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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克聽說了這樣一個故事。
據說重慶一家小報的一位年輕記者在訪問延安後寫了一篇關於共產黨領導人私生活的文章，文章中充滿了庸俗低級的流言蜚語。這家報紙的總編輯把這位記者叫到一邊。
這位年紀較大的總編溫和地對他說:“你還不到二十歲，你可能還會活上二十年。你難道一定要把這樣的文章付印嗎?”
這位年輕人立即抽回了自己的文章。
這是傳聞。但當1946年8月毛澤東與再次來到中國訪問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談話時，他對未來的勝利似乎充滿了信心。斯特朗這位從1925年以來多次來到中國的外國記者，先後採訪過馮玉祥、吳佩孚、宋慶齡、鮑羅廷等一系列風雲人物，但恐怕這一次她的訪談錄才真正成了傳世之作。“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她發表的毛澤東的這句名言，在未來的中國家喻戶曉。
兩年多後，1947年1月，負責調解國共兩黨衝突的馬歇爾將軍，未能完成世界矚目的使命，沮喪地回國出任國務卿。白修德當即給馬歇爾寫了一封信。他告訴馬歇爾:
中國問題的決定權掌握在千千萬萬的農民手中，那些居住在小村子裡的農民才是革命和政治的根本。
延安已經在改變中國。
1946年11月16日，中共代表周恩來在南京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宣布中共代表團將在日內返回延安。國共和談最後一次關上了大門。
周恩來與幾位外國記者愉快地交談。看上去，即將返回延安的他樂觀而充滿自信。
照片最右邊這位是克里斯多福·蘭德，《紐約先驅論壇報》的記者。四十年後，1985年，他的兒子彼得陪同他的這些同行們來到中國進行了一次懷舊旅行。後來寫出了《走進中國》。
11月19日，周恩來、鄧穎超、李維漢等十五人乘飛機離開南京。
1947年2月，軍調處執行部中共方面的最後一批人員從南京撤回延安。彼得的父親以及其他十一名美國記者同機前往，這是外國記者對延安的最後一次聯合採訪，在那裡有的記者僅呆了一夜，最長也只有幾天。
來到延安的記者中有美聯社記者約翰·羅德里克。他這樣描述他離開延安時的情景:
毛澤東披著一條羊毛圍巾佇立在延安機場上，眼望著遠處的峽谷，正在沉思。
當我走近的時候，這位中國共產黨主席幾乎有些勉強地垂下視線微笑著向我伸出了手。
他說:“可惜你要走了。把你在這裡看到的如實地寫出來吧。”
毛的宿敵蔣介石的軍隊正在挺進，延安快要失守了。我在延安的任務已經結束了。
我說:“毛主席，看來中國共產主義的前景確實暗淡，將來會怎麼樣呢?”
毛淡然一笑，想了想，就用我的中國名字稱呼我，慢聲地說:“羅德烈，我邀請你兩年以後到北平來看我。”
1943-1949年第46節 延安的天空(4)
6
還不到兩年，1948年年底，北京便被共產黨軍隊團團圍住，國民黨的敗局已定。
《生活》周刊又一次表現出他們的敏感。他們特地請法國著名攝影師布日松(Carlier Bresson)從緬甸飛往圍城中的北京，拍攝這座城市的戰爭氣氛和日常生活。
布日松在1948年12月初飛抵北京。他走在北京街頭，風沙撲面而來。從紫禁城到大小胡同，從士兵到百姓，從葬禮到茶館，他用自己的眼睛觀察著處在歷史大動盪中的北京城。在這樣的氣氛中，北京人和北京文化，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被他的鏡頭記錄下來。
風沙中，一位教授艱難地走著。
頭戴鋼盔的警察列隊走在紫禁城中。
南苑機場裡騎著蒙古馬的軍隊。在拍攝這個場面兩天後，南苑機場就被解放軍占領。
一群母親。
葬禮。
逛舊書攤的人們。
打太極拳的人們。
養鳥的人們。
12月14日，布日松乘坐最後一架民用飛機航班離開了北京。
《生活》在1949年1月3日刊發布日松的北京照片時，用了這樣一個題目：北平的最後一瞥。在配發的長文中，寫有這樣一段話:
這裡的人們非常迷信，記得上個星期的皇曆上這樣說:“如果冬至(12月22日)這天天氣晴好，陽光明媚，來年就會平安如意。”到了冬至那天，整個中國北方，天氣晴朗，陽光明媚。
距《生活》發表布日松這組照片不到二十天，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宣布引退，乘坐“美齡”號專機離開首都南京回到家鄉寧波奉化。李宗仁出任“代總統”。
多年來一直支持蔣介石的《時代》與《生活》雜誌的老闆盧斯，此時意識到了中國歷史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也許這種局面並不是他願意看到的，但他所出版的《生活》雜誌卻又一次表現出敏銳的歷史感和直面現實的新聞特點。
1月31日出版的這期《生活》上，出現了這樣一個標題：蔣移交權力，一個時代結束。編輯獨具匠心地發表一組歷史照片，題目為“國民黨的興衰”。這組照片從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開始，一直到1949年的“紅色勝利”，堪稱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的圖片大事記:
1912，國民黨時代開始 1943，四巨頭
1927，蔣宋婚禮 1945，戰勝日本
據說重慶一家小報的一位年輕記者在訪問延安後寫了一篇關於共產黨領導人私生活的文章，文章中充滿了庸俗低級的流言蜚語。這家報紙的總編輯把這位記者叫到一邊。
這位年紀較大的總編溫和地對他說:“你還不到二十歲，你可能還會活上二十年。你難道一定要把這樣的文章付印嗎?”
這位年輕人立即抽回了自己的文章。
這是傳聞。但當1946年8月毛澤東與再次來到中國訪問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談話時，他對未來的勝利似乎充滿了信心。斯特朗這位從1925年以來多次來到中國的外國記者，先後採訪過馮玉祥、吳佩孚、宋慶齡、鮑羅廷等一系列風雲人物，但恐怕這一次她的訪談錄才真正成了傳世之作。“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她發表的毛澤東的這句名言，在未來的中國家喻戶曉。
兩年多後，1947年1月，負責調解國共兩黨衝突的馬歇爾將軍，未能完成世界矚目的使命，沮喪地回國出任國務卿。白修德當即給馬歇爾寫了一封信。他告訴馬歇爾:
中國問題的決定權掌握在千千萬萬的農民手中，那些居住在小村子裡的農民才是革命和政治的根本。
延安已經在改變中國。
1946年11月16日，中共代表周恩來在南京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宣布中共代表團將在日內返回延安。國共和談最後一次關上了大門。
周恩來與幾位外國記者愉快地交談。看上去，即將返回延安的他樂觀而充滿自信。
照片最右邊這位是克里斯多福·蘭德，《紐約先驅論壇報》的記者。四十年後，1985年，他的兒子彼得陪同他的這些同行們來到中國進行了一次懷舊旅行。後來寫出了《走進中國》。
11月19日，周恩來、鄧穎超、李維漢等十五人乘飛機離開南京。
1947年2月，軍調處執行部中共方面的最後一批人員從南京撤回延安。彼得的父親以及其他十一名美國記者同機前往，這是外國記者對延安的最後一次聯合採訪，在那裡有的記者僅呆了一夜，最長也只有幾天。
來到延安的記者中有美聯社記者約翰·羅德里克。他這樣描述他離開延安時的情景:
毛澤東披著一條羊毛圍巾佇立在延安機場上，眼望著遠處的峽谷，正在沉思。
當我走近的時候，這位中國共產黨主席幾乎有些勉強地垂下視線微笑著向我伸出了手。
他說:“可惜你要走了。把你在這裡看到的如實地寫出來吧。”
毛的宿敵蔣介石的軍隊正在挺進，延安快要失守了。我在延安的任務已經結束了。
我說:“毛主席，看來中國共產主義的前景確實暗淡，將來會怎麼樣呢?”
毛淡然一笑，想了想，就用我的中國名字稱呼我，慢聲地說:“羅德烈，我邀請你兩年以後到北平來看我。”
1943-1949年第46節 延安的天空(4)
6
還不到兩年，1948年年底，北京便被共產黨軍隊團團圍住，國民黨的敗局已定。
《生活》周刊又一次表現出他們的敏感。他們特地請法國著名攝影師布日松(Carlier Bresson)從緬甸飛往圍城中的北京，拍攝這座城市的戰爭氣氛和日常生活。
布日松在1948年12月初飛抵北京。他走在北京街頭，風沙撲面而來。從紫禁城到大小胡同，從士兵到百姓，從葬禮到茶館，他用自己的眼睛觀察著處在歷史大動盪中的北京城。在這樣的氣氛中，北京人和北京文化，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被他的鏡頭記錄下來。
風沙中，一位教授艱難地走著。
頭戴鋼盔的警察列隊走在紫禁城中。
南苑機場裡騎著蒙古馬的軍隊。在拍攝這個場面兩天後，南苑機場就被解放軍占領。
一群母親。
葬禮。
逛舊書攤的人們。
打太極拳的人們。
養鳥的人們。
12月14日，布日松乘坐最後一架民用飛機航班離開了北京。
《生活》在1949年1月3日刊發布日松的北京照片時，用了這樣一個題目：北平的最後一瞥。在配發的長文中，寫有這樣一段話:
這裡的人們非常迷信，記得上個星期的皇曆上這樣說:“如果冬至(12月22日)這天天氣晴好，陽光明媚，來年就會平安如意。”到了冬至那天，整個中國北方，天氣晴朗，陽光明媚。
距《生活》發表布日松這組照片不到二十天，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宣布引退，乘坐“美齡”號專機離開首都南京回到家鄉寧波奉化。李宗仁出任“代總統”。
多年來一直支持蔣介石的《時代》與《生活》雜誌的老闆盧斯，此時意識到了中國歷史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也許這種局面並不是他願意看到的，但他所出版的《生活》雜誌卻又一次表現出敏銳的歷史感和直面現實的新聞特點。
1月31日出版的這期《生活》上，出現了這樣一個標題：蔣移交權力，一個時代結束。編輯獨具匠心地發表一組歷史照片，題目為“國民黨的興衰”。這組照片從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開始，一直到1949年的“紅色勝利”，堪稱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的圖片大事記:
1912，國民黨時代開始 1943，四巨頭
1927，蔣宋婚禮 1945，戰勝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