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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會來說，參眾兩院會場內都有旁聽席，會場外有舒適的休息大廳(lobby)。遊說人員在辯論表決提案期間，就在那裡靜聽和觀察，並不時給議員寫條子、傳話，或者請他們到大廳中間交頭接耳、密商對策。美國參眾兩院的議員多數時間都被lobby的人包圍著，美國的公私機構、各行各業都以重金僱傭自己的遊說人，而這些遊說人多半是落選議員或者退休官員。他們今天在朝、明天在野、出入官場、走動衙門，對政府的運作一清二楚，活動無孔不入。哪一行哪一業最有錢，就可以高價請到法力最大的遊說人。
不但美國國內如此，外國的公私機構、各行各業為了本身的利益爭取對美關係，也不惜工本在美國進行遊說，和美國關係最密切的國家，在美國的遊說工作也做得最普遍深入。以日本為例，不但日本政府、在野黨派、各大企業甚至是不同牌子的產品，都各自有其專用的遊說代表。近年來美日交往貿易規模更大、問題更多、僅靠遊說已經不能應付，他們就更上一層樓，登堂入室，乾脆用重金聘用他們所要遊說的政府機構中直接管理貿易的或者是退休的官員作為他們拿薪水的職員或者是顧問，日本對美貿易順差最大，其所以未造成危機、未導致破裂，原因無他，遊說之功也。承辦遊說的都是大律師、公關公司，顧客根據自己的需要和這些公司訂合同，報酬都是上百萬上千萬的。比如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就有一個顧問公司，代表美國很多大公司對華貿易。他只接受25家大公司作顧問，這25家大公司只有給他打電話的權力，如果要解決問題，還要另外算錢。他最大的顧客就是A&G，所以他每次來中國坐的就是A&G老闆的私人飛機。所有的美國參眾議員都是今天在朝，明天在野，在野就是做遊說工作，不但遊說，而且參與各種各樣的公關GG工作。最可笑的一個事情是共和黨的參院領袖，也就是上一次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BobDove，很鄭重的為偉哥做GG。
對美國做遊說的最成功的國家是以色列，為以色列做遊說的不止是個人、公司，而是一個組織嚴密、步調一致、聲音和諧的交響樂團，其中包括政府、議會、大企業家、大新聞機構、學術宗教團體、更重要的是，所有具有猶太血統的美國選民，是一個無所不包、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巨大政治力量，其遊說活動幾乎是所向無敵。他們許多年來只遭遇過一次小小的挫折，就是未能阻止美國售於沙烏地阿拉伯新型偵察機，原因是沙特用大把的石油美元聘用了曾經擔任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多年的富布賴特作為他們的遊說人。
從歷史上來說，國民黨對美遊說也不亞於以色列，國民黨對美的遊說有兩個目的，一是援蔣，一是反共。援蔣的遊說主將是蔣介石的枕邊人宋美齡，反共的主將是美國的“百萬人委員會”，這個“百萬人委員會”不是現在的“百萬人委員會”，它搜集了美國反共的軍人、政客、宗教領袖，是一個很大的團體。此外，在中國解放後，美國有一個很大的反共組織叫“約翰伯奇協會”。它整個反共的活動就像傳基督教一樣普遍。中國解放以後，國民黨在美的發言人是當時加利福尼亞的一個參議院諾蘭，中美建交以後替台灣說話的主要人物是共和黨保守派的祖師爺、參議院戈德華特，就是戈德華特創立了台灣關係法，危害無窮。除了遊說以外，台灣還有計劃的調查每一個參議員所代表的州的經濟情況，台灣用大筆的美金到這個州去做政治採購。1990年，我到台灣去，見到當時的國民黨外交部長錢復，他是耶魯大學的PH.D，我就問他，當中美建交以後，你留在美國處境一定很難堪，等於在美國做小媳婦，你這個日子是怎麼過的。他說我當時只注意兩件事，一件事是專門和那些台灣關係法有關係的參眾兩院議員聯絡，不斷提醒他們台灣關係法的重要性。另一件事情就是他和蔣經國商量好，所有派到美國的台灣商務文化代表都可以直接和蔣經國匯報工作，蔣經國可以直接給他們打氣。這樣維持了士氣，也維持了台灣關係法。今天在美國的國會議員，記得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議員沒有幾個，但是就是因為台灣不斷的宣傳台灣關係法，他們對台灣關係法了解的非常清楚。我們的三個聯合公報在美國國會是一個差不多被人遺忘的東西。
在美國國內遊說最成功的是美國的槍枝協會。美國國內槍枝自由買賣，外國人很難理解，為什麼美國國會無法取消槍枝的自由買賣立法，是有歷史原因的。當年英國在美國的占領軍不是住在兵營，而是住在美國老百姓的家裡，美國要獨立，必須要武裝一般民眾。所以買槍是一個革命行為，一直到現在自由買賣槍枝的立法無法取消，反對力量非常強大。一個議員如果要取消自由買賣槍枝的立法，他一定要落選的。
遊說在美國是一個正當的、合法的、財源茂盛、令人艷羨的職業。接受外國委託的公司要向政府登記，活動範圍受到嚴格的限制。但是戲法人會變，其非法活動常常沒有黑白分明的界限。談到遊說的功夫，中國遠在美國之上，我們可以發現歷史上有很多的具有“三寸不爛之舌”的遊說家和“舌戰群儒”的雄辯家，以孔子為首的遊說者最具有戰略眼光和靈活性。他們能“入境問俗”，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們不得不佩服：“大哉孔子”。
從性質上說，遊說和公關沒有什麼不同，遊說的對象是有決策權的人，公關是製造輿論，製造民意，製造空氣。公關的成敗可以從民意測驗中看出來，拿中美關係做例子，美國曆次的民意測驗，人民對中國的看法結果都是多數不信任中國，認為中國對美國不友好。這對中美關係是非常不利的。這完全是因為美國人民對中國不了解，而不了解則是源於中國缺乏對美國的自我宣傳。中美近年來爭論的問題有人權、台灣、武器擴散、貿易順差、智慧財產權、勞改產品、西藏問題等等，每一個問題中國人都有理直氣壯的反駁，但是可惜這種反駁美國人聽不見。我們的每一個白皮書都是擲地有聲的好文章，但是美國人看不見。
在美國的各種傳媒中，對中美問題都是一面之詞，異口同聲的批評，很少客觀的報導，美國人民，即使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美國人，也只是經過片面報導間接了解中國，很少直接聽到中國的聲音，他們對中國的認識，往往只為某一獨立事件所主宰，而看不到整個中國的大勢。中國對這些歪曲報導看上去幾乎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中國最有力的還擊方法就是外交部發言人的官方談話和新華社的評論文章，外交部發言人的談話人們認為是外交詞令。而新華社的文章多數被外國媒體冠以“官方通訊社”的帽子，一旦被認為是官方，宣傳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美國是一個輿論決定一切的國家，輿論力量完全操縱在幾家大的傳媒機構手裡，主要包括四大電視台(NBC、ABC、CBS、CNN)和四大報紙(《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華爾街日報》)，還有幾家大的智囊公司和大學研究所，美國一般的人民，包括大多數國會議員、政府官員對中國所知有限，對中國見解多來自這些傳媒工具和研究機構。舉例來說，如果《華盛頓郵報》刊出一篇攻擊中國計劃生育的文章，這就是美國的參眾議員的知識來源，他就根據這篇報導發表談話，這個談話又被他所在的地方報紙登出來，這就成了美國的民意，美國的民意就是這樣造成的。美國的民意是選舉主要爭取的東西。美國每一位總統候選人競選的時候一定是大罵中國，等到進了白宮，面對殘酷的現實，他一定要和中國打交道。所以對美國的宣傳一定要從最基層下手。美國人民不能直接聽到中國大陸的聲音。但是台灣不惜工本的對美國公關。他們把美國當作是他們開拓國際生存空間的主戰場，自從台灣被逐出聯合國，中美建交之後，台灣把所有對美國的外交活動變為對美國的遊說和公關。李登輝到康奈爾訪問母校，完全是用美金鋪路的，之前他捐給康奈爾400多萬美金。國民黨經費資助的台灣綜合研究所和華盛頓的凱西狄公司簽約，付出了三百七十萬美元的顧問費。一般估計，為李登輝訪美之行造勢所花費的公關費用可能高達1億美元。
不但美國國內如此，外國的公私機構、各行各業為了本身的利益爭取對美關係，也不惜工本在美國進行遊說，和美國關係最密切的國家，在美國的遊說工作也做得最普遍深入。以日本為例，不但日本政府、在野黨派、各大企業甚至是不同牌子的產品，都各自有其專用的遊說代表。近年來美日交往貿易規模更大、問題更多、僅靠遊說已經不能應付，他們就更上一層樓，登堂入室，乾脆用重金聘用他們所要遊說的政府機構中直接管理貿易的或者是退休的官員作為他們拿薪水的職員或者是顧問，日本對美貿易順差最大，其所以未造成危機、未導致破裂，原因無他，遊說之功也。承辦遊說的都是大律師、公關公司，顧客根據自己的需要和這些公司訂合同，報酬都是上百萬上千萬的。比如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就有一個顧問公司，代表美國很多大公司對華貿易。他只接受25家大公司作顧問，這25家大公司只有給他打電話的權力，如果要解決問題，還要另外算錢。他最大的顧客就是A&G，所以他每次來中國坐的就是A&G老闆的私人飛機。所有的美國參眾議員都是今天在朝，明天在野，在野就是做遊說工作，不但遊說，而且參與各種各樣的公關GG工作。最可笑的一個事情是共和黨的參院領袖，也就是上一次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BobDove，很鄭重的為偉哥做GG。
對美國做遊說的最成功的國家是以色列，為以色列做遊說的不止是個人、公司，而是一個組織嚴密、步調一致、聲音和諧的交響樂團，其中包括政府、議會、大企業家、大新聞機構、學術宗教團體、更重要的是，所有具有猶太血統的美國選民，是一個無所不包、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巨大政治力量，其遊說活動幾乎是所向無敵。他們許多年來只遭遇過一次小小的挫折，就是未能阻止美國售於沙烏地阿拉伯新型偵察機，原因是沙特用大把的石油美元聘用了曾經擔任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多年的富布賴特作為他們的遊說人。
從歷史上來說，國民黨對美遊說也不亞於以色列，國民黨對美的遊說有兩個目的，一是援蔣，一是反共。援蔣的遊說主將是蔣介石的枕邊人宋美齡，反共的主將是美國的“百萬人委員會”，這個“百萬人委員會”不是現在的“百萬人委員會”，它搜集了美國反共的軍人、政客、宗教領袖，是一個很大的團體。此外，在中國解放後，美國有一個很大的反共組織叫“約翰伯奇協會”。它整個反共的活動就像傳基督教一樣普遍。中國解放以後，國民黨在美的發言人是當時加利福尼亞的一個參議院諾蘭，中美建交以後替台灣說話的主要人物是共和黨保守派的祖師爺、參議院戈德華特，就是戈德華特創立了台灣關係法，危害無窮。除了遊說以外，台灣還有計劃的調查每一個參議員所代表的州的經濟情況，台灣用大筆的美金到這個州去做政治採購。1990年，我到台灣去，見到當時的國民黨外交部長錢復，他是耶魯大學的PH.D，我就問他，當中美建交以後，你留在美國處境一定很難堪，等於在美國做小媳婦，你這個日子是怎麼過的。他說我當時只注意兩件事，一件事是專門和那些台灣關係法有關係的參眾兩院議員聯絡，不斷提醒他們台灣關係法的重要性。另一件事情就是他和蔣經國商量好，所有派到美國的台灣商務文化代表都可以直接和蔣經國匯報工作，蔣經國可以直接給他們打氣。這樣維持了士氣，也維持了台灣關係法。今天在美國的國會議員，記得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議員沒有幾個，但是就是因為台灣不斷的宣傳台灣關係法，他們對台灣關係法了解的非常清楚。我們的三個聯合公報在美國國會是一個差不多被人遺忘的東西。
在美國國內遊說最成功的是美國的槍枝協會。美國國內槍枝自由買賣，外國人很難理解，為什麼美國國會無法取消槍枝的自由買賣立法，是有歷史原因的。當年英國在美國的占領軍不是住在兵營，而是住在美國老百姓的家裡，美國要獨立，必須要武裝一般民眾。所以買槍是一個革命行為，一直到現在自由買賣槍枝的立法無法取消，反對力量非常強大。一個議員如果要取消自由買賣槍枝的立法，他一定要落選的。
遊說在美國是一個正當的、合法的、財源茂盛、令人艷羨的職業。接受外國委託的公司要向政府登記，活動範圍受到嚴格的限制。但是戲法人會變，其非法活動常常沒有黑白分明的界限。談到遊說的功夫，中國遠在美國之上，我們可以發現歷史上有很多的具有“三寸不爛之舌”的遊說家和“舌戰群儒”的雄辯家，以孔子為首的遊說者最具有戰略眼光和靈活性。他們能“入境問俗”，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們不得不佩服：“大哉孔子”。
從性質上說，遊說和公關沒有什麼不同，遊說的對象是有決策權的人，公關是製造輿論，製造民意，製造空氣。公關的成敗可以從民意測驗中看出來，拿中美關係做例子，美國曆次的民意測驗，人民對中國的看法結果都是多數不信任中國，認為中國對美國不友好。這對中美關係是非常不利的。這完全是因為美國人民對中國不了解，而不了解則是源於中國缺乏對美國的自我宣傳。中美近年來爭論的問題有人權、台灣、武器擴散、貿易順差、智慧財產權、勞改產品、西藏問題等等，每一個問題中國人都有理直氣壯的反駁，但是可惜這種反駁美國人聽不見。我們的每一個白皮書都是擲地有聲的好文章，但是美國人看不見。
在美國的各種傳媒中，對中美問題都是一面之詞，異口同聲的批評，很少客觀的報導，美國人民，即使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美國人，也只是經過片面報導間接了解中國，很少直接聽到中國的聲音，他們對中國的認識，往往只為某一獨立事件所主宰，而看不到整個中國的大勢。中國對這些歪曲報導看上去幾乎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中國最有力的還擊方法就是外交部發言人的官方談話和新華社的評論文章，外交部發言人的談話人們認為是外交詞令。而新華社的文章多數被外國媒體冠以“官方通訊社”的帽子，一旦被認為是官方，宣傳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美國是一個輿論決定一切的國家，輿論力量完全操縱在幾家大的傳媒機構手裡，主要包括四大電視台(NBC、ABC、CBS、CNN)和四大報紙(《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華爾街日報》)，還有幾家大的智囊公司和大學研究所，美國一般的人民，包括大多數國會議員、政府官員對中國所知有限，對中國見解多來自這些傳媒工具和研究機構。舉例來說，如果《華盛頓郵報》刊出一篇攻擊中國計劃生育的文章，這就是美國的參眾議員的知識來源，他就根據這篇報導發表談話，這個談話又被他所在的地方報紙登出來，這就成了美國的民意，美國的民意就是這樣造成的。美國的民意是選舉主要爭取的東西。美國每一位總統候選人競選的時候一定是大罵中國，等到進了白宮，面對殘酷的現實，他一定要和中國打交道。所以對美國的宣傳一定要從最基層下手。美國人民不能直接聽到中國大陸的聲音。但是台灣不惜工本的對美國公關。他們把美國當作是他們開拓國際生存空間的主戰場，自從台灣被逐出聯合國，中美建交之後，台灣把所有對美國的外交活動變為對美國的遊說和公關。李登輝到康奈爾訪問母校，完全是用美金鋪路的，之前他捐給康奈爾400多萬美金。國民黨經費資助的台灣綜合研究所和華盛頓的凱西狄公司簽約，付出了三百七十萬美元的顧問費。一般估計，為李登輝訪美之行造勢所花費的公關費用可能高達1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