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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主題下所描述的發展趨向不僅在國家內部對人民間的相比較而言較為和諧的共同存在產生威脅，也就是由移民和文化分割所造成的國家公民的一體化的前政治基礎，更重要的是下述狀況，即一個不斷深深陷入由世界經濟和世界社會組成的相互依存關係中的國家會在主權、行為能力和民主實質方面遭到損害。
在此我只談談國家喪失其主權的三個方面：(l)喪失國家進行控制的社會能力，(2)決策的過程所出現的不斷增長的合法性論證的欠缺，(3)在提供合法性和有效的控制和組織工作方面表現出的愈加增長的無能為力。
主權的喪失表明，一個單一的國家不可能藉助自己的力量充分保護它的公民，以抵抗由其他的主管者們所做出的決策所產生的外在效果，或者抵抗這樣一些過程所產生的連環效應，這些過程的起點位於它的邊界外。這一方面是指“自發性地超越邊界”的事件，如環境污染、有組織的犯罪、現代技術造成的安全危險、武器交易、流行性傳染病等等，另一方面是指由其他國家的政治所造成的已計劃好的、但卻又意外增加的一些後果，被涉及的人沒有參與這些後果的產生。例如您可以想想由原子反應堆所產生的危險，它被建造在本國邊界以外的地方，卻達不到本國政府制訂的安全標準。
如果參與民主決策圈子的人與受這一決策所影響的人不完全一致的話，那麼在涉及到對合法性的民主需求方面就會出現虧空。一個民族國家從機構上被一個由超國家的協議和政體組成的網絡系統所包圍，這雖然能在某幾個政治領域為在本國範圍內遭到損害的一些權限創造一些補償或等效的東西，但是，在國家間通過談論所確定的東西越多和越重要，一種民主的意見形成和意願形成就會失去越多的政治決策，這種民主的意見和意願形成只能由本國的狀況所確定。在歐盟內由布魯塞爾的專家們所進行的官僚主義決策過程就為這種民主的虧空提供了一個例證，這種民主虧空是由於國內的決策政體轉移到一些由國家間、並由政府的代表所組成的委員會所造成的。
討論的重點是對干預政策的程度進行限制，民族國家為了一種合法和有效的社會政治而曾利用這種干預政策。一方面是民族國家的主管者們在地域上受到限制的行動空間相互分離開來，另一方面是在全球不受任何限制的市場和加快的資本運動，與之相關的是“民族國家經濟的功能方面的完整性”在消失。資本在尋找投資可能性和投機性利潤時送進了必須留在本國的義務，它到處漫遊。只要一個政府由於過分關注到需求空間、社會標準或就業保障而嚴重加重本國經濟地位的負擔時，資本可以通過它的退場選擇權進行威脅。
這樣，一個國內政府就會失去如下能力，即不能充分利用本國經濟的稅收資源，不能刺激經濟增長，從而不能確保它自身合法性的根本基礎。一個國家面臨進退兩難的局面：對流動私有財產所增收的稅和刺激經濟增長的各種措施在本國範圍內儘可能地越少，它們對已耗盡的社會財政預算就越加必要。
討論的坐標系
面對這一挑戰，有兩種大概的和兩種不同的回答。一種是贊成，另一種是反對全球化和解除地域化。在這兩種地位間的極端化導致對“第三條道路”的追求，這種追求也分為兩種不同的形式，一個是防守性的，另一個是進攻性的。
贊成全球化的立場以一種新自由主義的保守觀點為依據，這種新自由主義的保守最近幾十年裡導致了向以供給為導向的經濟政策的轉變。它們贊成國家無條件地聽命於一個藉助市場形成的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一體化，它們建議一個中間商式的國家，這個國家告別了對勞動力的Entkommdifizieng的計劃，告別了由國家對生活世界的資源進行保護。在一個超越國家的經濟體系中得到協調的國家根本上只限於對基礎設施作出符合生意需要的準備，這些基礎設施從贏利角度把自己這塊地方變得有吸引力，並贊助各種企業商業性的活動。在此我不能詳細論述新自由主義的假設模式和就社會公正性與市場效益之間展開的值得一提的爭論。但是對這種理論的前提產生兩點懷疑。
我們假設，一種完全自由化的世界經濟連同其不受限制的一切生產要素的活動性(包括勞動力)，將在某一時間與可以預見到的當地經濟實力和全球發展相平衡，與一種對稱的勞動分工的目標狀態達到協調一致。即使在這一前提下，在一段過度時間內，不論是在國內還是世界範圍內，為達到此目的都不僅要承受社會不公正性的急劇增加以及社會的破裂，還要承受道德標準的敗落和文化基礎結構的敗落。從時間性的角度來看就提出了下列問題：緩慢走過“淚水之谷”到底要持續多長時間?它需要多少犧牲品?為達此目的會有多少邊緣化的命運停留在這條道路的路邊並得不到注意?有多少不能再被創造的文明成就會因此而陷於“創造性的摧毀”?
在考慮到民主的未來的視線里又提出了一個同樣令人不安的問題。因為民主的程序和活動會在這種程度上喪失殆盡，就像民族國家喪失了自己的功能和行動空間，但在超國家的層面上卻沒有產生任何與之相應的東西。W?史垂克稱之為“選票的降低了的購買力”。正是這種民主的程序和活動使美國公民們可能對他們的社會生活條件施加政治影響。
另一方面，作為對民族國家和民主崩潰的反應，又由這樣一些人組成了一種聯盟，這些人反對因結構變化而出現的失敗者在社會地位方面的下降，反對一個民主國家及其公民喪失其權力。但是想關上這個閘門的強烈願望會導致這種“本領域政黨”最終與民主的平均和普遍性基礎為敵。這種保護性情感會推動以倫理為中心的防禦以拒絕多樣化，對外國人顯示敵意的防禦以拒絕他者和他物，還有反對現代化的複雜的生活關係。這種情感把目標對準一切超越邊界的東西，反對武器交易和毒品交易或者黑手黨成員，因為他們危害內部的安全;反對信息過剩和美國電影，因為它們危害本土文化;或者反對外來資金、勞工移民和流亡者，他們會危害自己的生活標準。
如果我們考察一下這種防禦行動的理性內核，就很容易看到，為什麼一個民族國家不能通過一種中縮政策而重新贏得他自己過去的強勢。
在全球化和區域化“派別”之間出現的這種贊成和反對的僵持局面，導致人們去尋找“第三條道路”。這種尋找的進行分化為一種防守和一種進攻的不同形成。前者的出發點是：雖然對世界範圍內不受任何限制的資本主義不能加以控制，但卻可以在國內給它加上彈簧。後者則堅持政治具有一種可以塑造的力量，它在超國家層面上跟隨離它而去的市場的成長而成長。
根據防守派的觀點，政治適應於市場一體化社會的這種狀況已不可能再改回來，但是民族國家在對投資資本的利用條件方面不應該只起到單純反應的作用，而應該同時在各種嘗試中發揮積極作用，例如讓社會公民掌握各種技術和技能，使之有能力參與競爭。新的社會政治並不比舊的缺少普遍性。但是它不應該首先去保護勞工生活的標準危機，而是用“有效率的承受者的創業性質量去裝備人們，使他們自己為自己分憂解難。”“幫助人使之能自我幫助”這條公理就包含著體能訓練的經濟學意義，這種體能訓練應該使所有成人都能夠接過個人應付的責任，並發展自己的主動性，以便在市場上內行地站住腳，而不是作為“無能者”必須接受國家的社會救濟。
在此我只談談國家喪失其主權的三個方面：(l)喪失國家進行控制的社會能力，(2)決策的過程所出現的不斷增長的合法性論證的欠缺，(3)在提供合法性和有效的控制和組織工作方面表現出的愈加增長的無能為力。
主權的喪失表明，一個單一的國家不可能藉助自己的力量充分保護它的公民，以抵抗由其他的主管者們所做出的決策所產生的外在效果，或者抵抗這樣一些過程所產生的連環效應，這些過程的起點位於它的邊界外。這一方面是指“自發性地超越邊界”的事件，如環境污染、有組織的犯罪、現代技術造成的安全危險、武器交易、流行性傳染病等等，另一方面是指由其他國家的政治所造成的已計劃好的、但卻又意外增加的一些後果，被涉及的人沒有參與這些後果的產生。例如您可以想想由原子反應堆所產生的危險，它被建造在本國邊界以外的地方，卻達不到本國政府制訂的安全標準。
如果參與民主決策圈子的人與受這一決策所影響的人不完全一致的話，那麼在涉及到對合法性的民主需求方面就會出現虧空。一個民族國家從機構上被一個由超國家的協議和政體組成的網絡系統所包圍，這雖然能在某幾個政治領域為在本國範圍內遭到損害的一些權限創造一些補償或等效的東西，但是，在國家間通過談論所確定的東西越多和越重要，一種民主的意見形成和意願形成就會失去越多的政治決策，這種民主的意見和意願形成只能由本國的狀況所確定。在歐盟內由布魯塞爾的專家們所進行的官僚主義決策過程就為這種民主的虧空提供了一個例證，這種民主虧空是由於國內的決策政體轉移到一些由國家間、並由政府的代表所組成的委員會所造成的。
討論的重點是對干預政策的程度進行限制，民族國家為了一種合法和有效的社會政治而曾利用這種干預政策。一方面是民族國家的主管者們在地域上受到限制的行動空間相互分離開來，另一方面是在全球不受任何限制的市場和加快的資本運動，與之相關的是“民族國家經濟的功能方面的完整性”在消失。資本在尋找投資可能性和投機性利潤時送進了必須留在本國的義務，它到處漫遊。只要一個政府由於過分關注到需求空間、社會標準或就業保障而嚴重加重本國經濟地位的負擔時，資本可以通過它的退場選擇權進行威脅。
這樣，一個國內政府就會失去如下能力，即不能充分利用本國經濟的稅收資源，不能刺激經濟增長，從而不能確保它自身合法性的根本基礎。一個國家面臨進退兩難的局面：對流動私有財產所增收的稅和刺激經濟增長的各種措施在本國範圍內儘可能地越少，它們對已耗盡的社會財政預算就越加必要。
討論的坐標系
面對這一挑戰，有兩種大概的和兩種不同的回答。一種是贊成，另一種是反對全球化和解除地域化。在這兩種地位間的極端化導致對“第三條道路”的追求，這種追求也分為兩種不同的形式，一個是防守性的，另一個是進攻性的。
贊成全球化的立場以一種新自由主義的保守觀點為依據，這種新自由主義的保守最近幾十年裡導致了向以供給為導向的經濟政策的轉變。它們贊成國家無條件地聽命於一個藉助市場形成的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一體化，它們建議一個中間商式的國家，這個國家告別了對勞動力的Entkommdifizieng的計劃，告別了由國家對生活世界的資源進行保護。在一個超越國家的經濟體系中得到協調的國家根本上只限於對基礎設施作出符合生意需要的準備，這些基礎設施從贏利角度把自己這塊地方變得有吸引力，並贊助各種企業商業性的活動。在此我不能詳細論述新自由主義的假設模式和就社會公正性與市場效益之間展開的值得一提的爭論。但是對這種理論的前提產生兩點懷疑。
我們假設，一種完全自由化的世界經濟連同其不受限制的一切生產要素的活動性(包括勞動力)，將在某一時間與可以預見到的當地經濟實力和全球發展相平衡，與一種對稱的勞動分工的目標狀態達到協調一致。即使在這一前提下，在一段過度時間內，不論是在國內還是世界範圍內，為達到此目的都不僅要承受社會不公正性的急劇增加以及社會的破裂，還要承受道德標準的敗落和文化基礎結構的敗落。從時間性的角度來看就提出了下列問題：緩慢走過“淚水之谷”到底要持續多長時間?它需要多少犧牲品?為達此目的會有多少邊緣化的命運停留在這條道路的路邊並得不到注意?有多少不能再被創造的文明成就會因此而陷於“創造性的摧毀”?
在考慮到民主的未來的視線里又提出了一個同樣令人不安的問題。因為民主的程序和活動會在這種程度上喪失殆盡，就像民族國家喪失了自己的功能和行動空間，但在超國家的層面上卻沒有產生任何與之相應的東西。W?史垂克稱之為“選票的降低了的購買力”。正是這種民主的程序和活動使美國公民們可能對他們的社會生活條件施加政治影響。
另一方面，作為對民族國家和民主崩潰的反應，又由這樣一些人組成了一種聯盟，這些人反對因結構變化而出現的失敗者在社會地位方面的下降，反對一個民主國家及其公民喪失其權力。但是想關上這個閘門的強烈願望會導致這種“本領域政黨”最終與民主的平均和普遍性基礎為敵。這種保護性情感會推動以倫理為中心的防禦以拒絕多樣化，對外國人顯示敵意的防禦以拒絕他者和他物，還有反對現代化的複雜的生活關係。這種情感把目標對準一切超越邊界的東西，反對武器交易和毒品交易或者黑手黨成員，因為他們危害內部的安全;反對信息過剩和美國電影，因為它們危害本土文化;或者反對外來資金、勞工移民和流亡者，他們會危害自己的生活標準。
如果我們考察一下這種防禦行動的理性內核，就很容易看到，為什麼一個民族國家不能通過一種中縮政策而重新贏得他自己過去的強勢。
在全球化和區域化“派別”之間出現的這種贊成和反對的僵持局面，導致人們去尋找“第三條道路”。這種尋找的進行分化為一種防守和一種進攻的不同形成。前者的出發點是：雖然對世界範圍內不受任何限制的資本主義不能加以控制，但卻可以在國內給它加上彈簧。後者則堅持政治具有一種可以塑造的力量，它在超國家層面上跟隨離它而去的市場的成長而成長。
根據防守派的觀點，政治適應於市場一體化社會的這種狀況已不可能再改回來，但是民族國家在對投資資本的利用條件方面不應該只起到單純反應的作用，而應該同時在各種嘗試中發揮積極作用，例如讓社會公民掌握各種技術和技能，使之有能力參與競爭。新的社會政治並不比舊的缺少普遍性。但是它不應該首先去保護勞工生活的標準危機，而是用“有效率的承受者的創業性質量去裝備人們，使他們自己為自己分憂解難。”“幫助人使之能自我幫助”這條公理就包含著體能訓練的經濟學意義，這種體能訓練應該使所有成人都能夠接過個人應付的責任，並發展自己的主動性，以便在市場上內行地站住腳，而不是作為“無能者”必須接受國家的社會救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