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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我們說應該有那些政策來為農民安排必要的保障。大家知道，因為人地關係高度緊張，那麼我們實際上土地是承擔了雙重功能，它既是生產資料，又同時是農民的社會保障依據，社會保障基礎。所以很多的政策是強調要實現土地的規模經營，要發育大戶，要搞農場等等。但是假如你們不能把土地上所承載的對農民的保障功能剝離掉，那麼這個土地就永遠得按人分配，因為每增加一個農民，他沒有其它的生活來源，城市不可能短期內解決那麼多人的就業問題，所以他得依存土地生存。因此土地就變成了什麼呢?越是人口增長，越是土地資源短缺，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就越大於生產資料功能。所以有沒有什麼政策能夠有效的解決這個問題呢?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那我們能不能照搬發達國家的制度，來解決中國農民把他的生存保障依存於土地這樣一個問題呢?也不能。即使你把美國請來，它也不可能為一個國家百占之七十的九億人口去解決社會保障問題，是不可能的。
那我們說今天農村所發生的方方面面的問題，你們看它的產值只占百分之十五左右，但它的人口占百分之七十左右，請問哪個國家能夠用百分之十五的產值所產生的利潤去提取稅收，支付百分之七十人口的公共品需求。這是一個倒置的結構，這是不可能的。那又怎麼可能要求政府從城市拿取的稅收，來支付百分之七十的農村人口公共品開支呢?也不可能。所以這種矛盾同樣是尖銳的。無論是什麼樣的人來搞政策，恐怕都要面對著如此尖銳的矛盾。你們看南亞次大陸，你們去看中南美，很多發展中國家，在它追求工業化的過程中間，都是不為農民人口提供社會保障的，因此出現大量的農民棄耕撂荒，因為農業是負效益嘛，然後流入大城市，在大城市周圍形成大面積的貧民窟，然後就是黃、賭、毒泛濫，黑社會泛濫，大量犯罪，於是乎社會矛盾尖銳複雜，然後就開始出現社會動盪不安定。而我們這樣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大國，一旦出現社會的動盪不安定，對於每個人都是嚴重的威脅，所以，這個事情絕對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我們在強調的農民社會保障，我們實際上在強調的是中國的長治久安，強調的是我們這十幾億人的福祉，長遠的福祉。
那麼，我說我們證明的兩個問題，我們今後政策上應該注重的兩個方向，作為一種希望也提出了。我想今天長話短說吧，簡單概括一下我們這些年試驗的東西，大概就行了，跟大家說這些。
主持人：好，接下來我們首先看一看來自鳳凰網站的提問，這位網友叫“親愛的鋤頭”。他說我知道您一直在四處呼籲重視三農問題，而且強調您說的三農不是傳統的順序，農業、農村、農民，而是把過去放在三農最後的農民提到最前，把原先放在最前的農業放在最後，即農民、農村、農業。不過，我聽說社科院農村所所長張小山認為，三農中的三個問題不可分，根本上是攪在一塊的，很難說清誰重誰輕。言外之意是如果把農民、農村、農業三個因素都放在第一，那才是最好的，而單純把農民提到最前，當做三農之首，不見得科學。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溫鐵軍：首先我是對所有的社科院，或者院校的老師，因為我是學生出身嘛，都一概表示尊重。但是我覺得剛才一開始我已經講了，把農民問題放在第一位不是我說的，而實際上是兩位最偉大的中國人，是他們說的，所以讓張小山去跟他們爭論，我退出。
主持人：一位是孫中山，一位是毛澤東。好，那張小山可以先到南京中山陵去看一看，然後再到紀念堂看一看。
溫鐵軍：這是他們說的，我在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說，不僅二十世紀的中國問題是農民問題，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問題仍然是農民問題。只不過，二十世紀農民的問題表現為土地問題，因此我們有三次土地革命戰爭，那是上五十年。然後我們有後五十年三次以土地為主要內容的改良。就是土改、大包幹和江總書記倡導的土地承包三十年不變。那麼這三次都是以農村按人平均分配土地，以農民人口為分配的基數，這樣一個分配方式，因此農民還是第一位的。二十一世紀我說中國的問題仍然是農民的問題，是因為二十一世紀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農民的就業，我剛才已經講了，至少有五億。按統計算，到2001年我們有五億的農村應就業人口，那是勞動年齡人口。我們說農業只需要一億五，當然有人說鄉鎮企業解決了一億多，但那有相當一部分是兩棲就業的。村以下的鄉鎮企業至今仍然占鄉鎮企業個數總量的百分之九十二，那麼在村以下就業的這些農民他是完全轉移了嗎?不能這麼看，所以你說一億多鄉鎮企業的就業，有多少是真正實現了非農轉移的呢?恐怕很難作出這麼一個判斷。然後還有很多人說現在進城打工的農民也有一億多了，不錯，進城農民是有一億多了，他放棄土地了嗎?因為土地是他的生存保障呀。所以我們說，假如二十世紀的中國農民問題是土地問題，那麼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問題仍然是農民問題，但這問題將主要的表現為就業問題。
觀眾：我就想問一下，在中國現在的這種情況需要多長的時間，最快要多長時間才能讓咱們農村脫離現在的這樣的情況?謝謝。
主持人：一百年還是二百年?
溫鐵軍：我們覺得其實中國這五十年的經濟增長過程，已經很大程度地、部分地改變了農村生活的狀況，特別是沿海發達地區，我們很多人知道在沿海發達地區有些農村的生活狀況要比城裡人生活好得多。更何況他可以享受比較乾淨的空氣，比較好的水源，比我們城裡人的擔心還要輕一點。所以我說，五十年的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間，至少部分農民生活已經得到了很好的改善，現在問題其實集中在那些貧困地區，或者是資源相對短缺的地區，針對這種地方的問題我們恐怕得需要採取不同的政策，我個人的看法是對那些資源已經短缺到不足以維持農民生存的地方，恐怕很難寄希望於在當地推動經濟發展來解決他們的問題，那恐怕就需要異地扶貧，或者是國家有目的地上一些大型的工程項目，來帶動這些資源短缺地區的農民就業，以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而在那些中部，傳統農業地區，就是以糧食生產、以糧棉油生產為主的這些傳統農業地區，恐怕要通過一定程度上改變現在的農村經濟的結構(解決)問題。
我們現在國家的農村經濟戰略結構調整已經逐漸提高到了一個很深的認識層次上了，就是說不再把一般的結構調整認定是農業的結構調整，現在已經提出了叫做“戰略結構調整”，也就是說，要通過加快城鎮化、加快農村工業化，加強農村基層的農民自我積累、自我發展能力，等等。用一系列的安排來解決中部傳統農區農民收入的問題，農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問題。所以我說，籠統的談中國農民的生活狀況，恐怕那是過去的說法。二十一世紀我們看，儘管中國的問題仍然是農民的問題，但是至少說，在部分地區農民的問題已經相對比較輕了。那麼在貧困地區，這次不是剛剛開過全國的扶貧工作會嘛，已經定向地採取了一些特殊的政策，來解決那些貧困地區的問題，而比較難解決的實際上是大量中部的傳統農業地區，這個恐怕工作量很大，那真地需要像當年毛澤東所說的要做“第一等的工作”，真地是要扎紮實實的、一點一滴的、一步一個腳印的去做，而不是大轟大嗡地去做。
那我們說今天農村所發生的方方面面的問題，你們看它的產值只占百分之十五左右，但它的人口占百分之七十左右，請問哪個國家能夠用百分之十五的產值所產生的利潤去提取稅收，支付百分之七十人口的公共品需求。這是一個倒置的結構，這是不可能的。那又怎麼可能要求政府從城市拿取的稅收，來支付百分之七十的農村人口公共品開支呢?也不可能。所以這種矛盾同樣是尖銳的。無論是什麼樣的人來搞政策，恐怕都要面對著如此尖銳的矛盾。你們看南亞次大陸，你們去看中南美，很多發展中國家，在它追求工業化的過程中間，都是不為農民人口提供社會保障的，因此出現大量的農民棄耕撂荒，因為農業是負效益嘛，然後流入大城市，在大城市周圍形成大面積的貧民窟，然後就是黃、賭、毒泛濫，黑社會泛濫，大量犯罪，於是乎社會矛盾尖銳複雜，然後就開始出現社會動盪不安定。而我們這樣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大國，一旦出現社會的動盪不安定，對於每個人都是嚴重的威脅，所以，這個事情絕對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我們在強調的農民社會保障，我們實際上在強調的是中國的長治久安，強調的是我們這十幾億人的福祉，長遠的福祉。
那麼，我說我們證明的兩個問題，我們今後政策上應該注重的兩個方向，作為一種希望也提出了。我想今天長話短說吧，簡單概括一下我們這些年試驗的東西，大概就行了，跟大家說這些。
主持人：好，接下來我們首先看一看來自鳳凰網站的提問，這位網友叫“親愛的鋤頭”。他說我知道您一直在四處呼籲重視三農問題，而且強調您說的三農不是傳統的順序，農業、農村、農民，而是把過去放在三農最後的農民提到最前，把原先放在最前的農業放在最後，即農民、農村、農業。不過，我聽說社科院農村所所長張小山認為，三農中的三個問題不可分，根本上是攪在一塊的，很難說清誰重誰輕。言外之意是如果把農民、農村、農業三個因素都放在第一，那才是最好的，而單純把農民提到最前，當做三農之首，不見得科學。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溫鐵軍：首先我是對所有的社科院，或者院校的老師，因為我是學生出身嘛，都一概表示尊重。但是我覺得剛才一開始我已經講了，把農民問題放在第一位不是我說的，而實際上是兩位最偉大的中國人，是他們說的，所以讓張小山去跟他們爭論，我退出。
主持人：一位是孫中山，一位是毛澤東。好，那張小山可以先到南京中山陵去看一看，然後再到紀念堂看一看。
溫鐵軍：這是他們說的，我在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說，不僅二十世紀的中國問題是農民問題，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問題仍然是農民問題。只不過，二十世紀農民的問題表現為土地問題，因此我們有三次土地革命戰爭，那是上五十年。然後我們有後五十年三次以土地為主要內容的改良。就是土改、大包幹和江總書記倡導的土地承包三十年不變。那麼這三次都是以農村按人平均分配土地，以農民人口為分配的基數，這樣一個分配方式，因此農民還是第一位的。二十一世紀我說中國的問題仍然是農民的問題，是因為二十一世紀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農民的就業，我剛才已經講了，至少有五億。按統計算，到2001年我們有五億的農村應就業人口，那是勞動年齡人口。我們說農業只需要一億五，當然有人說鄉鎮企業解決了一億多，但那有相當一部分是兩棲就業的。村以下的鄉鎮企業至今仍然占鄉鎮企業個數總量的百分之九十二，那麼在村以下就業的這些農民他是完全轉移了嗎?不能這麼看，所以你說一億多鄉鎮企業的就業，有多少是真正實現了非農轉移的呢?恐怕很難作出這麼一個判斷。然後還有很多人說現在進城打工的農民也有一億多了，不錯，進城農民是有一億多了，他放棄土地了嗎?因為土地是他的生存保障呀。所以我們說，假如二十世紀的中國農民問題是土地問題，那麼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問題仍然是農民問題，但這問題將主要的表現為就業問題。
觀眾：我就想問一下，在中國現在的這種情況需要多長的時間，最快要多長時間才能讓咱們農村脫離現在的這樣的情況?謝謝。
主持人：一百年還是二百年?
溫鐵軍：我們覺得其實中國這五十年的經濟增長過程，已經很大程度地、部分地改變了農村生活的狀況，特別是沿海發達地區，我們很多人知道在沿海發達地區有些農村的生活狀況要比城裡人生活好得多。更何況他可以享受比較乾淨的空氣，比較好的水源，比我們城裡人的擔心還要輕一點。所以我說，五十年的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間，至少部分農民生活已經得到了很好的改善，現在問題其實集中在那些貧困地區，或者是資源相對短缺的地區，針對這種地方的問題我們恐怕得需要採取不同的政策，我個人的看法是對那些資源已經短缺到不足以維持農民生存的地方，恐怕很難寄希望於在當地推動經濟發展來解決他們的問題，那恐怕就需要異地扶貧，或者是國家有目的地上一些大型的工程項目，來帶動這些資源短缺地區的農民就業，以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而在那些中部，傳統農業地區，就是以糧食生產、以糧棉油生產為主的這些傳統農業地區，恐怕要通過一定程度上改變現在的農村經濟的結構(解決)問題。
我們現在國家的農村經濟戰略結構調整已經逐漸提高到了一個很深的認識層次上了，就是說不再把一般的結構調整認定是農業的結構調整，現在已經提出了叫做“戰略結構調整”，也就是說，要通過加快城鎮化、加快農村工業化，加強農村基層的農民自我積累、自我發展能力，等等。用一系列的安排來解決中部傳統農區農民收入的問題，農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問題。所以我說，籠統的談中國農民的生活狀況，恐怕那是過去的說法。二十一世紀我們看，儘管中國的問題仍然是農民的問題，但是至少說，在部分地區農民的問題已經相對比較輕了。那麼在貧困地區，這次不是剛剛開過全國的扶貧工作會嘛，已經定向地採取了一些特殊的政策，來解決那些貧困地區的問題，而比較難解決的實際上是大量中部的傳統農業地區，這個恐怕工作量很大，那真地需要像當年毛澤東所說的要做“第一等的工作”，真地是要扎紮實實的、一點一滴的、一步一個腳印的去做，而不是大轟大嗡地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