桌旁站起來。於是我見到了多年來我在寫文章時一再提到的那個朱德。果然，他看上去就像是紅軍的父親。他早已年過半百，皺紋很深的面孔和藹可親。他厚厚的嘴唇這時咧出一個寬闊的表示歡迎的笑，並向我伸出了雙手。我摟住他的脖頸，吻了他的雙頰。
未能訪問延安，但作為美國新聞處的記者佩克，卻在他的筆下記敘了親眼看到的周恩來的機智和老到。
那是在美國著名記者希恩訪問重慶時。1927年希恩在中國曾目睹了大革命的潮起潮落，他在1934年出版的《個人歷史》，影響著新的一代記者如白修德、索爾茲伯里這樣的人物。希恩來到重慶，由何應欽設宴招待，應邀出席的不僅有國民黨方面的要員，還有各界人士，如著名的天主教主教于斌，中共駐重慶辦事處主任周恩來也出席宴會。
佩克記敘了宴會上的精彩片段:
宴會上，希恩和于斌針鋒相對。希恩指出天主教徒是一股反動勢力，于斌則對此置之不理。人們都知道，中國最有名的兩種烈性酒是茅台和玫瑰露，前者產於何應欽的家鄉貴州省，後者產於陝西省。談話轉向討論南方烈性酒和北方烈性酒哪一種更好。這時周恩來插話說:“啊，這個問題我最有發言權，因為我曾親自下令將這兩座酒廠燒成平地。”這句話的含義是，共產黨能到達任何一個省的心臟部位，包括何應欽的家鄉貴州省。這一評論顯然使何應欽不快。周看來有些惡作劇。
1944年來到延安的斯坦，對聶榮臻留下深刻印象:
聶榮臻將軍身高體瘦，看上去比他的四十六歲這個年紀要年輕些。他穿著與普通士兵一般的棉布制服，比我在延安見到的任何人都穿得整齊。他那長型的顯得機智的臉，像他整個人一樣，顯示出不平凡的毅力、紀律性和氣魄。但是他非常有人情味，謙虛，很幽默。
5
晴爽的天空，交談，部隊戰鬥力，舞會，領袖們的個人魅力，所有這一切，在來到延安的記者們眼前，呈現出一個多彩的新世界。
幾個月後，負責給美國國務院提交外國記者團延安之行分析報告的佩克，見到了回到重慶的斯坦一行人。
我和這批記者中的幾個交談過，我發現了他們受到了深刻的震動。他們看到了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差異是那樣巨大和鮮明，以致沒有任何方法能夠防止一場內戰的爆發，而在這場內戰中，最有希望獲勝的是共產黨人。
在1944年，來到這裡的外國記者，再次從舞會、從與中共領導人輕鬆的交往中感受著延安與重慶完全不同的生活。
斯坦在他完成延安之行後寫作的《紅色中國的挑戰》一書中，這樣寫他的見聞和感受:
延安之活潑自然的氣氛，和那些快樂的、熱情的、講求實際的八路軍士兵，似乎迷住了每個美軍官兵。他們對共產黨簡單的、質樸的款待由衷地感到高興:那些不落俗套的晚餐會，會上著名的中國將軍們和他們的妻子同年輕的美軍尉官和軍士們坐在一起，聽他們談到他們的國家和在美國的家庭;將軍的妻子們穿著棉布制服和布褲子，沒有口紅，沒有社交的姿態，但是是快樂的，女子氣的;那些穀倉般的禮堂里演戲時擠滿了活躍的觀眾;特別是每星期六晚上舉行鄉村風味的舞會，每逢那時所有人，黨的主席毛澤東和總司令朱德，大學和工廠里的男女孩子們，八路軍士兵，當然還有習以為常的美國人，大家都來扭令人喘不過氣來的秧歌舞，跳華爾茲和狐步舞。這時的舞會，是在楊家嶺的大禮堂舉行。
美國新聞處的費希爾訪問過延安。他說從未見過這樣的事，負責重慶到延安飛行的飛機乘務員，都把延安之行看做一次興奮的經歷，一種僅次於回家的喜悅。
“天哪!跟那邊多麼不同呀!”這些外國人經常這麼說，同時聯想起了重慶地區禁止跳舞的新生活運動，以及那裡令人沮喪的氣氛。
1943-1949年第45節 延安的天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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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特蘭這個因報導西安事變而聞名的記者，在延安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他說，外國記者中，不同的人在中共領導人中，有著各自偏愛的對象。斯諾偏愛的是毛澤東，史沫特萊偏愛的是朱德，海倫偏愛的是那些延安的女革命家們，而他偏愛的是賀龍。貝特蘭沒有提到周恩來，因為佩服他、崇拜他的遠非一個外國記者。作為在重慶專門與外國記者打交道的人，周在他們中間有著很高的聲譽。
走在陝北的外國記者們，用他們的眼睛觀察注視著中共領袖們。
斯諾最早向世界成功地描寫出毛澤東的形象，為了讓美國讀者容易接受，他甚至用美國人家喻戶曉的偉人林肯來作比喻:
在我看來，毛澤東是一個令人極感興趣而複雜的人。他有著中國農民的質樸純真的性格，頗有幽默感，喜歡憨笑。甚至在說到自己的時候和蘇維埃的缺點的時候他也笑得厲害——但是這種孩子氣的笑，絲毫也不會動搖他內心對他所追求目標的信念。他說話平易，生活簡樸，有些人可能以為他有點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質樸的奇怪品質同銳利的機智和老練的世故結合了起來。
史沫特萊第一次見到朱德的場面，平淡卻又生動:
一個身材短小而健壯，穿著藍布制服的軍人從點著一支蠟燭的桌旁站起來。於是我見到了多年來我在寫文章時一再提到的那個朱德。果然，他看上去就像是紅軍的父親。他早已年過半百，皺紋很深的面孔和藹可親。他厚厚的嘴唇這時咧出一個寬闊的表示歡迎的笑，並向我伸出了雙手。我摟住他的脖頸，吻了他的雙頰。
未能訪問延安，但作為美國新聞處的記者佩克，卻在他的筆下記敘了親眼看到的周恩來的機智和老到。
那是在美國著名記者希恩訪問重慶時。1927年希恩在中國曾目睹了大革命的潮起潮落，他在1934年出版的《個人歷史》，影響著新的一代記者如白修德、索爾茲伯里這樣的人物。希恩來到重慶，由何應欽設宴招待，應邀出席的不僅有國民黨方面的要員，還有各界人士，如著名的天主教主教于斌，中共駐重慶辦事處主任周恩來也出席宴會。
佩克記敘了宴會上的精彩片段:
宴會上，希恩和于斌針鋒相對。希恩指出天主教徒是一股反動勢力，于斌則對此置之不理。人們都知道，中國最有名的兩種烈性酒是茅台和玫瑰露，前者產於何應欽的家鄉貴州省，後者產於陝西省。談話轉向討論南方烈性酒和北方烈性酒哪一種更好。這時周恩來插話說:“啊，這個問題我最有發言權，因為我曾親自下令將這兩座酒廠燒成平地。”這句話的含義是，共產黨能到達任何一個省的心臟部位，包括何應欽的家鄉貴州省。這一評論顯然使何應欽不快。周看來有些惡作劇。
1944年來到延安的斯坦，對聶榮臻留下深刻印象:
聶榮臻將軍身高體瘦，看上去比他的四十六歲這個年紀要年輕些。他穿著與普通士兵一般的棉布制服，比我在延安見到的任何人都穿得整齊。他那長型的顯得機智的臉，像他整個人一樣，顯示出不平凡的毅力、紀律性和氣魄。但是他非常有人情味，謙虛，很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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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爽的天空，交談，部隊戰鬥力，舞會，領袖們的個人魅力，所有這一切，在來到延安的記者們眼前，呈現出一個多彩的新世界。
幾個月後，負責給美國國務院提交外國記者團延安之行分析報告的佩克，見到了回到重慶的斯坦一行人。
我和這批記者中的幾個交談過，我發現了他們受到了深刻的震動。他們看到了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差異是那樣巨大和鮮明，以致沒有任何方法能夠防止一場內戰的爆發，而在這場內戰中，最有希望獲勝的是共產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