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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幾點來證明，中國不是農業大國。為什麼呢?第一，我的人均農產品的產量，無論是糧、棉、油、肉、菜、蛋，全都接近於世界平均線，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很少。像美國，儘管它是工業大國、科技大國、資本大國，但他同樣也是農業大國，因為他的人均農產品的產量大大高於世界平均水平。儘管(中國)這個國家農業的總產量來算，它可能是非常高的，所以人們說(中國)是農業大國，其實我們說不是，(因為)按人均算它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甚至在很多品種上它低於世界平均水平。這是第一。
第二，我們的農業商品率非常低，比如說以農業主產品為例，以糧食為例，常年看，平均的農業商品率，就是糧食(商品)率多少呢?百分之三十幾，不到百分之四十，哪個農業大國它的商品率這麼低呢?美國農民種糧食，他吃自己的糧食嗎?他買麵包吃。因為他的糧食全部進倉，然後就有加工的廠商把他買走了，他再買麵粉回來才能烤麵包，對不對啊。他不會自己去磨麥子吧。所以他的商品率幾乎是百分之百。美國農民他也不吃自己養的豬，不吃自己養的牛，他不宰殺嘛。對不對啊。我們呢，百分之七十左右，是自給自足部分。當然這個統計上問題很多了，咱們不多說，但是就現在公布的統計數據看，我們的商品率按主產品算，也才是百分之三十幾，當它不能商品化的時候，它怎麼能夠叫做一個農業大國呢。所以就從這兩個方面看，我們不能說中國是農業大國。
所以，我們第一個證明的就是中國不能簡單的照搬農業經濟科學的一般原理來解釋我們的農村經濟現象。第二我們不是一個農業大國，我們是個農民大國。因此我們反過來再說，為什麼叫“三農問題”，英文我們把它翻譯成threedimensionalruralissues，什麼意思呢?就是它是三維的農村問題，是三維的，也就是你立體地去看，看中國的農村問題，如果我們只簡單的，二維的去看，那你就是投入產出，供給需求，那就是一個縱軸一個橫軸就解決了，那如果三維的去看，那你就看到了我剛才所說的。因為我們的農民人口眾多，於是很多人就開始跟我們討論了，你說農民人口眾多，那為什麼我們不加快城市化，為什麼不在工業化加快的同時去加快城市化呢?你如果解釋不了這個問題，我們的理論是站不住的，我們提出的觀點也是站不住的。
那我們告訴他，中國因為處於別的發達國家已經完成工業化之後才工業化起步的這樣一種地位，所以它一上來就上的是重工業，又是在戰爭環境之中，我們五十年代初的時候周邊地緣環境非常險惡，戰爭環境之中，一上來就是重工業，重工業一上就是資本增密、技術增密、排斥勞動，這是重工業特點。因此，中國不可能隨著自己的工業化，就是工業產值占的比重的提高，來帶動農業就業人口的非農轉移，所以客觀上我們沒有隨著工業化帶動農村的城市化，沒有(大量)轉移農業勞動力。因此，直到我們幾乎完成工業化，到現在工業占絕對比重，我們農業大概只占百分之十五以下，在這樣一種條件之下，農業人口仍然占將近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六十八點幾。這是中國的特殊國情，不是一個做了幾百年的工業化國家，不過從1950年、1951年，咱們從“一五”(計劃)算起吧，“一五”之前中國有什麼工業呢?比如北京有什麼呀?“石景山制鐵所”，是日本留下來的。除此之外，王麻子剪刀、大串糖葫蘆，那叫工業嗎?(就是)作坊嘛。現在你看這個國家整個工業化水平多高，但因為他是這樣一個特殊的，這樣一種一上來就是以重工業拉動的這樣一個工業化過程，它不可能像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路那樣，隨著工業化帶動農民的分工就業，然後帶動農村人口的轉移。形成這樣一個農業人口占絕少、非常少的比例，比如美國只占百分之三、日本大概不到百分之十，所以沒有哪個國家像我們國家這樣一說有五億農業勞動力。這不可比嘛，所以我們說這是第一個情況。
那有人說，為什麼不能通過現在加快城市化，來更多的轉移農村人口呢?我們說，儘管我們已經搞了五十年的工業化，平均轉移農業人口，五十年我們轉移了百分之十五。那我們再往今後再數五十年，我們就算加快一倍，我們說不往五十年算，我們按2020-2030年算，因為講人口學的人都會說，2020-2030年是中國人口最高峰。到那時候中國的人口是十六點幾億。我們到那時候就算加快城市化，農業人口轉移(以後占總數的)一半，我們十六點幾億人口的時候農業人口轉移剩下一半，還剩多少呢?八億多農業人口現在多少?八億七千萬，到那時候八億四千萬，差多少，差幾千萬人口，絕對數還是沒有減(下去)，還是八億多農民人口嘛，還是人均不過一畝來地，戶均不過是四、五畝、五、六畝地，這怎麼能夠形成現在人們所說的規模農業，那麼在這樣一個小農經濟基礎上，我們能夠把剛才我所說的那些問題解決得了嗎?因此，經濟學講(預測)三年、五年的就算是遠景了，講三十年的那幾乎都是不可信了，所以我們只講大的概念，三十年之後，儘管可以轉移(剩下)百分之五十的農業人口，仍然會有八億多人生活在農村，農村的人地關係不可能根本改變，因此農村可能還是這樣一個小農經濟。
所以剛才主持人阿憶問我說，你當年插隊的，你現在又搞農村政策這麼多年，你覺得到底會有什麼太大的變化嗎?我說這個變化是肯定有的，大家生活好了嘛，對吧。土地產出率提高了，投入增加了，這些都是重大變化。但是你說根本上改變農業的制約條件，我覺得很難，就是人地關係高度緊張。這個制約條件很難改變，我們把這個叫做“基本國情矛盾”，所以任何政策研究，假如忘記了人地關係高度緊張這個基本國情矛盾，單純地依據某個科學理論，某種理論來制定政策，那就會很麻煩。那我們說第二個，我們剛才講的很清楚，因為是重工業導向的這樣一個工業化過程，沒有同時帶動城市化，又因為我們再往前看三十年，往遠看三十年，我們知道到那個時候農業人口仍然(占)絕對比例，仍然(還)是八億多農村人口，所以我們說長期看，小農經濟這樣一種狀況是不可能根本改變的。因為這樣，我們就得客觀承認：中國城鄉二元結構這個基本的體制矛盾也可能是一個長期的體制矛盾。因此我說，我們最終證明的無外乎是最簡單的一個常識，就是中國是個農民大國，它所面臨的兩個基本矛盾：第一是人地關係高度緊張，我們把它叫做“基本國情矛盾”，第二是基本體制矛盾就是城鄉二元結構。
因為時間有限，所以我想，我儘可能簡單地說點結論性的東西。就是我們做了這麼多研究，對三農問題我們有什麼辦法沒有?我們說所有的辦法大概只能瞄準一個目標，就是如何緩解中國人地關係高度緊張這樣的矛盾，這叫“基本國情矛盾”。假如我們的政策導向能夠確實有效的緩解人地關係高度緊張，那麼我們就有可能給中國農業的發展帶來一線希望。如果不能緩解這樣的矛盾，我們恐怕就很難有這樣的發展條件。舉個例子吧，中國最基本的國策除了計劃生育之外，還應該再加一個就是“就業最大化”，作為一個標準。無論你上什麼項目，只要能夠帶動就業，那就是好的項目。這是第一。
第二，我們的農業商品率非常低，比如說以農業主產品為例，以糧食為例，常年看，平均的農業商品率，就是糧食(商品)率多少呢?百分之三十幾，不到百分之四十，哪個農業大國它的商品率這麼低呢?美國農民種糧食，他吃自己的糧食嗎?他買麵包吃。因為他的糧食全部進倉，然後就有加工的廠商把他買走了，他再買麵粉回來才能烤麵包，對不對啊。他不會自己去磨麥子吧。所以他的商品率幾乎是百分之百。美國農民他也不吃自己養的豬，不吃自己養的牛，他不宰殺嘛。對不對啊。我們呢，百分之七十左右，是自給自足部分。當然這個統計上問題很多了，咱們不多說，但是就現在公布的統計數據看，我們的商品率按主產品算，也才是百分之三十幾，當它不能商品化的時候，它怎麼能夠叫做一個農業大國呢。所以就從這兩個方面看，我們不能說中國是農業大國。
所以，我們第一個證明的就是中國不能簡單的照搬農業經濟科學的一般原理來解釋我們的農村經濟現象。第二我們不是一個農業大國，我們是個農民大國。因此我們反過來再說，為什麼叫“三農問題”，英文我們把它翻譯成threedimensionalruralissues，什麼意思呢?就是它是三維的農村問題，是三維的，也就是你立體地去看，看中國的農村問題，如果我們只簡單的，二維的去看，那你就是投入產出，供給需求，那就是一個縱軸一個橫軸就解決了，那如果三維的去看，那你就看到了我剛才所說的。因為我們的農民人口眾多，於是很多人就開始跟我們討論了，你說農民人口眾多，那為什麼我們不加快城市化，為什麼不在工業化加快的同時去加快城市化呢?你如果解釋不了這個問題，我們的理論是站不住的，我們提出的觀點也是站不住的。
那我們告訴他，中國因為處於別的發達國家已經完成工業化之後才工業化起步的這樣一種地位，所以它一上來就上的是重工業，又是在戰爭環境之中，我們五十年代初的時候周邊地緣環境非常險惡，戰爭環境之中，一上來就是重工業，重工業一上就是資本增密、技術增密、排斥勞動，這是重工業特點。因此，中國不可能隨著自己的工業化，就是工業產值占的比重的提高，來帶動農業就業人口的非農轉移，所以客觀上我們沒有隨著工業化帶動農村的城市化，沒有(大量)轉移農業勞動力。因此，直到我們幾乎完成工業化，到現在工業占絕對比重，我們農業大概只占百分之十五以下，在這樣一種條件之下，農業人口仍然占將近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六十八點幾。這是中國的特殊國情，不是一個做了幾百年的工業化國家，不過從1950年、1951年，咱們從“一五”(計劃)算起吧，“一五”之前中國有什麼工業呢?比如北京有什麼呀?“石景山制鐵所”，是日本留下來的。除此之外，王麻子剪刀、大串糖葫蘆，那叫工業嗎?(就是)作坊嘛。現在你看這個國家整個工業化水平多高，但因為他是這樣一個特殊的，這樣一種一上來就是以重工業拉動的這樣一個工業化過程，它不可能像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路那樣，隨著工業化帶動農民的分工就業，然後帶動農村人口的轉移。形成這樣一個農業人口占絕少、非常少的比例，比如美國只占百分之三、日本大概不到百分之十，所以沒有哪個國家像我們國家這樣一說有五億農業勞動力。這不可比嘛，所以我們說這是第一個情況。
那有人說，為什麼不能通過現在加快城市化，來更多的轉移農村人口呢?我們說，儘管我們已經搞了五十年的工業化，平均轉移農業人口，五十年我們轉移了百分之十五。那我們再往今後再數五十年，我們就算加快一倍，我們說不往五十年算，我們按2020-2030年算，因為講人口學的人都會說，2020-2030年是中國人口最高峰。到那時候中國的人口是十六點幾億。我們到那時候就算加快城市化，農業人口轉移(以後占總數的)一半，我們十六點幾億人口的時候農業人口轉移剩下一半，還剩多少呢?八億多農業人口現在多少?八億七千萬，到那時候八億四千萬，差多少，差幾千萬人口，絕對數還是沒有減(下去)，還是八億多農民人口嘛，還是人均不過一畝來地，戶均不過是四、五畝、五、六畝地，這怎麼能夠形成現在人們所說的規模農業，那麼在這樣一個小農經濟基礎上，我們能夠把剛才我所說的那些問題解決得了嗎?因此，經濟學講(預測)三年、五年的就算是遠景了，講三十年的那幾乎都是不可信了，所以我們只講大的概念，三十年之後，儘管可以轉移(剩下)百分之五十的農業人口，仍然會有八億多人生活在農村，農村的人地關係不可能根本改變，因此農村可能還是這樣一個小農經濟。
所以剛才主持人阿憶問我說，你當年插隊的，你現在又搞農村政策這麼多年，你覺得到底會有什麼太大的變化嗎?我說這個變化是肯定有的，大家生活好了嘛，對吧。土地產出率提高了，投入增加了，這些都是重大變化。但是你說根本上改變農業的制約條件，我覺得很難，就是人地關係高度緊張。這個制約條件很難改變，我們把這個叫做“基本國情矛盾”，所以任何政策研究，假如忘記了人地關係高度緊張這個基本國情矛盾，單純地依據某個科學理論，某種理論來制定政策，那就會很麻煩。那我們說第二個，我們剛才講的很清楚，因為是重工業導向的這樣一個工業化過程，沒有同時帶動城市化，又因為我們再往前看三十年，往遠看三十年，我們知道到那個時候農業人口仍然(占)絕對比例，仍然(還)是八億多農村人口，所以我們說長期看，小農經濟這樣一種狀況是不可能根本改變的。因為這樣，我們就得客觀承認：中國城鄉二元結構這個基本的體制矛盾也可能是一個長期的體制矛盾。因此我說，我們最終證明的無外乎是最簡單的一個常識，就是中國是個農民大國，它所面臨的兩個基本矛盾：第一是人地關係高度緊張，我們把它叫做“基本國情矛盾”，第二是基本體制矛盾就是城鄉二元結構。
因為時間有限，所以我想，我儘可能簡單地說點結論性的東西。就是我們做了這麼多研究，對三農問題我們有什麼辦法沒有?我們說所有的辦法大概只能瞄準一個目標，就是如何緩解中國人地關係高度緊張這樣的矛盾，這叫“基本國情矛盾”。假如我們的政策導向能夠確實有效的緩解人地關係高度緊張，那麼我們就有可能給中國農業的發展帶來一線希望。如果不能緩解這樣的矛盾，我們恐怕就很難有這樣的發展條件。舉個例子吧，中國最基本的國策除了計劃生育之外，還應該再加一個就是“就業最大化”，作為一個標準。無論你上什麼項目，只要能夠帶動就業，那就是好的項目。這是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