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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越破越難補,同號人互相供給零星碎片。曾有兩次,姓余的難友送給我的一件白綢舊背心和自己的一條千瘡百孔的內褲,已到收回針線的時間還未補完,我為此挨過隊長責罵。
幼時的一件背心,現在的一件背心,時隔六十餘年,春秋有異,感慨不已!
去廁所里倒馬桶是幾個「號子」的犯人聚集的唯一機會,有一次,一個老犯人對我們說:「舊公檢法自由多了。吃得好,還有電影看,只要有錢,還可請服務員去外面買水果、罐頭、菸捲,什麼都可以。現在所謂『新公檢法』,實行的是法西斯一套。」
我們左鄰「號子」有一個女犯,據說因案情嚴重,隔離審查很久了。每逢過年過節,總是聽她提高嗓子在喊:「向毛主席拜年!拜節!毛主席萬歲!」在我們樓上又有個女犯人,每天唱歌,歌聲清亮悠揚。每聽到前者的叫喊、後者的歌唱所傳來的令人斷腸的音調時,我們「號子」里的人無不淚下!幾個月後,再也聽不到了。
我們偷偷地問勞動犯人,據說,早就經過太平間出去了。
有時,聽到圓廳里隊長的驚慌失措的聲音,嚷著:「發瘋了,發瘋了!」有時聽到「完了!完了!沒有氣了!」有時聽到男犯在大哭又大叫,有時聽到黑夜裡的腳鐐聲。這些都是屢見不鮮的事。我當初還感到心驚肉跳,久則麻木無動於衷了。
1969年12月氣候嚴寒,萬木凋零,監牢內外氣氛蕭瑟。某日,突然又叫收拾行李走。原來是調換到另一院的一幢大樓。這樓不像東小樓有暖氣,房間大,十二人共住還很寬敞。雖然人多,到底無爐火還是受不住寒冷。白天每個犯人背著棉被,在左右兩張床間的空地上輪流踱來踱去。有一天,深夜2時左右,忽然隊長吩咐起床準備行李。大家唉聲嘆氣,不知又有何不測之事,立刻起床將所有東西收拾好,坐在床板上,鴉雀無聲地等候命令。一會兒,女隊長來了。問:「行李收拾好了嗎?」
「都收拾好了!」同聲回答。「那麼等著不要亂動!」十二人都靜悄悄地在緊張的情緒下規規矩矩聽候下一步的指示。剎那間,聽到窗外一次又一次「切切擦擦」快步的聲音,如戰爭來臨的景象,直到拂曉腳步聲逐漸消失。隊長開門說:「大家睡下!」誰還能睡覺!後來知道這是一場軍事演習,試驗我們的警惕性高不高,是否服從命令。大家議論,瞎猜一陣,有一人插嘴說:「恐怕要打仗了。」另一人說:
「難道蘇聯要和我們開火了嗎?所以要試驗演習。」在這些日子裡,每天叫我們到沒有取暖設備的過道走廊里蹲在地上搓煤球,還要督促我們,看誰做的又多又好。
幾天後,我的腳麻,手也腫了。但我還是覺得比坐板床挨凍好。
三、頻繁換「號子」
冬去春來,又調回東小樓,這回我被調到十三胡同「號子」,都是不認識的。
一個是未畢業的大學生,她的特點是:刷起牙來至少二十分鐘,大家討厭她擠在馬桶邊刷個不停,但她並不在乎。一個是農村公社的年輕人,年紀約有二十三四歲,身體強壯,長得還不錯,兩隻烏黑的大眼睛,在「號子」里肯攬事做,大家對她印象滿好。因得隊長的寵愛,每天被叫去打掃圓廳的衛生。「號子」里人都羨慕她,每天能出去勞動,活動身體。同時也羨慕她的案情轉輕了(一個犯人一旦被隊長叫出去勞動,標誌著案情轉輕,這是老犯人偷偷地告訴我們的)。另外一人年約四五十歲,據說姓李,滿臉橫肉,笑對皮笑肉不笑的,兩隻眼睛總是東張西望,注意「號子」里每個人的言行。後來知道這人是管理員隊長的「特派員」,專門監視犯人的動作言行,打小報告「立功贖罪」。
我們睡的位置,按規定秩序是:從進門左起,大學生、「特派員」、農村公社來的年輕人和我。有一天半夜,這年輕人突然把我的棉被揭開,死勁拖我到她的被窩裡,口裡叫喊著黃什麼名字,兩眼睜得老大瞪著我。我從睡夢裡醒來,嚇得我用力推她推不開。我趁其他兩人上來拼命按住她時,便一步跳下床,急急敲門,叫:
「隊長!隊長!快來!快來!」丁隊長來了,一面問什麼事,一面急忙開鐵門。見這年輕人赤身裸體站在板床左角衝著大家撒尿,大家按不住她。這裡的女隊長都經過訓練的,丁隊長踩上床板,飛步過去,用手銬「克嗒」一聲把她鎖上押走了。她走後,搞得我們拆洗衣被,忙了一陣。大家嘀咕說:「真倒霉,和這樣的瘋子睡在一起。」埋怨了半天。隊長的「特派員」告訴我們:「她是北京郊區某公社的婦女幹部,滿聰明能幹。群眾對她印象不錯,因為她和丈夫的父親通姦,把婆婆殺死了,才抓來的。老董(指我)年老發白,她誤以為是公公,她喊叫的名字就是公公的名字。花痴了。」大家恍然大悟。我低頭沉思:原來每夜挨著我睡的,是一個現行殺人犯。唉!
花痴走後,換來一人,也是農村婦女,約四五十歲,瘦長身材,一雙小腳,初看面貌還和藹,但說話動作,確是妖氣十足。我們經受了抓走的年輕花痴的折磨,對此女則暗裡議論,隊長的「特派員」又告訴我們:「這也是殺人犯,她有丈夫,子女各一,姘上一個年輕人,共謀把丈夫殺害了。」「號子」里一個是殺人犯,一個是隊長的奸細,因而,我和大學生倆老是戰戰兢兢。
幼時的一件背心,現在的一件背心,時隔六十餘年,春秋有異,感慨不已!
去廁所里倒馬桶是幾個「號子」的犯人聚集的唯一機會,有一次,一個老犯人對我們說:「舊公檢法自由多了。吃得好,還有電影看,只要有錢,還可請服務員去外面買水果、罐頭、菸捲,什麼都可以。現在所謂『新公檢法』,實行的是法西斯一套。」
我們左鄰「號子」有一個女犯,據說因案情嚴重,隔離審查很久了。每逢過年過節,總是聽她提高嗓子在喊:「向毛主席拜年!拜節!毛主席萬歲!」在我們樓上又有個女犯人,每天唱歌,歌聲清亮悠揚。每聽到前者的叫喊、後者的歌唱所傳來的令人斷腸的音調時,我們「號子」里的人無不淚下!幾個月後,再也聽不到了。
我們偷偷地問勞動犯人,據說,早就經過太平間出去了。
有時,聽到圓廳里隊長的驚慌失措的聲音,嚷著:「發瘋了,發瘋了!」有時聽到「完了!完了!沒有氣了!」有時聽到男犯在大哭又大叫,有時聽到黑夜裡的腳鐐聲。這些都是屢見不鮮的事。我當初還感到心驚肉跳,久則麻木無動於衷了。
1969年12月氣候嚴寒,萬木凋零,監牢內外氣氛蕭瑟。某日,突然又叫收拾行李走。原來是調換到另一院的一幢大樓。這樓不像東小樓有暖氣,房間大,十二人共住還很寬敞。雖然人多,到底無爐火還是受不住寒冷。白天每個犯人背著棉被,在左右兩張床間的空地上輪流踱來踱去。有一天,深夜2時左右,忽然隊長吩咐起床準備行李。大家唉聲嘆氣,不知又有何不測之事,立刻起床將所有東西收拾好,坐在床板上,鴉雀無聲地等候命令。一會兒,女隊長來了。問:「行李收拾好了嗎?」
「都收拾好了!」同聲回答。「那麼等著不要亂動!」十二人都靜悄悄地在緊張的情緒下規規矩矩聽候下一步的指示。剎那間,聽到窗外一次又一次「切切擦擦」快步的聲音,如戰爭來臨的景象,直到拂曉腳步聲逐漸消失。隊長開門說:「大家睡下!」誰還能睡覺!後來知道這是一場軍事演習,試驗我們的警惕性高不高,是否服從命令。大家議論,瞎猜一陣,有一人插嘴說:「恐怕要打仗了。」另一人說:
「難道蘇聯要和我們開火了嗎?所以要試驗演習。」在這些日子裡,每天叫我們到沒有取暖設備的過道走廊里蹲在地上搓煤球,還要督促我們,看誰做的又多又好。
幾天後,我的腳麻,手也腫了。但我還是覺得比坐板床挨凍好。
三、頻繁換「號子」
冬去春來,又調回東小樓,這回我被調到十三胡同「號子」,都是不認識的。
一個是未畢業的大學生,她的特點是:刷起牙來至少二十分鐘,大家討厭她擠在馬桶邊刷個不停,但她並不在乎。一個是農村公社的年輕人,年紀約有二十三四歲,身體強壯,長得還不錯,兩隻烏黑的大眼睛,在「號子」里肯攬事做,大家對她印象滿好。因得隊長的寵愛,每天被叫去打掃圓廳的衛生。「號子」里人都羨慕她,每天能出去勞動,活動身體。同時也羨慕她的案情轉輕了(一個犯人一旦被隊長叫出去勞動,標誌著案情轉輕,這是老犯人偷偷地告訴我們的)。另外一人年約四五十歲,據說姓李,滿臉橫肉,笑對皮笑肉不笑的,兩隻眼睛總是東張西望,注意「號子」里每個人的言行。後來知道這人是管理員隊長的「特派員」,專門監視犯人的動作言行,打小報告「立功贖罪」。
我們睡的位置,按規定秩序是:從進門左起,大學生、「特派員」、農村公社來的年輕人和我。有一天半夜,這年輕人突然把我的棉被揭開,死勁拖我到她的被窩裡,口裡叫喊著黃什麼名字,兩眼睜得老大瞪著我。我從睡夢裡醒來,嚇得我用力推她推不開。我趁其他兩人上來拼命按住她時,便一步跳下床,急急敲門,叫:
「隊長!隊長!快來!快來!」丁隊長來了,一面問什麼事,一面急忙開鐵門。見這年輕人赤身裸體站在板床左角衝著大家撒尿,大家按不住她。這裡的女隊長都經過訓練的,丁隊長踩上床板,飛步過去,用手銬「克嗒」一聲把她鎖上押走了。她走後,搞得我們拆洗衣被,忙了一陣。大家嘀咕說:「真倒霉,和這樣的瘋子睡在一起。」埋怨了半天。隊長的「特派員」告訴我們:「她是北京郊區某公社的婦女幹部,滿聰明能幹。群眾對她印象不錯,因為她和丈夫的父親通姦,把婆婆殺死了,才抓來的。老董(指我)年老發白,她誤以為是公公,她喊叫的名字就是公公的名字。花痴了。」大家恍然大悟。我低頭沉思:原來每夜挨著我睡的,是一個現行殺人犯。唉!
花痴走後,換來一人,也是農村婦女,約四五十歲,瘦長身材,一雙小腳,初看面貌還和藹,但說話動作,確是妖氣十足。我們經受了抓走的年輕花痴的折磨,對此女則暗裡議論,隊長的「特派員」又告訴我們:「這也是殺人犯,她有丈夫,子女各一,姘上一個年輕人,共謀把丈夫殺害了。」「號子」里一個是殺人犯,一個是隊長的奸細,因而,我和大學生倆老是戰戰兢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