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頁
牛頓的運動方程、麥克斯韋方程、愛因斯坦的狹義與廣義相對論方程、狄拉克方程、海森伯方程和其他五、六個方程是物理學理論架構的骨幹。它們提煉了幾個世紀的實驗工作(1)與唯象理論(2)的精髓，達到了科學研究的最高境界。它們以極度濃縮的數學語言寫出了物理世界的基本結構，可以說它們是造物者的詩篇。
這些方程還有一方面與詩有共同點：它們的內涵往往隨物理學的發展而產生新的、當初所完全沒有想到的意義。舉兩個例子：上面提到過的19世紀中葉寫下來的麥克斯韋方程是在本世紀初通過愛因斯坦的工作才顯示出高度的對稱性，而這種對稱性以後逐漸發展為20世紀物理學的一個最重要的中心思想。另一個例子是狄拉克方程。今天狄拉克流型(DiracManifold)已變成數學家熱門研究的一個新課題。
學物理的人了解了這些像詩一樣的方程的意義以後，對它們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而又十分複雜的。它們的極度濃縮性和它們的包羅萬象的特點也許可以用布雷克(W.Blake,1757―1827)的不朽名句來描述：
ToseeaWorldinaGrainofSand
AndaHeaveninaWildFlower
HoldInfinityinthepalmofyourhand
AndEternityinanhour
它們的巨大影響也許可以用蒲柏(A.Pope,1688―1744)的名句來描述:
Natureandnature'slawlayhidinnight:
Godsaid,letNewtonbe!Andallwaslight.
可是這些都不夠，都不夠全面地道出學物理的人面對這些方程的美的感受。缺少的似乎是一種莊嚴感，一種神聖感，一種初窺宇宙奧秘的畏懼感。我想缺少的恐怕正是籌建哥德式(Gothic)教堂的建築師們所要歌頌的崇高美、靈魂美、宗教美、最終極的美。
日本媒體和中日關係
卓南生
日本人不管在戰前還是戰後，對政府都比較盲從，戰前促使人民盲從政府的是日本的教科書;而今天促使人民有統一價值觀的是大眾傳媒。
卓南生，1942年生於新加坡。早年受教育於新加坡華中及南洋大學，1966年負笈東瀛，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院新聞系，並獲立教大學新聞學博士學位。留日期間，即經常為新加坡報章撰寫東京通訊，1973年返回新加坡任《星洲日報》社論委員後，就一直參與主持該報筆政。1983年華文報業合併，續任《聯合早報》社論委員;1987年奉派赴日創設東京特派員辦事處。1989年應聘為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副教授。現任日本京都龍谷大學國際文化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從東南亞看日本》、《日本政治評論二十年》、《大國夢與盟主論》、《現代的鎖國》、《圍牆裡的日本國際化》、《中國近代新聞歷史》等。
主持人：卓南生教授是日本龍谷大學國際文化學部教授、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客座教授。今天我們請卓南生教授來上課，講日本媒體和中日關係。今天無論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都覺得中日關係現在處於建交以來最壞的階段，連西方也都這麼認為。比如，英國《經濟學家》在最近一期有一篇社論，題目叫《日本人生氣了》。文章說，因為中國現在對日本採取了好戰的態度，對日本要求過分了，所以日本人生氣了。另外說日本現在經濟不景氣，所以日本人也一肚子氣，到底中日之間關係怎樣，和媒體之間的關係，是不是日本媒體對於中日關係惡化起到推波助瀾甚至妖魔化中國的作用，還是像某些日本人說的，中國媒體本身也存在某些問題，在煽動反日情緒。今天請卓老師就這個問題給大家作一場報告。讓我們熱烈歡迎。
卓南生：謝謝。各位朋友，我今天的題目是“日本媒體和中日關係”。在談這個問題之前，對日本媒體和中日關係要稍微介紹一下，這兩個都是大題目，我就簡單地對日本媒體和中日關係的特徵作一介紹，然後再談談日本媒體在中日關係上起什麼角色，怎樣了解和應對日本媒體。
大家都知道中日關係處在戰後以來的惡劣階段，我在1966年到日本留學，那時中日還沒有恢復邦交，1972年田中角榮訪問中國以後才恢復邦交。在1966年，剛好是二戰結束20多年，也是東京奧運會後兩年，當時中日關係儘管官方是不承認中國，基本跟著美國走，沒有正式外交關係，但能感受到日本有一股力量在積極地推動中日關係，民間一股要求中日友好的聲音很洪亮。在新聞傳媒方面，也跟官方走，但也有不同聲音。
一股力量是主張和平的力量，這其中有的是真正愛好和平的，有的是厭倦恐懼戰爭的，用官方的話就是“厭戰病”“恐戰病”。第二股力量就是在戰爭期間他們也知道對中國做了虧心事，也是要求友好和平的。第三股力量，也是相當多的，他們從意識形態方面嚮往社會主義，或者說反對美國帝國主義，他們也要求促進友好。還有一股勢力，包括在執政黨自民黨內部非主流的勢力，他們也想促進友好，但主要是出自市場的考慮，他們知道日本的出路主要還是中國。他們認為中日友好是日本惟一的出路。特別是在20世紀60年代日本信心還沒有完全恢復之前，這股勢力是完全不能忽視的。這四股勢力發出不同的聲音。
在當時的日本國內，從當時的政治形式來看，一邊是反對《美日安保條約》，一邊支持，兩股勢力經常爭論，發出不同聲音。國論二分。可以想像，當時的日本媒體絕不是一種聲音。那個時代日本人的想法和媒體在很多事情上有不同聲音，當然強弱另當別論。
這是我留學時代感受到的當時的氣氛。這種氣氛很自然地反映在媒體對中國的報導上。20世紀60年代到日本，當時還沒有中國留學生。我們華裔冬天穿著棉襖，他們就會說，支那人或者支那棉襖，這是不愉快的回憶。支那這個詞充滿了輕視，用郁達夫那個時代的說法，稱中國人為支那人，就相當於今天罵人家是豬。
在媒體稱呼中國為中共。日本媒體解釋，中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當然這是強詞奪理啦。這是當時的一個現象。基本上日本媒體跟國策走。還有一股經常制衡的力量出現。這是恢復邦交之前的情況。
接下來我談談日本媒體的特徵。
日本是一個新聞事業非常發達的國家，也自稱報業大國。從幾個數字可以看出，日本總共有121家日報，並發行5367萬份報紙，每2.34個人擁有一份報紙，每1.16個家庭擁有一份報紙。幾乎是家家戶戶訂報紙，可見普及率很高。其實這個數字要再分析一下的話還會更高，因為日本報紙早報和晚報合算一份。在中國和新加坡，早報和晚報都是兩批人馬在辦報，算兩份報紙，但在日本，像《朝日新聞》早上發行傍晚也發行，由同一批記者，同一批編輯部人員、同一批經理、行政人員和同一批GG人員運作。這些早報和晚報合起來算一份報紙。剛才的數字是把早報和晚報合算一份，如果分開算的話，普及率就更高了。
另一方面，我們看他們的報紙發行量也是很高的。比如說〈《朝日新聞》超過800萬份，《讀賣》900萬份，《每日新聞》是400萬份以上，這就意味著他們的全國性報紙不止在大城市發行，在鄉村和鎮也很有影響力。這樣大發行量就決定了他們不能像美國那些高級報紙即QualityPaper保持很明確辦報方針，保持很高水平。比如美國《紐約時報》，英國《泰晤士時》報等基本上保持以政治經濟為主的硬性新聞為主的報紙，但在日本，因為是800萬份、900萬份，需要迎合很多讀者的口味，這就決定了在新聞處理方面需要照顧方方面面。因此，在日本有人提出，日本是不是有高級報紙的存在。在日本，一種說法是日本報紙融合了高級報紙和大眾報紙二者特徵，另一說法就認為沒有高級報紙存在。
這些方程還有一方面與詩有共同點：它們的內涵往往隨物理學的發展而產生新的、當初所完全沒有想到的意義。舉兩個例子：上面提到過的19世紀中葉寫下來的麥克斯韋方程是在本世紀初通過愛因斯坦的工作才顯示出高度的對稱性，而這種對稱性以後逐漸發展為20世紀物理學的一個最重要的中心思想。另一個例子是狄拉克方程。今天狄拉克流型(DiracManifold)已變成數學家熱門研究的一個新課題。
學物理的人了解了這些像詩一樣的方程的意義以後，對它們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而又十分複雜的。它們的極度濃縮性和它們的包羅萬象的特點也許可以用布雷克(W.Blake,1757―1827)的不朽名句來描述：
ToseeaWorldinaGrainofSand
AndaHeaveninaWildFlower
HoldInfinityinthepalmofyourhand
AndEternityinanhour
它們的巨大影響也許可以用蒲柏(A.Pope,1688―1744)的名句來描述:
Natureandnature'slawlayhidinnight:
Godsaid,letNewtonbe!Andallwaslight.
可是這些都不夠，都不夠全面地道出學物理的人面對這些方程的美的感受。缺少的似乎是一種莊嚴感，一種神聖感，一種初窺宇宙奧秘的畏懼感。我想缺少的恐怕正是籌建哥德式(Gothic)教堂的建築師們所要歌頌的崇高美、靈魂美、宗教美、最終極的美。
日本媒體和中日關係
卓南生
日本人不管在戰前還是戰後，對政府都比較盲從，戰前促使人民盲從政府的是日本的教科書;而今天促使人民有統一價值觀的是大眾傳媒。
卓南生，1942年生於新加坡。早年受教育於新加坡華中及南洋大學，1966年負笈東瀛，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院新聞系，並獲立教大學新聞學博士學位。留日期間，即經常為新加坡報章撰寫東京通訊，1973年返回新加坡任《星洲日報》社論委員後，就一直參與主持該報筆政。1983年華文報業合併，續任《聯合早報》社論委員;1987年奉派赴日創設東京特派員辦事處。1989年應聘為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副教授。現任日本京都龍谷大學國際文化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從東南亞看日本》、《日本政治評論二十年》、《大國夢與盟主論》、《現代的鎖國》、《圍牆裡的日本國際化》、《中國近代新聞歷史》等。
主持人：卓南生教授是日本龍谷大學國際文化學部教授、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客座教授。今天我們請卓南生教授來上課，講日本媒體和中日關係。今天無論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都覺得中日關係現在處於建交以來最壞的階段，連西方也都這麼認為。比如，英國《經濟學家》在最近一期有一篇社論，題目叫《日本人生氣了》。文章說，因為中國現在對日本採取了好戰的態度，對日本要求過分了，所以日本人生氣了。另外說日本現在經濟不景氣，所以日本人也一肚子氣，到底中日之間關係怎樣，和媒體之間的關係，是不是日本媒體對於中日關係惡化起到推波助瀾甚至妖魔化中國的作用，還是像某些日本人說的，中國媒體本身也存在某些問題，在煽動反日情緒。今天請卓老師就這個問題給大家作一場報告。讓我們熱烈歡迎。
卓南生：謝謝。各位朋友，我今天的題目是“日本媒體和中日關係”。在談這個問題之前，對日本媒體和中日關係要稍微介紹一下，這兩個都是大題目，我就簡單地對日本媒體和中日關係的特徵作一介紹，然後再談談日本媒體在中日關係上起什麼角色，怎樣了解和應對日本媒體。
大家都知道中日關係處在戰後以來的惡劣階段，我在1966年到日本留學，那時中日還沒有恢復邦交，1972年田中角榮訪問中國以後才恢復邦交。在1966年，剛好是二戰結束20多年，也是東京奧運會後兩年，當時中日關係儘管官方是不承認中國，基本跟著美國走，沒有正式外交關係，但能感受到日本有一股力量在積極地推動中日關係，民間一股要求中日友好的聲音很洪亮。在新聞傳媒方面，也跟官方走，但也有不同聲音。
一股力量是主張和平的力量，這其中有的是真正愛好和平的，有的是厭倦恐懼戰爭的，用官方的話就是“厭戰病”“恐戰病”。第二股力量就是在戰爭期間他們也知道對中國做了虧心事，也是要求友好和平的。第三股力量，也是相當多的，他們從意識形態方面嚮往社會主義，或者說反對美國帝國主義，他們也要求促進友好。還有一股勢力，包括在執政黨自民黨內部非主流的勢力，他們也想促進友好，但主要是出自市場的考慮，他們知道日本的出路主要還是中國。他們認為中日友好是日本惟一的出路。特別是在20世紀60年代日本信心還沒有完全恢復之前，這股勢力是完全不能忽視的。這四股勢力發出不同的聲音。
在當時的日本國內，從當時的政治形式來看，一邊是反對《美日安保條約》，一邊支持，兩股勢力經常爭論，發出不同聲音。國論二分。可以想像，當時的日本媒體絕不是一種聲音。那個時代日本人的想法和媒體在很多事情上有不同聲音，當然強弱另當別論。
這是我留學時代感受到的當時的氣氛。這種氣氛很自然地反映在媒體對中國的報導上。20世紀60年代到日本，當時還沒有中國留學生。我們華裔冬天穿著棉襖，他們就會說，支那人或者支那棉襖，這是不愉快的回憶。支那這個詞充滿了輕視，用郁達夫那個時代的說法，稱中國人為支那人，就相當於今天罵人家是豬。
在媒體稱呼中國為中共。日本媒體解釋，中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當然這是強詞奪理啦。這是當時的一個現象。基本上日本媒體跟國策走。還有一股經常制衡的力量出現。這是恢復邦交之前的情況。
接下來我談談日本媒體的特徵。
日本是一個新聞事業非常發達的國家，也自稱報業大國。從幾個數字可以看出，日本總共有121家日報，並發行5367萬份報紙，每2.34個人擁有一份報紙，每1.16個家庭擁有一份報紙。幾乎是家家戶戶訂報紙，可見普及率很高。其實這個數字要再分析一下的話還會更高，因為日本報紙早報和晚報合算一份。在中國和新加坡，早報和晚報都是兩批人馬在辦報，算兩份報紙，但在日本，像《朝日新聞》早上發行傍晚也發行，由同一批記者，同一批編輯部人員、同一批經理、行政人員和同一批GG人員運作。這些早報和晚報合起來算一份報紙。剛才的數字是把早報和晚報合算一份，如果分開算的話，普及率就更高了。
另一方面，我們看他們的報紙發行量也是很高的。比如說〈《朝日新聞》超過800萬份，《讀賣》900萬份，《每日新聞》是400萬份以上，這就意味著他們的全國性報紙不止在大城市發行，在鄉村和鎮也很有影響力。這樣大發行量就決定了他們不能像美國那些高級報紙即QualityPaper保持很明確辦報方針，保持很高水平。比如美國《紐約時報》，英國《泰晤士時》報等基本上保持以政治經濟為主的硬性新聞為主的報紙，但在日本，因為是800萬份、900萬份，需要迎合很多讀者的口味，這就決定了在新聞處理方面需要照顧方方面面。因此，在日本有人提出，日本是不是有高級報紙的存在。在日本，一種說法是日本報紙融合了高級報紙和大眾報紙二者特徵，另一說法就認為沒有高級報紙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