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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我想請您介紹一下媒體公司管理的內容。您做過GG，能不能把您媒體投資管理公司的情況給我們介紹一下?在座的有兩類人，一撥是這兒的學生，還有一部分是在職的，我們對這個問題有興趣。
回答：我現在從課題方面正在研究幾個問題，跟投資的幾個方面。一個呢是在網上怎麼來解決軟體的利用，最便宜的來利用，換句話說，我怎樣把Microsoft的售價降低。你看Microsoft的每一個PC都要付費的對不對?我想我可以付一次費用，你要借用我借你幾秒鐘就完了，你每天要用某些專業的軟體，這個是一個技術。第二個技術呢就是講，現在你在搜索資料的時候你是用單詞，那麼我現在呢，正在用人工的智慧的手段，來把整頁，整篇，甚至於整本書的內容放進來組成同一類的網站的內容。將來的網站內容是相當大的，你要用目前手段來查是相當難的，你是用單字來查，而且單字查出來的內容是非常的簡單。那麼你要是可以做到，比如說你把你自己的小說一樣寫一篇文章，然後說就要找這種內容的，同類的,你怎麼去找?你現在沒有辦法可以找這個。所以現在這是第二個方面我正在投資的。那麼這個新的智慧技術非常有意思，有一個英國公司叫做Economy(音)，去年上市，最高峰是10個Billion，是100億，現在還剩5個Billion，還剩50億，101個受眾，所以這件事代表就是用智慧技術來增加它的價值，而它總的來講是很簡單的數學的原理，搞了個小小的一個處理器，來幫助處理這些新的內容。這個呢，是很有趣的一個方向。那我最近最大的願望啊就想到北美，包括加拿大，把地方的亞洲的聲音，就是電視、無線電、網際網路，結合起來，包括舊產業的報業，結合起來，把北美的媒體，中文亞洲語言為主的媒體，在北美壟斷。因為在北美呢，基本上是1000多萬的亞洲人，中國人是幾百萬。那麼每一個電台呢，每一個報紙呢，數量都很低，所以沒有一個以美國為主的，中文的也好啊，日文的也好啊，韓文的也好，沒有一個行業是賺錢的。如果我把這幾個媒體統一起來，結合起來，那我可以通過很多的方式來解決亞裔在北美的市場，這一個主要的提供的因素。就是說，你是GG公司，你要來賣汽車，你可以通過我的媒體，在北美當中，可以得到50%甚至100%的媒體的傳播。這個可能是最近搞合作的一個最新的東西。
提問：您剛才講到中國媒體要取得和西方媒體同等的地位的話，最主要是要使用新媒體的語言，那您認為這個新媒體的語言是個很有魔力的東西嗎?新媒體的語言是網上的語言嗎?您能不能對新媒體的語言做一個比較詳細的說明?第二，新媒體語言是相對於舊媒體而言的，那您是否認為舊媒體語言就是報紙的語言，您能不能就新媒體語言和舊媒體語言的區別做個說明?
回答：舊媒體就是以舊媒體報紙的方式來改成新語言，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它是單向的。新媒體呢，你就可以從多方面來表達，有它的文化，有它的味道，有它的感情。報紙上很多文章是沒有感情的。你如果要把中國的文化短時間給人家了解的話，你一定要把中國的文化的感情、心情，想辦法表達出來。這個報紙就做不出來，新媒體是可以的。所以新媒體呢，換句話是用多媒體的方式來提供信息。
全球化壓力下的歐洲民族國家
哈貝馬斯
由原子反應堆所產生的危險，它被建造在本國邊界以外的地方，卻達不到本國政府制訂的安全標準。
哈貝馬斯生於1929年，曾先後在德國哥廷根大學、瑞士蘇黎士大學，德國波恩大學學習哲學、心理學、歷史學、經濟學等，並以論文《論謝林思想中的矛盾》獲哲學博士學位;1961年以《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已有中譯本)一書獲得教授資格。
1961―1964年任海德堡大學哲學教授。
1964―1967年任法蘭克福大學哲學-社會學教授、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所長。
1971―1983年任德國馬格斯一布朗克研究院科技世界生活條件研究所(Max-PlanckInstutzurErforschungderLebensbedingungenderWissens插ftlich-techneschenWelt)所長。
1983―1994年任法蘭克福大學哲學-社會學教授。
1994年退休。
一本名為《全球化動力――地域性生活世界》的書在其導言中說道：“今天，包羅一切的問題是：在民族國家的彼岸、在超國家和全球化層面上，是否能重新控制世界範圍內的資本主義在環境方面以及社會方面和文化方面的爆炸性力量。”市場的發現功能和調節功能是無人否認的。但是市場僅僅對這樣一些信息作出反應，即由價格的語言進行編碼的信息，而對那些它在其他領域所生產的外在效果，它充耳不聞。
社會福利性的國家，不論在歐洲還是在其他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社會裡，在上個世紀的第三個二十五年裡確實彌補了一個高生產率的經濟系統在社會方面所帶來的不受歡迎的後果。資本主義第一次沒有阻礙讓所有公民一律平等的共和國所作出的保證得到履行，並使之現實化。民主的法制國家還確保了在下述意義上的一律平等，即所有的人都有同樣的機會利用、使用自己的權利。
羅爾斯作為當今最有影響的政治自由主義的理論家，在這個意義上提到了平等分配權利這種“公平價值”。
今天，我們知道，這個理念迄今為止只在民族國家的範圍內得到了實現。但是如果一個民族國家在一個發生了變化的世界經濟和世界社會的具體情境中，遭遇到自己創造能力的界限時，這種組織形式就會在兩方面變得很不牢靠：一是對在全球範圍內得到釋放的資本主義從政治上進行控制，二是只推行了一半的表面民主的這個單一範例。我要提的問題是：現代社會所產生的民主影響和作用的形式能自發超越本國家的邊界而繼續擴展嗎?
我想在三方面討論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必須搞清楚，民族國家和民主有什麼樣的緊密聯繫，這種獨特方式的相互共生今天又是通過什麼而處於壓力之下。其次，通過對上述問題的分析我將簡短地闡述對各國家諸種狀況所提出的挑戰所做出的政治方面的四種回答。它們同樣也規定了一種座標系統，今天關於“第三條道路”的討論就在這種座標系統中進行。最後，這場大辯論為歐盟的未來採取一種進攻性的戰略而提供了發展方向。如果我們國家內享有特權的公民們同時也願意考慮到其他國家和其他洲的觀點與立場的話，他們就必須在世界公民的目的中來推動歐盟的聯盟性深化，為一種全世界的內部政治創造必要的前提條件。
對民族國家和民主的挑戰
今天在“全球化”這一主題下引起人們注意的發展趨向已經改變了一種歷史的狀況，這種歷史狀況的特徵就是國家、社會與經濟在同一個國家的疆域在一定程度上共同發展和擴張。國家間的經濟體系在市場全球化的過程中演化成為一種超越國家的經濟，在過去的這種國家間的經濟體系中是由各個國家來確定內部經濟與對外貿易關係的界限。這裡最重要的是世界範圍內資本的運動加快，還有就是對一個國家的地位的絕對評價是由全球相聯的金融市場所進行的。這一事實就解釋了，為什麼國家的主管者們今天不再能構織那些中心節點，這些節點已經賦予由交換關系所組成的全球網絡;一種國家間或國際間關係的結構。今天與其說是國民經濟陷於國家的界限內，不如說是國家陷於市場之內。
回答：我現在從課題方面正在研究幾個問題，跟投資的幾個方面。一個呢是在網上怎麼來解決軟體的利用，最便宜的來利用，換句話說，我怎樣把Microsoft的售價降低。你看Microsoft的每一個PC都要付費的對不對?我想我可以付一次費用，你要借用我借你幾秒鐘就完了，你每天要用某些專業的軟體，這個是一個技術。第二個技術呢就是講，現在你在搜索資料的時候你是用單詞，那麼我現在呢，正在用人工的智慧的手段，來把整頁，整篇，甚至於整本書的內容放進來組成同一類的網站的內容。將來的網站內容是相當大的，你要用目前手段來查是相當難的，你是用單字來查，而且單字查出來的內容是非常的簡單。那麼你要是可以做到，比如說你把你自己的小說一樣寫一篇文章，然後說就要找這種內容的，同類的,你怎麼去找?你現在沒有辦法可以找這個。所以現在這是第二個方面我正在投資的。那麼這個新的智慧技術非常有意思，有一個英國公司叫做Economy(音)，去年上市，最高峰是10個Billion，是100億，現在還剩5個Billion，還剩50億，101個受眾，所以這件事代表就是用智慧技術來增加它的價值，而它總的來講是很簡單的數學的原理，搞了個小小的一個處理器，來幫助處理這些新的內容。這個呢，是很有趣的一個方向。那我最近最大的願望啊就想到北美，包括加拿大，把地方的亞洲的聲音，就是電視、無線電、網際網路，結合起來，包括舊產業的報業，結合起來，把北美的媒體，中文亞洲語言為主的媒體，在北美壟斷。因為在北美呢，基本上是1000多萬的亞洲人，中國人是幾百萬。那麼每一個電台呢，每一個報紙呢，數量都很低，所以沒有一個以美國為主的，中文的也好啊，日文的也好啊，韓文的也好，沒有一個行業是賺錢的。如果我把這幾個媒體統一起來，結合起來，那我可以通過很多的方式來解決亞裔在北美的市場，這一個主要的提供的因素。就是說，你是GG公司，你要來賣汽車，你可以通過我的媒體，在北美當中，可以得到50%甚至100%的媒體的傳播。這個可能是最近搞合作的一個最新的東西。
提問：您剛才講到中國媒體要取得和西方媒體同等的地位的話，最主要是要使用新媒體的語言，那您認為這個新媒體的語言是個很有魔力的東西嗎?新媒體的語言是網上的語言嗎?您能不能對新媒體的語言做一個比較詳細的說明?第二，新媒體語言是相對於舊媒體而言的，那您是否認為舊媒體語言就是報紙的語言，您能不能就新媒體語言和舊媒體語言的區別做個說明?
回答：舊媒體就是以舊媒體報紙的方式來改成新語言，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它是單向的。新媒體呢，你就可以從多方面來表達，有它的文化，有它的味道，有它的感情。報紙上很多文章是沒有感情的。你如果要把中國的文化短時間給人家了解的話，你一定要把中國的文化的感情、心情，想辦法表達出來。這個報紙就做不出來，新媒體是可以的。所以新媒體呢，換句話是用多媒體的方式來提供信息。
全球化壓力下的歐洲民族國家
哈貝馬斯
由原子反應堆所產生的危險，它被建造在本國邊界以外的地方，卻達不到本國政府制訂的安全標準。
哈貝馬斯生於1929年，曾先後在德國哥廷根大學、瑞士蘇黎士大學，德國波恩大學學習哲學、心理學、歷史學、經濟學等，並以論文《論謝林思想中的矛盾》獲哲學博士學位;1961年以《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已有中譯本)一書獲得教授資格。
1961―1964年任海德堡大學哲學教授。
1964―1967年任法蘭克福大學哲學-社會學教授、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所長。
1971―1983年任德國馬格斯一布朗克研究院科技世界生活條件研究所(Max-PlanckInstutzurErforschungderLebensbedingungenderWissens插ftlich-techneschenWelt)所長。
1983―1994年任法蘭克福大學哲學-社會學教授。
1994年退休。
一本名為《全球化動力――地域性生活世界》的書在其導言中說道：“今天，包羅一切的問題是：在民族國家的彼岸、在超國家和全球化層面上，是否能重新控制世界範圍內的資本主義在環境方面以及社會方面和文化方面的爆炸性力量。”市場的發現功能和調節功能是無人否認的。但是市場僅僅對這樣一些信息作出反應，即由價格的語言進行編碼的信息，而對那些它在其他領域所生產的外在效果，它充耳不聞。
社會福利性的國家，不論在歐洲還是在其他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社會裡，在上個世紀的第三個二十五年裡確實彌補了一個高生產率的經濟系統在社會方面所帶來的不受歡迎的後果。資本主義第一次沒有阻礙讓所有公民一律平等的共和國所作出的保證得到履行，並使之現實化。民主的法制國家還確保了在下述意義上的一律平等，即所有的人都有同樣的機會利用、使用自己的權利。
羅爾斯作為當今最有影響的政治自由主義的理論家，在這個意義上提到了平等分配權利這種“公平價值”。
今天，我們知道，這個理念迄今為止只在民族國家的範圍內得到了實現。但是如果一個民族國家在一個發生了變化的世界經濟和世界社會的具體情境中，遭遇到自己創造能力的界限時，這種組織形式就會在兩方面變得很不牢靠：一是對在全球範圍內得到釋放的資本主義從政治上進行控制，二是只推行了一半的表面民主的這個單一範例。我要提的問題是：現代社會所產生的民主影響和作用的形式能自發超越本國家的邊界而繼續擴展嗎?
我想在三方面討論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必須搞清楚，民族國家和民主有什麼樣的緊密聯繫，這種獨特方式的相互共生今天又是通過什麼而處於壓力之下。其次，通過對上述問題的分析我將簡短地闡述對各國家諸種狀況所提出的挑戰所做出的政治方面的四種回答。它們同樣也規定了一種座標系統，今天關於“第三條道路”的討論就在這種座標系統中進行。最後，這場大辯論為歐盟的未來採取一種進攻性的戰略而提供了發展方向。如果我們國家內享有特權的公民們同時也願意考慮到其他國家和其他洲的觀點與立場的話，他們就必須在世界公民的目的中來推動歐盟的聯盟性深化，為一種全世界的內部政治創造必要的前提條件。
對民族國家和民主的挑戰
今天在“全球化”這一主題下引起人們注意的發展趨向已經改變了一種歷史的狀況，這種歷史狀況的特徵就是國家、社會與經濟在同一個國家的疆域在一定程度上共同發展和擴張。國家間的經濟體系在市場全球化的過程中演化成為一種超越國家的經濟，在過去的這種國家間的經濟體系中是由各個國家來確定內部經濟與對外貿易關係的界限。這裡最重要的是世界範圍內資本的運動加快，還有就是對一個國家的地位的絕對評價是由全球相聯的金融市場所進行的。這一事實就解釋了，為什麼國家的主管者們今天不再能構織那些中心節點，這些節點已經賦予由交換關系所組成的全球網絡;一種國家間或國際間關係的結構。今天與其說是國民經濟陷於國家的界限內，不如說是國家陷於市場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