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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如果看經濟問題，我們就經濟談經濟，把意識形態的那些解釋，咱們先放一邊兒，我們會看到很多當時的領導人，他們絕不比現在我們提問題的這些人智力水平低，所以我說，我們要看當時的問題是什麼，我是把那個時候的文件全部清理過來，發現我們所有農業組織化程度提高，逐步逐步提高到人民公社化的過程，(都)和工業化高度相關，尤其當你開始生產拖拉機的時候，你的拖拉機給誰?連這四百多萬個合作社都不可能成為接受拖拉機的那種主體，對不對?我當隊長的時候，我們村裡面一旦公社派拖拉機來耕地的時候，我們說什麼?咱們又倒霉了。為什麼呢?它得要多少麥子。我們其實使我們自己的牲口完全能耕得了那個地，為什麼要拖拉機呢?我們農民當時是不需要的，是國家強迫給我拖拉機，那你沒拖拉機行嗎，沒拖拉機沒坦克，拖拉機摘掉上頭放上炮塔就是坦克，你能不生產拖拉機嗎?懂這個道理，其實不是毛澤東他不明白，他那麼聰明的人，他能不明白嗎?所以，我們現在的人沒有實事求是的去看當時的情況，更何況1956年開始中蘇交惡，不會再有後續投資，你從哪兒來投資?重工業追加投資的比重是相當相當高的，每年沒有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的積累，中國能上得去嗎?“兩彈一星”怎麼上天?靠重工業基礎，中華民族想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沒有這些玩意兒，全世界都靠這些玩意兒在那兒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能免得了嗎?你說靠我們農民就使鋤頭、鐮刀，我們不使拖拉機，沒你農民買拖拉機，就沒有坦克，他得用賣拖拉機的錢去頂坦克，所以那個時候這套體制，自上而下的這麼貫下來，讓農民做出犧牲，要我們說那一代人，包括我們這半代人，因為我們至少幹了幾年活兒，我們的犧牲是形成了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礎，形成國家工業化的基礎，所以我們覺得我們不虧，我們應該是為民族做了犧牲，我們是驕傲的。
主持人：好，最後主持人阿憶要問您一個問題，您只能用一句話來回答，這個問題是在世紀之交談三農問題，到底有怎樣的重要性?
溫鐵軍：我說中國是中國，它不可能像發達國家那樣，變成一個特別高度發達的國家，所以我們還得眼光向內，解決農民問題就是解決內需問題，解決內需問題就是解決了中國的發展問題。
主持人：一共用了五句話。
溫鐵軍：對不起，太複雜，所以我沒法兒一句話說完。
主持人：好，咱們就五句話結束。好，謝謝溫鐵軍博士、謝謝現場觀眾。
致北京的年輕人
大江健三郎
我的作品，無論是小說還是隨筆，都反映了一個在日本的偏遠地區、森林深處出生、長大的孩子所經驗的邊緣地區的社會狀況和文化。
大江健三郎1935年出生在日本愛媛縣，1954年考入東京大學文科，熱衷於閱讀加繆、薩特、福克納、梅勒、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1956年入東京大學法文專業;1993年創作長篇三部曲《燃燒的綠樹》，獲得義大利蒙特羅文學獎;199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諾貝爾文學獎自1901年設立以來亞洲三位獲獎者之一。也是繼泰戈爾1924年4月訪華之後惟一一位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來中國訪問的世界級文學大師。
“好!”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今天在清華向清華、北大師生發表正式演講前，模仿中國著名劇作家曹禺的神態，用夾生的漢語說。
1960年，大江健三郎隨同日本作家訪華團第一次訪問中國，專程拜訪曹禺。大江對曹禺說：“你寫《雷雨》時在讀大學，我也是在大學開始小說創作的。”
大江年輕時非常喜愛的《雷雨》，是曹禺在清華讀書時創作的。創作地點正是大江今天演講的地方――清華圖書館。
大江說，在曹禺當年創作《雷雨》的地方，與“中國的青年學生們直接談話，這對於我來說，是最大的喜悅”。
大江以其“存在主義本土化”小說創作而獲得世界聲譽，代表作有長篇小說《個人的體驗》、《性的人》、《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等。他概括自己的“文學上的最基本的風格，就是從個人的具體性出發，力圖將它們與社會、國家和世界連接起來”。
此次訪華前，國內剛剛翻譯出版了他的自選集和隨筆集。
大江在演講中介紹了他“學生作家起步的生活歷程”，以及“一個作家的生活里最為根本的，以及我對我所意識到的培育自己成長的文學與社會的思考方法”。
大江是一名“知識分子作家”，他正關心著三個問題：一是核武器問題，二是環境問題，三是日本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共存共生”的問題。他對日本“國家主義”傾向，二戰期間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的侵略屠殺罪行的不懺悔，抱有警惕和嚴厲的批判態度。他說：“石原慎太郎當選東京都知事，是東京都市民的恥辱。”
他在清華圖書館的演講題目是“致北京年輕人”：
致北京的年輕人
能夠和中國的青年學生們直接談話，對於我來說，是最大的喜悅。在為這次談話做準備的階段，我聽說大家對我從一個“學生作家”起步的生活歷程頗為關心，我想，關於這個問題，在我發言之後，回答大家提問的時候，可以具體地、輕鬆愉快地展開。在這裡，我首先想談的是，在我這樣一個作家的生活里最為根本的，以及我對我所意識到的培育自己成長的文學與社會的思考。
回顧成為作家之前孩提時代的生活，首先不能不談到日本對中國所進行的侵略戰爭，以及由此發展而成的太平洋戰爭，在這一過程中，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成了日本社會的基礎。
但是，在那個時代，在我生長的山村里，還有另外一種和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對立的思想，以地方歷史或口頭傳說、民俗神話等形式存在著。在我的孩提時代，把這些講給我的，是我的祖母、母親等民間的女性。我通過她們的故事，知道了自己的村子，以及自己的近世的祖先們面對從東京來的國家派出機構，用武力進行抵抗，曾經舉行過兩次暴動，特別是後一次暴動，還獲得了勝利。那次暴動，是從1867年到明治維新前後之間舉行的，並且，是在明治近代國家體制起步之後――在那開始的混亂時期――包括我們村子在內的地方農民勢力戰勝了國家勢力。
關於這兩次暴動的記憶，都從官方的記錄里刪除掉了，在學校的教育里，對此完全置若罔聞。但是，這些在山村婦女們的故事裡，通過土地、風景以及和故事中的人物血脈相聯的家族，生動地傳承了下來。
一方面，在自己的家庭生活里，是女性們講述的土地的歷史、傳說;另一方面，則是在學校里學習的社會統一的意識形態――以天皇為中心的歷史和傳說。我徘徊於兩者之間，度過了自己的少年時代。現在，回顧這段經歷，特別感到有意思的是，少年時代的我，既相信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又從沒有懷疑過山村的歷史和傳說。我終於發覺，那時，自己是非常自然地生活於二重性和多義性之中。我想，這是因為我們家裡的女性們的講述方式非常巧妙的緣故。
主持人：好，最後主持人阿憶要問您一個問題，您只能用一句話來回答，這個問題是在世紀之交談三農問題，到底有怎樣的重要性?
溫鐵軍：我說中國是中國，它不可能像發達國家那樣，變成一個特別高度發達的國家，所以我們還得眼光向內，解決農民問題就是解決內需問題，解決內需問題就是解決了中國的發展問題。
主持人：一共用了五句話。
溫鐵軍：對不起，太複雜，所以我沒法兒一句話說完。
主持人：好，咱們就五句話結束。好，謝謝溫鐵軍博士、謝謝現場觀眾。
致北京的年輕人
大江健三郎
我的作品，無論是小說還是隨筆，都反映了一個在日本的偏遠地區、森林深處出生、長大的孩子所經驗的邊緣地區的社會狀況和文化。
大江健三郎1935年出生在日本愛媛縣，1954年考入東京大學文科，熱衷於閱讀加繆、薩特、福克納、梅勒、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1956年入東京大學法文專業;1993年創作長篇三部曲《燃燒的綠樹》，獲得義大利蒙特羅文學獎;199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諾貝爾文學獎自1901年設立以來亞洲三位獲獎者之一。也是繼泰戈爾1924年4月訪華之後惟一一位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來中國訪問的世界級文學大師。
“好!”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今天在清華向清華、北大師生發表正式演講前，模仿中國著名劇作家曹禺的神態，用夾生的漢語說。
1960年，大江健三郎隨同日本作家訪華團第一次訪問中國，專程拜訪曹禺。大江對曹禺說：“你寫《雷雨》時在讀大學，我也是在大學開始小說創作的。”
大江年輕時非常喜愛的《雷雨》，是曹禺在清華讀書時創作的。創作地點正是大江今天演講的地方――清華圖書館。
大江說，在曹禺當年創作《雷雨》的地方，與“中國的青年學生們直接談話，這對於我來說，是最大的喜悅”。
大江以其“存在主義本土化”小說創作而獲得世界聲譽，代表作有長篇小說《個人的體驗》、《性的人》、《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等。他概括自己的“文學上的最基本的風格，就是從個人的具體性出發，力圖將它們與社會、國家和世界連接起來”。
此次訪華前，國內剛剛翻譯出版了他的自選集和隨筆集。
大江在演講中介紹了他“學生作家起步的生活歷程”，以及“一個作家的生活里最為根本的，以及我對我所意識到的培育自己成長的文學與社會的思考方法”。
大江是一名“知識分子作家”，他正關心著三個問題：一是核武器問題，二是環境問題，三是日本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共存共生”的問題。他對日本“國家主義”傾向，二戰期間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的侵略屠殺罪行的不懺悔，抱有警惕和嚴厲的批判態度。他說：“石原慎太郎當選東京都知事，是東京都市民的恥辱。”
他在清華圖書館的演講題目是“致北京年輕人”：
致北京的年輕人
能夠和中國的青年學生們直接談話，對於我來說，是最大的喜悅。在為這次談話做準備的階段，我聽說大家對我從一個“學生作家”起步的生活歷程頗為關心，我想，關於這個問題，在我發言之後，回答大家提問的時候，可以具體地、輕鬆愉快地展開。在這裡，我首先想談的是，在我這樣一個作家的生活里最為根本的，以及我對我所意識到的培育自己成長的文學與社會的思考。
回顧成為作家之前孩提時代的生活，首先不能不談到日本對中國所進行的侵略戰爭，以及由此發展而成的太平洋戰爭，在這一過程中，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成了日本社會的基礎。
但是，在那個時代，在我生長的山村里，還有另外一種和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對立的思想，以地方歷史或口頭傳說、民俗神話等形式存在著。在我的孩提時代，把這些講給我的，是我的祖母、母親等民間的女性。我通過她們的故事，知道了自己的村子，以及自己的近世的祖先們面對從東京來的國家派出機構，用武力進行抵抗，曾經舉行過兩次暴動，特別是後一次暴動，還獲得了勝利。那次暴動，是從1867年到明治維新前後之間舉行的，並且，是在明治近代國家體制起步之後――在那開始的混亂時期――包括我們村子在內的地方農民勢力戰勝了國家勢力。
關於這兩次暴動的記憶，都從官方的記錄里刪除掉了，在學校的教育里，對此完全置若罔聞。但是，這些在山村婦女們的故事裡，通過土地、風景以及和故事中的人物血脈相聯的家族，生動地傳承了下來。
一方面，在自己的家庭生活里，是女性們講述的土地的歷史、傳說;另一方面，則是在學校里學習的社會統一的意識形態――以天皇為中心的歷史和傳說。我徘徊於兩者之間，度過了自己的少年時代。現在，回顧這段經歷，特別感到有意思的是，少年時代的我，既相信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又從沒有懷疑過山村的歷史和傳說。我終於發覺，那時，自己是非常自然地生活於二重性和多義性之中。我想，這是因為我們家裡的女性們的講述方式非常巧妙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