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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老的”社會主義者們對“新中間派”或者“新勞工黨”的這種視野生氣激怒的東西，有如下兩點：一方面是在關於社會公正性問題中表現出的重新定向，另一方面是這條有疑問的經驗主義前提，即職業勞動，也就是說即使不具有標準勞動關係的形式，也一如既往地被視為“社會一體化的關鍵力量”。導致生產率上升和節省勞動力的技術進步所帶來的世俗性潮流，還有同時在勞動力市場上不斷上升的需求――尤其是婦女需求工作，這些使得與之相反的關於“大眾就業社會已經終結”的假設並非完全不恰當。
從規範來看，這條第三條道路的主角們轉向了一種自由主義的路線，它完全從輸入這一面來考察社會平等，並把之歸結到機會平等上。它立足於一種“以世界市場為導向的生活形式”的倫理，這種倫理期待所有的公民都能教育訓練自己從而能夠“利用自己的人力資本”。
不願意超越這條根本原則的人，就會轉而去考察第三條道路的另一種形式，即進攻的方式。這一觀點受政治優先於市場邏輯的引導：“市場的系統邏輯應在何種程度上行到‘鬆綁’，在何處和何種框架內應由市場來‘統治’，在一個現代化社會裡對此作出規定，應該完全是非自由主義政治的事務”。這聽起來有點惟意志論。首先，也無非是一條規範性的假設，根據我們迄今為止的思考，它在一個國家內部是無法實現的。但是在尋找一條出路以離開由於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的減少和民族國家的增強造成的困境時，這種要求就會把人們的目光引向更大的政治統一體和超國家的政體，它們能平衡和補償民族國家的功能喪失，同時也不必斬斷民主合法性的鏈條。歐盟就提供了在民族國家的彼岸的第一個民主例證。當然創建一個更大的政治統一體對地域競爭的模式不會作出什麼改變，也就是對市場一體化的優先地位不會作出改變。面對全球化市場，政治只能作出“彌補”，如果它能在更廣闊層面上成功地為一種世界內部政治創造一套有承受能力的基礎設施，這套基礎設施又沒有脫離民主的合法性過程的話，政治必須跟隨全球化市場成長。
歐洲與世界
如果從這個角度去考察歐盟迄今為止的發展，人們會得出一個矛盾的結論：新的政治機構的創立，如布魯塞爾官方機構、歐洲法庭和歐洲中央銀行，並不意味著政治的強化。貨幣統一是在這樣一條路上邁出的最後一步，儘管舒曼、戴高樂和阿登納最初為之制訂了發展綱領，通過回顧過去還是可以毫不誇張地把這條路描述為“政府共同製造市場”。歐盟在今天表現為一個洲際性的更大空間，從橫向看它通過市場而形成緊密聯繫，但從垂直面看，由於間接的合法性管理機構，它相比較而言在政治上只是弱勢地得到調控。由於其成員國通過貨幣主權向中央銀行的轉移而失去了操縱貨幣交換率使之相互適應的可能性。在可以期待的更加激烈的競爭之中，在一個統一的貨幣共同體領域內，將會出現一些新的更大範圍秩序內的問題。
它首先涉及那些弱勢經濟，它們必須通過縮減工資來平衡它們在競爭中的不利地位，而那些經濟強國則擔心工資傾銷。已經為今天充滿爭鬥的社會保障體系制訂了一項不利的綱領，這些社會保障體系停留在國內管理的範圍內，具有完全不同的結構。一方面有人擔心他們的價格優勢會被剝奪殆盡，另一方面有人擔心他們會因拉平距離而實際下降。歐洲正面臨選擇：或者通過市場來緩解這種問題造成的壓力，也就是在社會政治的政體和所處經濟區位之間的競爭，或者對這些問題從政治上進行處理，這就是設法在一系列重要的社會政策、勞工市場政策和稅收政策的問題逐步達到一種“和諧”和有步驟的相適應。其核心在於：是否應該不惜一切代價來保護一個平衡國家間利益的目前這樣一個機構，還是歐盟應該繼續發展，超越目前國家聯盟的現狀，成為一個真正的促進者。只有這樣歐盟才能獲得政治力量，作出糾正市場的決策，通過再分配的影響來使各種規則得到貫徹落實。
在當前全球化討論的坐標系中，對於新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者來說，都不難在這種選擇面前作出決定。對歐盟持懷疑態度的人在考慮到已經生效的貨幣一體化時總是依賴於保護與排外，而贊成歐洲市場的人認為貨幣一體化是國內市場的終結從而對此感到滿意。與這兩種態度相反，歐盟促進者們追求把國際間的合作轉化為一個政治上的憲法，從而為諸委員會、部長聯會和歐洲法院所作出的各種決策創造一個自身的合法性基礎。在這一問題上一種宏觀政治立場的代表們也各持己見。他們把歐洲這個聯盟國家當做發展一個由諸政體組成的超越國家的網絡的起點，這些政體可以不要一個世界政府而在一定程度上從事世界內部政治。
在歐盟懷疑主義者和歐盟促進主義者之間的爭論圍繞這樣一個問題進行：鑑於其成員國的多樣性，如民族、文化和語言方面的多樣性，歐盟能實現一個真正國家的質量嗎?或者它在未來仍局限在新的合作性談判體系的界限內?歐盟促進者們追求這樣一個目標，即增強歐盟的政府能力，從而能在全歐範圍內貫徹實施這樣一些政策和規則，它使其成員國有義務達成一種協調一致，如果它們以重新分配為結果的話。從這一觀點來看，政治行為能力的發展必須與合法性基礎的發展攜手並進。
如果考慮到關於國家的意識和國家公民的團結一致是在19世紀的歐洲諸國中，藉助書寫國家民族的歷史，藉助大眾交往和義務服兵役才逐漸產生的，那麼悲觀主義和失敗主義就沒有任何基礎。如果這種由“外國人組成的團結一致”的人工形式應該歸功於歷史上一種富有成效的抽象性推動，即從地區性和流動性意識到國家民族性和民主意識的發展，那麼這種通過學習他國而提高自己的過程為什麼不能超越民族國家界限而繼續向前發展呢?
在報告結束前再就這種發展的世界公民的視野說幾句話。一個歐洲的聯邦國家會因為它那擴大了的經濟基礎從而在有利的情況下取得明顯效果，並在全球競爭中得到好處。如果這種促進性的計劃只追隨下述目標，即把美國這個較大秩序的全球活動者引進場來，那麼它就還是分封割據的，只會給避難政治的“歐洲堡壘”再加上一個更廣闊的、經濟的要素。當然，如果超國家的共同聯合一步接一步進行的話，那麼它將是一種規範性的、令人可信的計劃，超國家的聯合體建構一種全球性的、有行為能力的政治統一體，不過要直接證明這些則很困難。
這就是提出了一個問題：由在世界政治中有行為能力的主管者們組成的小團體是否能在一個改革了的世界紛紛的框架內進一步擴大由超國家的政體所形成的暫時還比較鬆散的網絡，它是否想以此方式來利用這種網絡，即從方向路線上轉向一種世界內部政治，同時又不要一個世界政府，這樣做是否可能。一種這樣的政治必須在這個視點下得到推進，即要和諧，不要強迫的一體化。遙遠的目標必須是這樣的，一步步地去克服世界這個大社會的社會分化和分層，同時又不對文化的獨特性造成損害和帶來不利影響。
從規範來看，這條第三條道路的主角們轉向了一種自由主義的路線，它完全從輸入這一面來考察社會平等，並把之歸結到機會平等上。它立足於一種“以世界市場為導向的生活形式”的倫理，這種倫理期待所有的公民都能教育訓練自己從而能夠“利用自己的人力資本”。
不願意超越這條根本原則的人，就會轉而去考察第三條道路的另一種形式，即進攻的方式。這一觀點受政治優先於市場邏輯的引導：“市場的系統邏輯應在何種程度上行到‘鬆綁’，在何處和何種框架內應由市場來‘統治’，在一個現代化社會裡對此作出規定，應該完全是非自由主義政治的事務”。這聽起來有點惟意志論。首先，也無非是一條規範性的假設，根據我們迄今為止的思考，它在一個國家內部是無法實現的。但是在尋找一條出路以離開由於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的減少和民族國家的增強造成的困境時，這種要求就會把人們的目光引向更大的政治統一體和超國家的政體，它們能平衡和補償民族國家的功能喪失，同時也不必斬斷民主合法性的鏈條。歐盟就提供了在民族國家的彼岸的第一個民主例證。當然創建一個更大的政治統一體對地域競爭的模式不會作出什麼改變，也就是對市場一體化的優先地位不會作出改變。面對全球化市場，政治只能作出“彌補”，如果它能在更廣闊層面上成功地為一種世界內部政治創造一套有承受能力的基礎設施，這套基礎設施又沒有脫離民主的合法性過程的話，政治必須跟隨全球化市場成長。
歐洲與世界
如果從這個角度去考察歐盟迄今為止的發展，人們會得出一個矛盾的結論：新的政治機構的創立，如布魯塞爾官方機構、歐洲法庭和歐洲中央銀行，並不意味著政治的強化。貨幣統一是在這樣一條路上邁出的最後一步，儘管舒曼、戴高樂和阿登納最初為之制訂了發展綱領，通過回顧過去還是可以毫不誇張地把這條路描述為“政府共同製造市場”。歐盟在今天表現為一個洲際性的更大空間，從橫向看它通過市場而形成緊密聯繫，但從垂直面看，由於間接的合法性管理機構，它相比較而言在政治上只是弱勢地得到調控。由於其成員國通過貨幣主權向中央銀行的轉移而失去了操縱貨幣交換率使之相互適應的可能性。在可以期待的更加激烈的競爭之中，在一個統一的貨幣共同體領域內，將會出現一些新的更大範圍秩序內的問題。
它首先涉及那些弱勢經濟，它們必須通過縮減工資來平衡它們在競爭中的不利地位，而那些經濟強國則擔心工資傾銷。已經為今天充滿爭鬥的社會保障體系制訂了一項不利的綱領，這些社會保障體系停留在國內管理的範圍內，具有完全不同的結構。一方面有人擔心他們的價格優勢會被剝奪殆盡，另一方面有人擔心他們會因拉平距離而實際下降。歐洲正面臨選擇：或者通過市場來緩解這種問題造成的壓力，也就是在社會政治的政體和所處經濟區位之間的競爭，或者對這些問題從政治上進行處理，這就是設法在一系列重要的社會政策、勞工市場政策和稅收政策的問題逐步達到一種“和諧”和有步驟的相適應。其核心在於：是否應該不惜一切代價來保護一個平衡國家間利益的目前這樣一個機構，還是歐盟應該繼續發展，超越目前國家聯盟的現狀，成為一個真正的促進者。只有這樣歐盟才能獲得政治力量，作出糾正市場的決策，通過再分配的影響來使各種規則得到貫徹落實。
在當前全球化討論的坐標系中，對於新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者來說，都不難在這種選擇面前作出決定。對歐盟持懷疑態度的人在考慮到已經生效的貨幣一體化時總是依賴於保護與排外，而贊成歐洲市場的人認為貨幣一體化是國內市場的終結從而對此感到滿意。與這兩種態度相反，歐盟促進者們追求把國際間的合作轉化為一個政治上的憲法，從而為諸委員會、部長聯會和歐洲法院所作出的各種決策創造一個自身的合法性基礎。在這一問題上一種宏觀政治立場的代表們也各持己見。他們把歐洲這個聯盟國家當做發展一個由諸政體組成的超越國家的網絡的起點，這些政體可以不要一個世界政府而在一定程度上從事世界內部政治。
在歐盟懷疑主義者和歐盟促進主義者之間的爭論圍繞這樣一個問題進行：鑑於其成員國的多樣性，如民族、文化和語言方面的多樣性，歐盟能實現一個真正國家的質量嗎?或者它在未來仍局限在新的合作性談判體系的界限內?歐盟促進者們追求這樣一個目標，即增強歐盟的政府能力，從而能在全歐範圍內貫徹實施這樣一些政策和規則，它使其成員國有義務達成一種協調一致，如果它們以重新分配為結果的話。從這一觀點來看，政治行為能力的發展必須與合法性基礎的發展攜手並進。
如果考慮到關於國家的意識和國家公民的團結一致是在19世紀的歐洲諸國中，藉助書寫國家民族的歷史，藉助大眾交往和義務服兵役才逐漸產生的，那麼悲觀主義和失敗主義就沒有任何基礎。如果這種由“外國人組成的團結一致”的人工形式應該歸功於歷史上一種富有成效的抽象性推動，即從地區性和流動性意識到國家民族性和民主意識的發展，那麼這種通過學習他國而提高自己的過程為什麼不能超越民族國家界限而繼續向前發展呢?
在報告結束前再就這種發展的世界公民的視野說幾句話。一個歐洲的聯邦國家會因為它那擴大了的經濟基礎從而在有利的情況下取得明顯效果，並在全球競爭中得到好處。如果這種促進性的計劃只追隨下述目標，即把美國這個較大秩序的全球活動者引進場來，那麼它就還是分封割據的，只會給避難政治的“歐洲堡壘”再加上一個更廣闊的、經濟的要素。當然，如果超國家的共同聯合一步接一步進行的話，那麼它將是一種規範性的、令人可信的計劃，超國家的聯合體建構一種全球性的、有行為能力的政治統一體，不過要直接證明這些則很困難。
這就是提出了一個問題：由在世界政治中有行為能力的主管者們組成的小團體是否能在一個改革了的世界紛紛的框架內進一步擴大由超國家的政體所形成的暫時還比較鬆散的網絡，它是否想以此方式來利用這種網絡，即從方向路線上轉向一種世界內部政治，同時又不要一個世界政府，這樣做是否可能。一種這樣的政治必須在這個視點下得到推進，即要和諧，不要強迫的一體化。遙遠的目標必須是這樣的，一步步地去克服世界這個大社會的社會分化和分層，同時又不對文化的獨特性造成損害和帶來不利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