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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採訪這是第一次。
毛澤東高興地和來訪的外國記者合影。
聰明的共產黨人，深知藉助外國記者宣傳自己革命的好處。斯諾第一次到來時，他長時間與毛澤東，與眾多中共領導人交談、遊玩。他很幸運，因為此時的毛澤東正在尋找第一次向世界展現自己、展現紅軍形象的機會。他樂意與斯諾多次徹夜長談。他甚至主動提出，向斯諾講述自己的人生經歷。這在他是惟一的一次。
史沫特萊、海倫、貝特蘭、斯蒂爾都受到中共的特殊禮遇。
北京淪陷之後，貝特蘭來到西安，他是躲在一輛八路軍運糧卡車的米袋堆下面到的延安。
一到延安，他便接到邀請，在他到達後的第一個上午參加了抗日軍政大學的畢業典禮。
他第一次見到了正在做報告的毛澤東。
他回憶說:
在此後的幾個星期里，我在那個黃土峭壁上開出來的寬敞的窯洞居室里對毛澤東進行了一系列的採訪。這些採訪都是在夜間進行的，因為夜晚是他的最佳工作時間。他靠在一張摺疊帆布躺椅上，閱讀從前線或晉南軍隊總部不斷發來的電報或無線電文。他會在每一份電文上草草寫些批語，交給一個助手，然後回頭來繼續談我書面向他提出的一長串問題。
毛澤東有時凝視著窗外的夜色，有時用手指輕輕撫摸自己高高的前額，有時敲敲下顎上那顆吉祥痣，在我看來他似乎是料事如神的聖賢和諸葛亮的化身。
毛澤東與貝特蘭的談話後來整理發表時，題為“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註明日期是1937年10月25日。
比貝特蘭早幾個月來到延安的是拉鐵摩爾一行人。
1937年6月初，他們從北京出發。為了避免被看出去延安的企圖，他們假裝是遊客在旅行。他們沒有乘火車直奔西安，而是首先北上山西到了太原，遊玩一陣後，沿另一條鐵路南下，最後到了西安，後來轉道去延安。
前往延安那天，他們沒有退掉西安旅館的房間，聲稱只是出去看一些陵墓。
來到延安的拉鐵摩爾，便敏感地有所發現:
使我吃驚的是，毛竟然願意接連花上數小時與幾個素不相識的美國人交談。他們曾說過要寫關於中共的東西，但毛不知道他們是否勝任。他們提出的問題相當簡單，但毛願意實事求是地、以最簡單的術語同他們交談……由於曾做過記者，我的印象是，這些中共代言人肯定懂得怎樣談話才能使美國報紙有利地引述他們的言論。他們非常聰明，知道自己的經歷將吸引全世界的反帝人士。他們讓自己的故事顯得樸實無華，防止會見者弄錯或誇大其詞，盡最大努力使其具有吸引力。他們知道即便有某些差錯，任何關於中共的故事註定對他們利大於弊。換句話說，在那種情況下，任何宣傳都是有益的。因此他們表現出無限的耐心。
3
與霧氣濃重天空陰鬱的重慶相比，延安在來訪的外國記者面前呈現出另外一種景象。遼闊的高原，天氣乾爽，陽光強烈，這讓他們感到舒暢。
斯坦這樣寫他的延安印象:
延安像個農村，安逸而純潔。與其說它是中共的軍政中心，毋寧說它好像是中世紀一所學院的校園。
太陽在半荒蕪的、但是特別吸引人的大地上奏起一曲寧靜而歡快、反映鄉村和諧的樂章。
前面就是共產黨總部楊家嶺:這裡有一所石建的宏大的大禮堂，牆上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並排掛著羅斯福、邱吉爾和蔣介石的像。
更重要的是，來到延安的外國記者，在這裡感到非常自在。處在在野黨地位的共產黨人之間，不存在那種官場慣有的繁文縟節和使人疏遠的客套。
1937年史沫特萊在延安時，曾看到一個來訪的外國人好奇地問紅軍怎樣過他們的性生活。紅軍領袖們解釋道:人固然有性的欲求，但是紅軍努力把士兵們的精力吸引到從起床到熄燈安排得十分緊湊的軍事訓練和各種文化活動中去。
來訪的瑞士攝影記者博斯哈德問史沫特萊:“紅軍是否向士兵供應保險套以防傳染性病?”
他們對一切都感興趣。
把跳舞引進延安，是史沫特萊的一大貢獻。
史沫特萊選擇位於城郊的一個被廢棄的基督教教堂辦起了跳舞訓練班。在這片貧瘠之地上，她挑選的音樂是一些方形舞的老唱片，她還用上了手搖留聲機。毛澤東和其他一些領導人在入夜時分來到這裡上課，教他們的是史沫特萊和她的翻譯、上海來的演員吳麗麗(音譯)。
史沫特萊曾生動描述了學習跳舞的中共領導人的舞姿和性格:
在延安一次高級軍事將領會議期間，我曾試圖教他們中間一些人跳舞。他們的反應富有啟示意味。朱德是個希望能學會世界上一切事情的人，從不讓自尊心妨礙他作這種努力，他配合我作出了最初的示範。跟上來的是周恩來，但是他像是個研究數學問題的學者。彭德懷寧願作壁上觀，而不願挪動一條腿;他是和革命結了婚的。賀龍，簡直是節奏的化身，不在那活動的磚塊鋪砌的場地上從一頭跳到另一頭就無法控制住他自己。我在延安婦女界博得一種很壞的名聲，她們認為我在敗壞紅軍的風氣。這種名聲變得壞到使我有一次拒絕再給朱德上舞蹈課。他卻反駁我道:“我反封建反了整整一生，現在也不打算罷休!”於是我站起來，以民主的名義又教了他一課。
毛澤東高興地和來訪的外國記者合影。
聰明的共產黨人，深知藉助外國記者宣傳自己革命的好處。斯諾第一次到來時，他長時間與毛澤東，與眾多中共領導人交談、遊玩。他很幸運，因為此時的毛澤東正在尋找第一次向世界展現自己、展現紅軍形象的機會。他樂意與斯諾多次徹夜長談。他甚至主動提出，向斯諾講述自己的人生經歷。這在他是惟一的一次。
史沫特萊、海倫、貝特蘭、斯蒂爾都受到中共的特殊禮遇。
北京淪陷之後，貝特蘭來到西安，他是躲在一輛八路軍運糧卡車的米袋堆下面到的延安。
一到延安，他便接到邀請，在他到達後的第一個上午參加了抗日軍政大學的畢業典禮。
他第一次見到了正在做報告的毛澤東。
他回憶說:
在此後的幾個星期里，我在那個黃土峭壁上開出來的寬敞的窯洞居室里對毛澤東進行了一系列的採訪。這些採訪都是在夜間進行的，因為夜晚是他的最佳工作時間。他靠在一張摺疊帆布躺椅上，閱讀從前線或晉南軍隊總部不斷發來的電報或無線電文。他會在每一份電文上草草寫些批語，交給一個助手，然後回頭來繼續談我書面向他提出的一長串問題。
毛澤東有時凝視著窗外的夜色，有時用手指輕輕撫摸自己高高的前額，有時敲敲下顎上那顆吉祥痣，在我看來他似乎是料事如神的聖賢和諸葛亮的化身。
毛澤東與貝特蘭的談話後來整理發表時，題為“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註明日期是1937年10月25日。
比貝特蘭早幾個月來到延安的是拉鐵摩爾一行人。
1937年6月初，他們從北京出發。為了避免被看出去延安的企圖，他們假裝是遊客在旅行。他們沒有乘火車直奔西安，而是首先北上山西到了太原，遊玩一陣後，沿另一條鐵路南下，最後到了西安，後來轉道去延安。
前往延安那天，他們沒有退掉西安旅館的房間，聲稱只是出去看一些陵墓。
來到延安的拉鐵摩爾，便敏感地有所發現:
使我吃驚的是，毛竟然願意接連花上數小時與幾個素不相識的美國人交談。他們曾說過要寫關於中共的東西，但毛不知道他們是否勝任。他們提出的問題相當簡單，但毛願意實事求是地、以最簡單的術語同他們交談……由於曾做過記者，我的印象是，這些中共代言人肯定懂得怎樣談話才能使美國報紙有利地引述他們的言論。他們非常聰明，知道自己的經歷將吸引全世界的反帝人士。他們讓自己的故事顯得樸實無華，防止會見者弄錯或誇大其詞，盡最大努力使其具有吸引力。他們知道即便有某些差錯，任何關於中共的故事註定對他們利大於弊。換句話說，在那種情況下，任何宣傳都是有益的。因此他們表現出無限的耐心。
3
與霧氣濃重天空陰鬱的重慶相比，延安在來訪的外國記者面前呈現出另外一種景象。遼闊的高原，天氣乾爽，陽光強烈，這讓他們感到舒暢。
斯坦這樣寫他的延安印象:
延安像個農村，安逸而純潔。與其說它是中共的軍政中心，毋寧說它好像是中世紀一所學院的校園。
太陽在半荒蕪的、但是特別吸引人的大地上奏起一曲寧靜而歡快、反映鄉村和諧的樂章。
前面就是共產黨總部楊家嶺:這裡有一所石建的宏大的大禮堂，牆上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並排掛著羅斯福、邱吉爾和蔣介石的像。
更重要的是，來到延安的外國記者，在這裡感到非常自在。處在在野黨地位的共產黨人之間，不存在那種官場慣有的繁文縟節和使人疏遠的客套。
1937年史沫特萊在延安時，曾看到一個來訪的外國人好奇地問紅軍怎樣過他們的性生活。紅軍領袖們解釋道:人固然有性的欲求，但是紅軍努力把士兵們的精力吸引到從起床到熄燈安排得十分緊湊的軍事訓練和各種文化活動中去。
來訪的瑞士攝影記者博斯哈德問史沫特萊:“紅軍是否向士兵供應保險套以防傳染性病?”
他們對一切都感興趣。
把跳舞引進延安，是史沫特萊的一大貢獻。
史沫特萊選擇位於城郊的一個被廢棄的基督教教堂辦起了跳舞訓練班。在這片貧瘠之地上，她挑選的音樂是一些方形舞的老唱片，她還用上了手搖留聲機。毛澤東和其他一些領導人在入夜時分來到這裡上課，教他們的是史沫特萊和她的翻譯、上海來的演員吳麗麗(音譯)。
史沫特萊曾生動描述了學習跳舞的中共領導人的舞姿和性格:
在延安一次高級軍事將領會議期間，我曾試圖教他們中間一些人跳舞。他們的反應富有啟示意味。朱德是個希望能學會世界上一切事情的人，從不讓自尊心妨礙他作這種努力，他配合我作出了最初的示範。跟上來的是周恩來，但是他像是個研究數學問題的學者。彭德懷寧願作壁上觀，而不願挪動一條腿;他是和革命結了婚的。賀龍，簡直是節奏的化身，不在那活動的磚塊鋪砌的場地上從一頭跳到另一頭就無法控制住他自己。我在延安婦女界博得一種很壞的名聲，她們認為我在敗壞紅軍的風氣。這種名聲變得壞到使我有一次拒絕再給朱德上舞蹈課。他卻反駁我道:“我反封建反了整整一生，現在也不打算罷休!”於是我站起來，以民主的名義又教了他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