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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鐵軍1983年畢業分配到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研究室。1985年末調入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聯絡室從事農村調查研究工作。1987年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正式組建後調入，1988年任監測處副處長，1993年任調研處長，1995年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1998年試驗區辦公室機構變動，調任農研中心科研處長，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
為了引導廣大同學深入學習黨的十六大精神，我校學生馬克思主義學習研究協會(TMS)邀請了我國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博士，於12月14日(周六)下午兩點，在建築館為廣大同學做了題為“我國‘三農’問題現狀及對策”的精彩報告。
報告開始，溫鐵軍博士開宗明義的指出：在新中國歷史上，我國“三農”問題就從來沒有被解決過，而只是相對的緩解，所以我國“三農”問題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得到解決;同時還必須根據我國具體國情，歷史的看待這個問題。這個觀點為整個報告定下了基調。
溫鐵軍博士指出，“人口過剩，土地短缺”是我國的基本國情矛盾。我國目前正大力加快城市化進程，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逐年下降，但是隨著全國總人口數目的增加，農村人口的絕對數目在20年後仍然不會有太大的變化，約為8億左右。而由於城市化建設、土地沙化等人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響，我國每年減少的土地面積約為2000萬畝，照這樣的速度，20年後我國將會減少4億畝土地。因此，土地在我國是高度稀缺的資源。越是稀缺的資源，越應該成為公用品，越不能夠進行市場化，所以我國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將會長期存在。今年出台的《農村土地承包法》，正是為了在法律上維護農民承包土地的權利，同時也維持土地的集體所有。根據這樣的國情，溫鐵軍博士接著指出，在我國，高度分散的小農經濟將會伴隨著規模經濟的發展而同時並存，我國基層民主問題的解決也將取決於農村土地問題的解決。
主持人：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世紀大講堂歡迎您。
很早以前有一位農民雜誌的主編跟我說，咱們中國人大多數上溯兩代人都是農民，所以關心農民的命運就是關心我們自己。今天我給大家請來了中宏網的首席經濟學家溫鐵軍博士，請他給我們帶來一場精彩的報告。這個報告名字就叫“世紀之交的三農問題”。好，有請溫教授上場。請坐。我聽說您是1951年生的人，但不知道您出生在什麼地方?
溫鐵軍：北京。
主持人：就出生在北京。好，算了一下您的年齡，我覺得您應該是經歷過上山下鄉的。
溫鐵軍：對，1968年插隊。
主持人：也在北京插隊嗎?
溫鐵軍：不，在山西的汾陽縣。
主持人：離北京不算太遠。
溫鐵軍：現在屬於呂梁地區。
主持人：現在您是一直研究農業問題、農民問題、農村問題，那當時這段插隊的經歷，跟現在的這個研究有沒有關聯呢?
溫鐵軍：當然很重要，因為我覺得現在研究的問題和當年從插隊開始那十幾年的工農兵經歷很有關係，如果沒有在基層滾一身泥巴，跟基層這些群眾在一起，我們大概不會有，至少沒有從農村基層出發看問題的這樣一種角度，也可能不會有這種關注農民的這種感情，所以我覺得今天搞政策研究的人如果沒有當年那段在底層生活的經歷，只從書本出發，恐怕是搞不好政策研究的。
主持人：好，我想聽聽到底怎麼個底層法?您是哪年從北京出發?
溫鐵軍：1968年。
主持人：正是文化大革命最火的時候。
溫鐵軍：接近於不火了吧。
主持人：那您從心裡上願意不願意去啊?
溫鐵軍：當時我們是一顆紅心，真是黨讓上哪兒就上哪兒，沒有任何思想牴觸，真的是滿腔熱情地去到農村，跟貧下中農結合，然後盡我所能去做農村的事情。我印象里當時雖然只有十六、七歲吧，十七歲，但是我沒有任何思想上的牴觸情緒。
主持人：給我們簡短描述一下當時您看到的那個底層是什麼樣子?
溫鐵軍：怎麼說呢，當時如果說從農村角度來說，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大家不明白到底為什麼要這麼辛苦，要這樣做。所以老百姓說我們是老“背興”。比如說，我們一起去交糧食，交糧食嘛，當時公社就把好糧食收了，把不太好的糧食，質量稍微次一點的退回來。然後呢，書記，我們書記跟我們一塊去交糧食，書記說，這個癟麥子、不好的糧食是咱們老“背興”吃的，好糧食那是給城裡人吃的。然後我們無論是想，比如說，儘管我今年麥子豐收了，可以多分一點，但是你的分配是上級計劃的，從縣到公社然後到大隊，你不能因為你豐產了就多分一點，所有的這些東西一切都是按照從上到下控制的，控制得很嚴。所以我們這批知青剛下去的時候我們是拼命干，我們覺得我們特別積極，幹活乾的特別賣力，老百姓就覺得你們傻，因為你幹了活、賣了力，最後分不到那樣多糧食，你還等於要虧。後來我在做農村調查的時候，去大量訪問這些戶，當年的收入高低各不同的這些戶，和我當年在農村插隊的時候老百姓給我們發牢騷說的話其實還是一樣的。
主持人：幾乎沒什麼變化。
溫鐵軍：沒什麼變化。
主持人：那好，你說的那個老“背興”的那個“背”，是您自己的意會還是跟咱們說的老百姓不一樣?
溫鐵軍：山西人是諧音，我們插隊的那地方老百姓和老“背興”是諧音。
主持人：就是你自己想的這個“背”可能是很背運。
溫鐵軍：他說的就是背興，因為咱們背興，所以咱們就吃癟麥子。
主持人：噢，是這個意思。
溫鐵軍：大隊書記他就是這麼說。
主持人：好，最後一個問題，我知道您是在中國人民大學是學新聞，按說您更應該成為一個記者，怎麼成了農業問題的研究專家了呢?
溫鐵軍：當時新聞系明確告訴我們，我們是專業調查研究人員，未必一定要學報紙，我的興趣更多還是在政策研究，因為我工農兵都幹過了，那麼覺得很多問題確實需要，不是一般的去報導反映，而是需要你深入研究，這是其一。其二，我本科是新聞，但我博士學位是經濟管理。後來還是沾了點經濟的邊，所以搞了很多經濟問題的研究。
主持人：好，最開始研究“三農問題”是什麼時候?
溫鐵軍：說到三農問題，要是說研究的話，不應該說我們這一代人，我們提出三農問題，因為20世紀兩個最偉大的中國人，一個孫中山、一個毛澤東，都明確的講中國的問題是農民的問題，所以說，講三農問題研究應該是從他們開始。
主持人：不是，您自己研究三農問題是什麼時候?
溫鐵軍：我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去當時的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就是搞農村政策研究的。我的職責就是下去跑調研，所以調研的過程中間就發現很多問題，這些問題又以農民問題為主，所以我們當時就認識中國恐怕不是簡單地講農業問題就能解決的，我們恐怕更多的應該關注農民問題，關注農村發展問題，農業問題我們當時就認為這是派生的。所以我們更多的在制定農村政策(的調查中)，在80年代、特別是在那個時候搞的(政策調研)，比較強調如何關注農民，關注農村發展。並不是簡單的關注農業問題，所以我想我今天要講的主題為什麼是三農問題，就是說它大概不等同於一般地講農業經濟問題。
為了引導廣大同學深入學習黨的十六大精神，我校學生馬克思主義學習研究協會(TMS)邀請了我國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博士，於12月14日(周六)下午兩點，在建築館為廣大同學做了題為“我國‘三農’問題現狀及對策”的精彩報告。
報告開始，溫鐵軍博士開宗明義的指出：在新中國歷史上，我國“三農”問題就從來沒有被解決過，而只是相對的緩解，所以我國“三農”問題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得到解決;同時還必須根據我國具體國情，歷史的看待這個問題。這個觀點為整個報告定下了基調。
溫鐵軍博士指出，“人口過剩，土地短缺”是我國的基本國情矛盾。我國目前正大力加快城市化進程，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逐年下降，但是隨著全國總人口數目的增加，農村人口的絕對數目在20年後仍然不會有太大的變化，約為8億左右。而由於城市化建設、土地沙化等人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響，我國每年減少的土地面積約為2000萬畝，照這樣的速度，20年後我國將會減少4億畝土地。因此，土地在我國是高度稀缺的資源。越是稀缺的資源，越應該成為公用品，越不能夠進行市場化，所以我國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將會長期存在。今年出台的《農村土地承包法》，正是為了在法律上維護農民承包土地的權利，同時也維持土地的集體所有。根據這樣的國情，溫鐵軍博士接著指出，在我國，高度分散的小農經濟將會伴隨著規模經濟的發展而同時並存，我國基層民主問題的解決也將取決於農村土地問題的解決。
主持人：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世紀大講堂歡迎您。
很早以前有一位農民雜誌的主編跟我說，咱們中國人大多數上溯兩代人都是農民，所以關心農民的命運就是關心我們自己。今天我給大家請來了中宏網的首席經濟學家溫鐵軍博士，請他給我們帶來一場精彩的報告。這個報告名字就叫“世紀之交的三農問題”。好，有請溫教授上場。請坐。我聽說您是1951年生的人，但不知道您出生在什麼地方?
溫鐵軍：北京。
主持人：就出生在北京。好，算了一下您的年齡，我覺得您應該是經歷過上山下鄉的。
溫鐵軍：對，1968年插隊。
主持人：也在北京插隊嗎?
溫鐵軍：不，在山西的汾陽縣。
主持人：離北京不算太遠。
溫鐵軍：現在屬於呂梁地區。
主持人：現在您是一直研究農業問題、農民問題、農村問題，那當時這段插隊的經歷，跟現在的這個研究有沒有關聯呢?
溫鐵軍：當然很重要，因為我覺得現在研究的問題和當年從插隊開始那十幾年的工農兵經歷很有關係，如果沒有在基層滾一身泥巴，跟基層這些群眾在一起，我們大概不會有，至少沒有從農村基層出發看問題的這樣一種角度，也可能不會有這種關注農民的這種感情，所以我覺得今天搞政策研究的人如果沒有當年那段在底層生活的經歷，只從書本出發，恐怕是搞不好政策研究的。
主持人：好，我想聽聽到底怎麼個底層法?您是哪年從北京出發?
溫鐵軍：1968年。
主持人：正是文化大革命最火的時候。
溫鐵軍：接近於不火了吧。
主持人：那您從心裡上願意不願意去啊?
溫鐵軍：當時我們是一顆紅心，真是黨讓上哪兒就上哪兒，沒有任何思想牴觸，真的是滿腔熱情地去到農村，跟貧下中農結合，然後盡我所能去做農村的事情。我印象里當時雖然只有十六、七歲吧，十七歲，但是我沒有任何思想上的牴觸情緒。
主持人：給我們簡短描述一下當時您看到的那個底層是什麼樣子?
溫鐵軍：怎麼說呢，當時如果說從農村角度來說，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大家不明白到底為什麼要這麼辛苦，要這樣做。所以老百姓說我們是老“背興”。比如說，我們一起去交糧食，交糧食嘛，當時公社就把好糧食收了，把不太好的糧食，質量稍微次一點的退回來。然後呢，書記，我們書記跟我們一塊去交糧食，書記說，這個癟麥子、不好的糧食是咱們老“背興”吃的，好糧食那是給城裡人吃的。然後我們無論是想，比如說，儘管我今年麥子豐收了，可以多分一點，但是你的分配是上級計劃的，從縣到公社然後到大隊，你不能因為你豐產了就多分一點，所有的這些東西一切都是按照從上到下控制的，控制得很嚴。所以我們這批知青剛下去的時候我們是拼命干，我們覺得我們特別積極，幹活乾的特別賣力，老百姓就覺得你們傻，因為你幹了活、賣了力，最後分不到那樣多糧食，你還等於要虧。後來我在做農村調查的時候，去大量訪問這些戶，當年的收入高低各不同的這些戶，和我當年在農村插隊的時候老百姓給我們發牢騷說的話其實還是一樣的。
主持人：幾乎沒什麼變化。
溫鐵軍：沒什麼變化。
主持人：那好，你說的那個老“背興”的那個“背”，是您自己的意會還是跟咱們說的老百姓不一樣?
溫鐵軍：山西人是諧音，我們插隊的那地方老百姓和老“背興”是諧音。
主持人：就是你自己想的這個“背”可能是很背運。
溫鐵軍：他說的就是背興，因為咱們背興，所以咱們就吃癟麥子。
主持人：噢，是這個意思。
溫鐵軍：大隊書記他就是這麼說。
主持人：好，最後一個問題，我知道您是在中國人民大學是學新聞，按說您更應該成為一個記者，怎麼成了農業問題的研究專家了呢?
溫鐵軍：當時新聞系明確告訴我們，我們是專業調查研究人員，未必一定要學報紙，我的興趣更多還是在政策研究，因為我工農兵都幹過了，那麼覺得很多問題確實需要，不是一般的去報導反映，而是需要你深入研究，這是其一。其二，我本科是新聞，但我博士學位是經濟管理。後來還是沾了點經濟的邊，所以搞了很多經濟問題的研究。
主持人：好，最開始研究“三農問題”是什麼時候?
溫鐵軍：說到三農問題，要是說研究的話，不應該說我們這一代人，我們提出三農問題，因為20世紀兩個最偉大的中國人，一個孫中山、一個毛澤東，都明確的講中國的問題是農民的問題，所以說，講三農問題研究應該是從他們開始。
主持人：不是，您自己研究三農問題是什麼時候?
溫鐵軍：我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去當時的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就是搞農村政策研究的。我的職責就是下去跑調研，所以調研的過程中間就發現很多問題，這些問題又以農民問題為主，所以我們當時就認識中國恐怕不是簡單地講農業問題就能解決的，我們恐怕更多的應該關注農民問題，關注農村發展問題，農業問題我們當時就認為這是派生的。所以我們更多的在制定農村政策(的調查中)，在80年代、特別是在那個時候搞的(政策調研)，比較強調如何關注農民，關注農村發展。並不是簡單的關注農業問題，所以我想我今天要講的主題為什麼是三農問題，就是說它大概不等同於一般地講農業經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