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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在中國遇到的困難在美國會不會碰到?你是否可以猜想一下，在美國，比如當白宮記者和在中國當記者，你在哪一項上可能取得的成就更大?
潘文：白宮記者在《華盛頓郵報》就是個奴隸，是白宮的奴隸，不是因為他們必須和白宮寫的一模一樣，而是他們天天有東西寫，而且必須要寫。特別沒有意思。我特別不喜歡寫那些專稿。至於出成就，你覺得你所從事的工作有樂趣，就會取得成就。我做了7年的戰地記者，我再也不想做了。做戰地記者最後會變成一種病，老是要追求刺激，聽不到放炮的聲音就覺得不好玩。這是一種病態。當然，做這種工作可以得到很多好處，但做太久的話就會麻木。所以我要換到別的地方去寫寫別的。有的人想爬上去，變成編輯(版面主編)，但我沒有這方面的欲望。
問：可不可以這樣說，你現在的興趣就在於中國社會方面的發展?發現那些有趣的東西?
潘文：我不是去發現，只是想寫。它是已經被別人發現了的。因為老外在這裡做記者，很難直接發現什麼東西。
問：你在中國最想採訪的是什麼人?
潘文：我現在最想採訪的是王偉的同事。
問：為什麼?
潘文：這個故事有意思，這個稿子在美國肯定會轟動的不能再轟動了。王偉的同事能跟我說話，我就覺得很有意思。還有採訪中國的潛水艇。我做了7年戰地記者，肯定對這方面感興趣。如果解放軍說，我們給你兩個星期到南京軍區去玩，你去嗎?我當然會去，這個題材對我來說非常有吸引力。我曾經和美國軍人長期在一起，所以我很喜歡軍隊的人。因為軍隊的人的腦子都是一模一樣的，我想解放軍的人也是一模一樣，跟他們在一起交流肯定非常有趣。他們是封閉的社會，他們允許你進來就非常有意思。我雖然對社會的發展很有興趣，但那是個不封閉的世界，我可以隨便寫，我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採訪跟人家談話，但是中國的軍隊是不允許我寫的，所以我最想寫。
問：國際奧委會的考察團到北京來考察的時候，《華盛頓郵報》寫了相關的稿子。《華盛頓郵報》還報導了國際奧委會到伊斯坦堡考察的新聞。但是，你們的報紙沒有報導奧委會到其他城市考察的新聞。為什麼?
潘文：《華盛頓郵報》駐巴黎的記者是我的哥們兒，我想他可能對這個題目不感興趣。能否得到奧運會的舉辦權這個東西，對巴黎來說沒有區別，對美國人也無所謂。但是對土耳其或中國來說，得到奧運會的舉辦權是個很大的信號：世界社會歡迎你們。我想，法國的那個記者對巴黎申辦奧運不感興趣。但是，可能寫的是什麼呢?最近法國不是在罵中國人嗎?而且還罵的很厲害。他可能會把這個變成一個話題來寫。對土耳其和中國來說，奧運對你們的社會是個很大的事情。
問：我想了解您是如何制訂中國報導選題?選題的標準是什麼呢?另外，您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您在新聞調查方面的一個有趣的故事呢?
潘文：《南方周末》的頭版常常會引起我的注意。另外，我也會跟朋友講，他們覺得什麼事情有趣告訴我一下。我不是生活在中國這個社會之外，而是住在北京。跟中國老百姓交流一下，聽聽他們在說什麼。從美國看中國，中國很遙遠，但我住在這裡，就需要跟中國人家聊天，他們會告訴我什麼東西對他們來說比較重要。調查新聞在中國比較難，故事也很多。但怎麼說呢?外交部對我們的活動有很多規定，我們應該尊重這些規定，因此，我如果說了我的故事，就說明我沒有尊重這些規定，所以我最好不要講。其實，國務院有明確的條令，規定我們要怎麼樣，但要做調查新聞就必須在這個條令之外稍微活動一下，因為一切通過官方去安排採訪的話，人家肯定不想讓你知道。中國媒體也會有同樣的問題。
問：那你講一個不違反採訪規定的故事，讓我們學習您的經驗。
潘文：我講那個抽血的故事吧，它本身講的也是一個違反外交部外國記者規定的事情。這個故事不是我發現的，是美國方面拿到了一些材料，有人向當局報告，說哈佛大學在中國有亂搞的新聞。他們告訴我在安徽省有人在那裡抽血，但抽血的時候並沒有告訴老百姓為什麼要把他們的血抽出來。我們就去了，很偏遠的地方。先飛到合肥，然後打車5個小時到了那個偏僻的地方。去了以後，和很多老百姓講，但其實並不有趣。我們做那個稿子，從4月份開始，到12月份才寫出來。回來以後，我見了哈佛那個美國醫生。本來我對這個稿子並不是百分之百感興趣的，但是我見他的時候，在一個飯店裡吃飯，他就威脅我，“如果你把這篇稿子登出來的話，我肯定要把你驅逐出境”。他這樣威脅我，反而引起了我的注目。因為他這樣的威脅只能說明他有問題。而且我這個人也是很好鬥的，如果一個人說他要跟我打架，我當然要跟他打。當然不是真的動手，但他一旦威脅我，我自然有所反應。在這種條件下，有兩個選擇，一個是躲起來，另一個就是跟他斗。我當然是跟他斗。在這前後8個月的時間裡，一直是跟他斗。現在我對這個事情的看法是，他們犯錯誤了，做了錯事，但那個錯誤不是那麼大，不是那麼嚴重。所以，《華盛頓郵報》花了那麼大的精力把這個稿子寫出來了，我其實覺得是一種浪費，浪費了我的時間。我覺得中國這麼大，有那麼多有趣的事情我都可以花我的時間去寫，這是我和郵報的一個分歧，但總的來說，我覺得這是很大的浪費。
問：您在中國採訪消息來源是什麼?有什麼線人嗎?你剛才提到在中國採訪有很多困難，你在美國也會遇到這些困難嗎?如果不會，那你在美國採訪的時候遇到的困難是什麼呢?
潘文：在美國採訪遇到的困難是他們很願意請你去他們那裡採訪報導，但你去了以後，他們就面對著你撒謊，不說實話。至於我有沒有消息來源?我會告訴你嗎?在中國政府裡面我沒有消息來源，完全沒有。
問：在中國，人們不歡迎你去採訪嗎?
潘文：那當然了，一些中國人覺得我差不多跟蟑螂一樣了。
在美國，我們有很多消息來源，但是，這些消息來源像打桌球那樣把你旋來轉去。美國信源不會拒絕你的採訪，而是要利用採訪來影響你。在中國，人們總是拒絕我們的採訪。再過幾年，中國人肯定會學會利用接受記者採訪，spin(發旋轉球)記者。
問：你在中國採訪的時候常常要通過很多種關係，你這種關係是怎麼建立的?
潘文：我有一個秘書，她比較會說服人家。很多人在國外媒體給她打電話的時候，常常不願意接受採訪，但她會說服人家。我不知道她是怎麼做的，但是我不問，我也不想知道，只要她成功了，就好了。我很少利用個人的關係來拿到採訪，因為如果是一個中國記者采寫中國新聞，利用個人的關係，不會對這個人產生什麼影響。但是，如果你是個老外，利用中國人的關係來拿到什麼好處的話，對這個人就可能不利。所以，儘量要避免。我的朋友會跟我說，這個有意思，你應該寫這個，但我不會說，你可以接受我的採訪嗎?因為在中國做一個外國記者，你應該三思而行。如果因為你寫的一篇稿子，另外一個人被抓起來了，我會一輩子有內疚感。
潘文：白宮記者在《華盛頓郵報》就是個奴隸，是白宮的奴隸，不是因為他們必須和白宮寫的一模一樣，而是他們天天有東西寫，而且必須要寫。特別沒有意思。我特別不喜歡寫那些專稿。至於出成就，你覺得你所從事的工作有樂趣，就會取得成就。我做了7年的戰地記者，我再也不想做了。做戰地記者最後會變成一種病，老是要追求刺激，聽不到放炮的聲音就覺得不好玩。這是一種病態。當然，做這種工作可以得到很多好處，但做太久的話就會麻木。所以我要換到別的地方去寫寫別的。有的人想爬上去，變成編輯(版面主編)，但我沒有這方面的欲望。
問：可不可以這樣說，你現在的興趣就在於中國社會方面的發展?發現那些有趣的東西?
潘文：我不是去發現，只是想寫。它是已經被別人發現了的。因為老外在這裡做記者，很難直接發現什麼東西。
問：你在中國最想採訪的是什麼人?
潘文：我現在最想採訪的是王偉的同事。
問：為什麼?
潘文：這個故事有意思，這個稿子在美國肯定會轟動的不能再轟動了。王偉的同事能跟我說話，我就覺得很有意思。還有採訪中國的潛水艇。我做了7年戰地記者，肯定對這方面感興趣。如果解放軍說，我們給你兩個星期到南京軍區去玩，你去嗎?我當然會去，這個題材對我來說非常有吸引力。我曾經和美國軍人長期在一起，所以我很喜歡軍隊的人。因為軍隊的人的腦子都是一模一樣的，我想解放軍的人也是一模一樣，跟他們在一起交流肯定非常有趣。他們是封閉的社會，他們允許你進來就非常有意思。我雖然對社會的發展很有興趣，但那是個不封閉的世界，我可以隨便寫，我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採訪跟人家談話，但是中國的軍隊是不允許我寫的，所以我最想寫。
問：國際奧委會的考察團到北京來考察的時候，《華盛頓郵報》寫了相關的稿子。《華盛頓郵報》還報導了國際奧委會到伊斯坦堡考察的新聞。但是，你們的報紙沒有報導奧委會到其他城市考察的新聞。為什麼?
潘文：《華盛頓郵報》駐巴黎的記者是我的哥們兒，我想他可能對這個題目不感興趣。能否得到奧運會的舉辦權這個東西，對巴黎來說沒有區別，對美國人也無所謂。但是對土耳其或中國來說，得到奧運會的舉辦權是個很大的信號：世界社會歡迎你們。我想，法國的那個記者對巴黎申辦奧運不感興趣。但是，可能寫的是什麼呢?最近法國不是在罵中國人嗎?而且還罵的很厲害。他可能會把這個變成一個話題來寫。對土耳其和中國來說，奧運對你們的社會是個很大的事情。
問：我想了解您是如何制訂中國報導選題?選題的標準是什麼呢?另外，您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您在新聞調查方面的一個有趣的故事呢?
潘文：《南方周末》的頭版常常會引起我的注意。另外，我也會跟朋友講，他們覺得什麼事情有趣告訴我一下。我不是生活在中國這個社會之外，而是住在北京。跟中國老百姓交流一下，聽聽他們在說什麼。從美國看中國，中國很遙遠，但我住在這裡，就需要跟中國人家聊天，他們會告訴我什麼東西對他們來說比較重要。調查新聞在中國比較難，故事也很多。但怎麼說呢?外交部對我們的活動有很多規定，我們應該尊重這些規定，因此，我如果說了我的故事，就說明我沒有尊重這些規定，所以我最好不要講。其實，國務院有明確的條令，規定我們要怎麼樣，但要做調查新聞就必須在這個條令之外稍微活動一下，因為一切通過官方去安排採訪的話，人家肯定不想讓你知道。中國媒體也會有同樣的問題。
問：那你講一個不違反採訪規定的故事，讓我們學習您的經驗。
潘文：我講那個抽血的故事吧，它本身講的也是一個違反外交部外國記者規定的事情。這個故事不是我發現的，是美國方面拿到了一些材料，有人向當局報告，說哈佛大學在中國有亂搞的新聞。他們告訴我在安徽省有人在那裡抽血，但抽血的時候並沒有告訴老百姓為什麼要把他們的血抽出來。我們就去了，很偏遠的地方。先飛到合肥，然後打車5個小時到了那個偏僻的地方。去了以後，和很多老百姓講，但其實並不有趣。我們做那個稿子，從4月份開始，到12月份才寫出來。回來以後，我見了哈佛那個美國醫生。本來我對這個稿子並不是百分之百感興趣的，但是我見他的時候，在一個飯店裡吃飯，他就威脅我，“如果你把這篇稿子登出來的話，我肯定要把你驅逐出境”。他這樣威脅我，反而引起了我的注目。因為他這樣的威脅只能說明他有問題。而且我這個人也是很好鬥的，如果一個人說他要跟我打架，我當然要跟他打。當然不是真的動手，但他一旦威脅我，我自然有所反應。在這種條件下，有兩個選擇，一個是躲起來，另一個就是跟他斗。我當然是跟他斗。在這前後8個月的時間裡，一直是跟他斗。現在我對這個事情的看法是，他們犯錯誤了，做了錯事，但那個錯誤不是那麼大，不是那麼嚴重。所以，《華盛頓郵報》花了那麼大的精力把這個稿子寫出來了，我其實覺得是一種浪費，浪費了我的時間。我覺得中國這麼大，有那麼多有趣的事情我都可以花我的時間去寫，這是我和郵報的一個分歧，但總的來說，我覺得這是很大的浪費。
問：您在中國採訪消息來源是什麼?有什麼線人嗎?你剛才提到在中國採訪有很多困難，你在美國也會遇到這些困難嗎?如果不會，那你在美國採訪的時候遇到的困難是什麼呢?
潘文：在美國採訪遇到的困難是他們很願意請你去他們那裡採訪報導，但你去了以後，他們就面對著你撒謊，不說實話。至於我有沒有消息來源?我會告訴你嗎?在中國政府裡面我沒有消息來源，完全沒有。
問：在中國，人們不歡迎你去採訪嗎?
潘文：那當然了，一些中國人覺得我差不多跟蟑螂一樣了。
在美國，我們有很多消息來源，但是，這些消息來源像打桌球那樣把你旋來轉去。美國信源不會拒絕你的採訪，而是要利用採訪來影響你。在中國，人們總是拒絕我們的採訪。再過幾年，中國人肯定會學會利用接受記者採訪，spin(發旋轉球)記者。
問：你在中國採訪的時候常常要通過很多種關係，你這種關係是怎麼建立的?
潘文：我有一個秘書，她比較會說服人家。很多人在國外媒體給她打電話的時候，常常不願意接受採訪，但她會說服人家。我不知道她是怎麼做的，但是我不問，我也不想知道，只要她成功了，就好了。我很少利用個人的關係來拿到採訪，因為如果是一個中國記者采寫中國新聞，利用個人的關係，不會對這個人產生什麼影響。但是，如果你是個老外，利用中國人的關係來拿到什麼好處的話，對這個人就可能不利。所以，儘量要避免。我的朋友會跟我說，這個有意思，你應該寫這個，但我不會說，你可以接受我的採訪嗎?因為在中國做一個外國記者，你應該三思而行。如果因為你寫的一篇稿子，另外一個人被抓起來了，我會一輩子有內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