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頁
美國媒體守門人眼中的中國
JohnPomfret(潘文)
我曾經和美國軍人長期在一起，所以我很喜歡軍隊的人。因為軍隊的人的腦子都是一模一樣的，我想解放軍的人也是一模一樣，跟他們在一起交流肯定非常有趣。他們是封閉的社會，他們允許你進來就非常有意思。我雖然對社會的發展很有興趣，但那是個不封閉的世界，我可以隨便寫，我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採訪跟人家談話，但是中國的軍隊是不允許我寫的，所以我最想寫。
JohnPomfret，畢業於美國斯坦佛大學，在那裡獲得了學士和碩士學位。1986-1992年擔任美聯社駐中國、香港、越南、印度、阿富汗、南斯拉夫記者，期間採訪了海灣戰爭，在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和科威特做戰地記者。1992-1997年擔任《華盛頓郵報》駐巴爾幹半島首席記者，繼續做戰地記者。1998年至今擔任《華盛頓郵報》北京分社社長和首席記者。
李希光：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很高興能邀請到《華盛頓郵報》北京分社社長JohnPomfret先生今天晚上來給同學上課。John跟我可以算是“三同”――同行、同事、同學。我們都做過多年的新聞記者、我們都在《華盛頓郵報》工作過、我們都在南京大學學習過。我在南京大學外文系讀大二的時候，他在南京大學歷史系留學。John是美國斯坦佛大學畢業的，在那裡獲得了學士和碩士學位，去南京大學留學前，在北京語言學院學了一學期的中文。他在大學畢業以後先在加州的一家地方報紙工作，1986-1992年擔任美聯社駐中國、香港、越南、印度、阿富汗、南斯拉夫記者，期間採訪了海灣戰爭，在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和科威特做戰地記者。1992-1997年擔任《華盛頓郵報》駐巴爾幹半島首席記者，繼續做戰地記者。1998年至今擔任《華盛頓郵報》北京分社社長和首席記者。中國這段期間，他除了重點報導中美關係之外，還去過中國許多地方。去年他去了四川的阿壩藏族自治區採訪，那裡是紅軍走過的地方。他在中國當記者這幾年，寫過一批調查性報導和專稿，如調查中國古老的民間文化――娘娘廟、報導孔夫子的後人在市場經濟中的故事、專訪《上海寶貝》的作者、調查導致多佛港中國偷渡者死亡事件的蛇頭、調查哈佛大學不道德地在安徽大別山農村採集基因血樣等等。今天他給我們的講座主要是從新聞採訪寫作和選題方面，講一講他在中國當記者的經驗。John希望和同學們交流，望同學多多提問，使氣氛更加活躍。John作為記者，工作非常忙，每天都有發稿的任務。今天給大家一個小時的時間，希望大家利用這個小時，多多提問。
潘文：我可用中文也會用英文回答你們的提問，但不要用俄語，我的俄語很有限。不知道大家對今天的講座有多大的興趣，反正我覺得作為一個老外在中國當記者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覺得現在是在中國當記者的最好的時候。因為現在中國的媒體比以前好得多，比如《南方周末》、《中國新聞周刊》，他們寫的東西都很深刻，比1988年的時候要深刻的多。那時候思想比較活躍，但具體的東西很多不讓寫。現在新聞報導來源對我們來說特別特別多，多半時候我們都可以跟著中國媒體的選題走，所以我也會因此變得懶惰起來。當然，我們還會寫一些別的選題。但總的來說，我們是隨著中國媒體的發展往前走，他們越好，我們也可以跟著寫得好一些。我在中國的經驗比較多，你們有什麼問題可以問我，大家互相交流。
問：你的稿子採用量有多大?
潘文：去年我寫了133篇，有43篇上了《華盛頓郵報》頭版。
問：刊登了133篇，那麼，你總共投給報社多少篇?
潘文：我采寫的每篇稿件《華盛頓郵報》都會刊登。
問：您的選題是根據總社的布置還是你自己的決定?
潘文：如果是外交部的新聞發布會的話，我會打電話給總社編輯，問他們要不要?如果不要我就不寫了。但像採訪報導中國農民問題的特稿，我自己想寫的。總社編輯也會給我提意見進行修改。
問：就你的經驗，《華盛頓郵報》對中國什麼方面的稿子更感興趣?
潘文：我知道要有人問這個問題，所以來這裡講課前，我先做了一個統計。過去6個月裡，《華盛頓郵報》當中關於中國的頭版消息是38篇，其中撞機的事情占了50%。其他類專稿，共有20篇，其中有2篇關於人權;5篇關於中國社會，比如中國人開始不再使用一次性筷子、自行車的數量減少這樣的;2篇是衛生的，別的都是零零碎碎的。其他的選題有涉及國際安全的，如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好起來了。這些都是我們必須寫的。我奇怪的是《華盛頓郵報》關於法輪功的東西不多，頭版裡面只有一篇是關於法輪功的，而且是批評法輪功的。我們採訪江澤民時，江澤民對我們說，“不錯，這篇文章寫得不錯。”還有兩篇關於體育方面的稿子，其中一篇是報導那位要到NBA打球的中國籃球運動員。總體來說，《華盛頓郵報》最關心的首先是中美關係，其次是國際安全方面的事情，這也是跟中美關係有關的。其餘很多報導是關於中國社會發展，像老百姓的法律覺悟提高了、中國的同性戀之類的。這方面的新聞一般刊登在報紙的內頁，而且一般比較短，很難被登載到頭版上去。我們20篇之內只有2篇關於中國人權的，一個是關於被抓起來的一個女學者，另一個是我剛才提到的法輪功的那篇報導。
問：就你個人來看，你最感興趣的領域是什麼?為什麼?
潘文：中國社會的發展。因為中國是個古老的國家，有五千年的歷史，但是他也天天變，這種矛盾對我來說非常有趣。這種變化是怎麼發生的，怎麼會這樣的，中國以後的發展會變成什麼樣子，大家現在還都鬧不清，我覺得這個轉變的過程很有意思。
問：你是怎麼研究這個變化過程的?
潘文：我住在中國就是很好的研究。
問：你預測中國的變化結果是什麼呢?
潘文：我不知道結果，因為電影沒有演完才有意思，不然電影放完了，也就沒有意思了。我一直在看，就覺得很有趣。
問：打算看多長時間呢?
潘文：大概再過三年吧。
問：你在中國的這麼多次採訪中，哪次是最困難的?你平時在採訪中都遇到過什麼樣的困難?
潘文：有一些人特別想採訪，但採訪不到，像公安部的副部長，他是專門負責國際交流的，跟美國的聯邦調查局合作的很好。我一直想採訪他，但採訪不到。採訪國防和公安方面的人很難。當然，他們有一些研究打擊黑社會的人，可以接近，但真正公安部的人無法接近。我們上次採訪反貪局的一個領導，他說的話跟15大上江澤民的講演一模一樣。這樣的採訪可以進行，但是沒有意思。其他關於國防的問題完全不能接近，但是這個可以理解。另外，換個角度來看，美國很多人害怕解放軍會成為對美國的威脅，那你稍微透明度高一些，允許美國記者到你們那裡去採訪幾個當兵的，寫一些比較有意思的文章，讓美國人意識到解放軍也是人，對吧?但是，很多人在這方面怕犯錯誤。想進這個領域很難，其他領域比較容易。
JohnPomfret(潘文)
我曾經和美國軍人長期在一起，所以我很喜歡軍隊的人。因為軍隊的人的腦子都是一模一樣的，我想解放軍的人也是一模一樣，跟他們在一起交流肯定非常有趣。他們是封閉的社會，他們允許你進來就非常有意思。我雖然對社會的發展很有興趣，但那是個不封閉的世界，我可以隨便寫，我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採訪跟人家談話，但是中國的軍隊是不允許我寫的，所以我最想寫。
JohnPomfret，畢業於美國斯坦佛大學，在那裡獲得了學士和碩士學位。1986-1992年擔任美聯社駐中國、香港、越南、印度、阿富汗、南斯拉夫記者，期間採訪了海灣戰爭，在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和科威特做戰地記者。1992-1997年擔任《華盛頓郵報》駐巴爾幹半島首席記者，繼續做戰地記者。1998年至今擔任《華盛頓郵報》北京分社社長和首席記者。
李希光：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很高興能邀請到《華盛頓郵報》北京分社社長JohnPomfret先生今天晚上來給同學上課。John跟我可以算是“三同”――同行、同事、同學。我們都做過多年的新聞記者、我們都在《華盛頓郵報》工作過、我們都在南京大學學習過。我在南京大學外文系讀大二的時候，他在南京大學歷史系留學。John是美國斯坦佛大學畢業的，在那裡獲得了學士和碩士學位，去南京大學留學前，在北京語言學院學了一學期的中文。他在大學畢業以後先在加州的一家地方報紙工作，1986-1992年擔任美聯社駐中國、香港、越南、印度、阿富汗、南斯拉夫記者，期間採訪了海灣戰爭，在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和科威特做戰地記者。1992-1997年擔任《華盛頓郵報》駐巴爾幹半島首席記者，繼續做戰地記者。1998年至今擔任《華盛頓郵報》北京分社社長和首席記者。中國這段期間，他除了重點報導中美關係之外，還去過中國許多地方。去年他去了四川的阿壩藏族自治區採訪，那裡是紅軍走過的地方。他在中國當記者這幾年，寫過一批調查性報導和專稿，如調查中國古老的民間文化――娘娘廟、報導孔夫子的後人在市場經濟中的故事、專訪《上海寶貝》的作者、調查導致多佛港中國偷渡者死亡事件的蛇頭、調查哈佛大學不道德地在安徽大別山農村採集基因血樣等等。今天他給我們的講座主要是從新聞採訪寫作和選題方面，講一講他在中國當記者的經驗。John希望和同學們交流，望同學多多提問，使氣氛更加活躍。John作為記者，工作非常忙，每天都有發稿的任務。今天給大家一個小時的時間，希望大家利用這個小時，多多提問。
潘文：我可用中文也會用英文回答你們的提問，但不要用俄語，我的俄語很有限。不知道大家對今天的講座有多大的興趣，反正我覺得作為一個老外在中國當記者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覺得現在是在中國當記者的最好的時候。因為現在中國的媒體比以前好得多，比如《南方周末》、《中國新聞周刊》，他們寫的東西都很深刻，比1988年的時候要深刻的多。那時候思想比較活躍，但具體的東西很多不讓寫。現在新聞報導來源對我們來說特別特別多，多半時候我們都可以跟著中國媒體的選題走，所以我也會因此變得懶惰起來。當然，我們還會寫一些別的選題。但總的來說，我們是隨著中國媒體的發展往前走，他們越好，我們也可以跟著寫得好一些。我在中國的經驗比較多，你們有什麼問題可以問我，大家互相交流。
問：你的稿子採用量有多大?
潘文：去年我寫了133篇，有43篇上了《華盛頓郵報》頭版。
問：刊登了133篇，那麼，你總共投給報社多少篇?
潘文：我采寫的每篇稿件《華盛頓郵報》都會刊登。
問：您的選題是根據總社的布置還是你自己的決定?
潘文：如果是外交部的新聞發布會的話，我會打電話給總社編輯，問他們要不要?如果不要我就不寫了。但像採訪報導中國農民問題的特稿，我自己想寫的。總社編輯也會給我提意見進行修改。
問：就你的經驗，《華盛頓郵報》對中國什麼方面的稿子更感興趣?
潘文：我知道要有人問這個問題，所以來這裡講課前，我先做了一個統計。過去6個月裡，《華盛頓郵報》當中關於中國的頭版消息是38篇，其中撞機的事情占了50%。其他類專稿，共有20篇，其中有2篇關於人權;5篇關於中國社會，比如中國人開始不再使用一次性筷子、自行車的數量減少這樣的;2篇是衛生的，別的都是零零碎碎的。其他的選題有涉及國際安全的，如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好起來了。這些都是我們必須寫的。我奇怪的是《華盛頓郵報》關於法輪功的東西不多，頭版裡面只有一篇是關於法輪功的，而且是批評法輪功的。我們採訪江澤民時，江澤民對我們說，“不錯，這篇文章寫得不錯。”還有兩篇關於體育方面的稿子，其中一篇是報導那位要到NBA打球的中國籃球運動員。總體來說，《華盛頓郵報》最關心的首先是中美關係，其次是國際安全方面的事情，這也是跟中美關係有關的。其餘很多報導是關於中國社會發展，像老百姓的法律覺悟提高了、中國的同性戀之類的。這方面的新聞一般刊登在報紙的內頁，而且一般比較短，很難被登載到頭版上去。我們20篇之內只有2篇關於中國人權的，一個是關於被抓起來的一個女學者，另一個是我剛才提到的法輪功的那篇報導。
問：就你個人來看，你最感興趣的領域是什麼?為什麼?
潘文：中國社會的發展。因為中國是個古老的國家，有五千年的歷史，但是他也天天變，這種矛盾對我來說非常有趣。這種變化是怎麼發生的，怎麼會這樣的，中國以後的發展會變成什麼樣子，大家現在還都鬧不清，我覺得這個轉變的過程很有意思。
問：你是怎麼研究這個變化過程的?
潘文：我住在中國就是很好的研究。
問：你預測中國的變化結果是什麼呢?
潘文：我不知道結果，因為電影沒有演完才有意思，不然電影放完了，也就沒有意思了。我一直在看，就覺得很有趣。
問：打算看多長時間呢?
潘文：大概再過三年吧。
問：你在中國的這麼多次採訪中，哪次是最困難的?你平時在採訪中都遇到過什麼樣的困難?
潘文：有一些人特別想採訪，但採訪不到，像公安部的副部長，他是專門負責國際交流的，跟美國的聯邦調查局合作的很好。我一直想採訪他，但採訪不到。採訪國防和公安方面的人很難。當然，他們有一些研究打擊黑社會的人，可以接近，但真正公安部的人無法接近。我們上次採訪反貪局的一個領導，他說的話跟15大上江澤民的講演一模一樣。這樣的採訪可以進行，但是沒有意思。其他關於國防的問題完全不能接近，但是這個可以理解。另外，換個角度來看，美國很多人害怕解放軍會成為對美國的威脅，那你稍微透明度高一些，允許美國記者到你們那裡去採訪幾個當兵的，寫一些比較有意思的文章，讓美國人意識到解放軍也是人，對吧?但是，很多人在這方面怕犯錯誤。想進這個領域很難，其他領域比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