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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熟諳西學，洞察外情，早在光緒十四年（1888年）尚屬一介布衣時即曾伏闕上書，認為由於日本的侵略野心，六七年後中日必將一戰，戰則中方必敗、必致辱國喪權。當年康有為的上書到了翁同龢手中，但翁同龢膽小沒有上達光緒。《馬關條約》簽訂一個月後，光緒看到康有為遞上的《上清帝第三書》。整個奏摺長一丈多，共一萬多言。書中詳陳變法圖強的方略，建議皇上下詔鼓天下之氣，嚴懲主和派與戰敗者，破格起用新人，變法圖強，練新軍、選新將、用精械，築鐵路、開礦山、建輪船、修郵政，務農、勸工、惠商、恤貧，停科舉、建學校、辦報館、改革官制等。這些聞所未聞的精闢論說像磁石一樣緊緊地吸引了光緒的目光，在經歷了甲午戰爭痛創後的光緒心中引起了強烈共鳴。他下令謄抄四份，一份呈慈禧太后，一份交軍機處存記，一份存乾清宮，一份存勤政殿，以備時時展閱。後光緒在朝臣章奏中發現了不少類似章奏，遂命軍機處將康有為等九個條陳發到各地督撫將軍處討論。這已是變法改良的先聲了。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山東發生巨野教案，德國以之為藉口侵占了膠州灣。俄、英、法、日亦虎視眈眈，伺機瓜分中國。亡國的陰影籠罩在每一個國人心頭。康有為再次抵京，第五次向光緒皇帝上書。他指出：如不當機立斷，發憤維新，「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情緒激烈，言詞痛切。這封上書也未能遞到光緒皇帝手中，但在社會上廣為傳抄，並在天津、上海、長沙維新派的報紙上發表，影響很大。給事中高燮為此向光緒皇帝舉薦康有為。光緒諭令王大臣傳詢康有為，聽取他對變法的意見。康有為遂奏上《應詔統籌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書》，提出了系統而具體的變法建議。光緒諭令王大臣會議，王大臣請得慈禧「儘管駁議」的旨意，逐條駁回。康有為於是轉而鼓動群眾性的變法運動。在維新派的影響下，光緒銳意變法。
光緒擬要實行的變法維新，就其涉及的廣大領域和要達到的目的而言，是一場漸進的政治革命；就其觸及各種政治勢力的既得利益和傳統的「祖制」而言，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一個政治家，對複雜的政治局勢和各種政治勢力會有清醒的認識，會預先考慮到變法維新將會遇到怎樣的局面，出現各種情況時應如何應付。有十分的把握和保證方能付諸行動，以絕對優勢壓倒反對勢力；如沒有把握就要等待時機、積蓄力量、見機行事。但光緒不是政治家，只是一個被慈禧造就出來的有嚴重人格心理缺陷的年輕書生。他的一切思想認識，包括僅有的一點自信都是從讀書中得來，對中國的現實和官場則了解的太少，思想及各方面均準備不足，卻急欲有所作為。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春，慈禧親信榮祿私下活動，打算聯絡六部九卿共同上書請慈禧復出，御史李盛峰也在御史中串連，號召聯名上奏請慈禧再度垂簾。後黨逼光緒退位的舉動，使光緒忍無可忍，他甚至通過慶親王奕劻向慈禧捎話：「太后若仍不給我事權，願退讓此位，不甘做亡國之君。」光緒以其懦弱、畏怯的天性向慈禧要權，這幾乎是他一生中破天荒之舉，不料慈禧竟命奕劻傳話：「皇上欲辦事，太后不阻也。」光緒立刻急切地付諸行動，於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頒布「明定國是」詔書。6月11日至9月21日，短短的100多天中，光緒接連發布了100多道新政詔書，有時一日數令，傾瀉而下，令人目不暇接。最多的一天竟頒布了11條維新諭旨（9 月12日）。詔書內容是全方位的，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教各個領域。
這些變法詔令受到了維新派和開明人士的熱烈歡迎，所謂「如春雷之啟蟄，海上志士歡聲雷動，雖謹厚者亦如飲狂藥」。但僅憑一個無實權的傀儡皇帝所頒發的雪片般的詔令，即想在短期內改變一個有幾千年歷史的傳統社會，將之納入近代化軌道，談何容易！掌握中央和地方實權的大員，除湖南巡撫陳寶箴以外，幾乎沒有人執行變法詔令，束之高閣還算好的，絕大多數是群起反對。變法遭到了極大的阻力。對當時社會形勢略微有所了解者，對此都不會感到意外。但光緒不但大感意外，而且非常氣憤。他像所有幼稚的年輕人一樣，想當然地將他的對手簡單化、絕對化，歸結為是慈禧的後黨搗亂。維新派看到他「有不顧利害，誓死以殉社稷之意，於是益放手辦事」，實際他早已喪失理智，不再考慮策略，一味色厲內荏、咄咄逼人地向後黨開刀。集中表現為拋開現行體制另起爐灶。9月4 日，光緒將禮部原六堂官全部罷黜。9月5 日，超擢譚嗣同、林旭、劉光第、楊銳為四品軍機章京，此後「凡有章奏，皆四人閱覽，凡有上諭皆由四人擬稿」。並免去李鴻章、敬信在總理衙門行走等。這種做法操之過急，過早地激化了矛盾，無疑是向慈禧發出挑釁，導致後黨分子向他動手。
慈禧早有防備，光緒《明定國是詔》發布後第四天，慈禧即迫令光緒一天中連下三道上諭：第一，以「漸露攬權狂悖」的罪名將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開缺回籍；第二，打破太后歸政以後不再接見官員的成例，規定新授任的二品以上官員，均須具折後再到太后面前謝恩。各省將軍、都統、督撫、提督等官亦須一體向太后具折謝恩；第三，任命榮祿署理直隸總督（不久實授），統領精銳的北洋三軍，即董福祥的甘軍、聶士成的武毅軍和袁世凱的新建陸軍。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山東發生巨野教案，德國以之為藉口侵占了膠州灣。俄、英、法、日亦虎視眈眈，伺機瓜分中國。亡國的陰影籠罩在每一個國人心頭。康有為再次抵京，第五次向光緒皇帝上書。他指出：如不當機立斷，發憤維新，「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情緒激烈，言詞痛切。這封上書也未能遞到光緒皇帝手中，但在社會上廣為傳抄，並在天津、上海、長沙維新派的報紙上發表，影響很大。給事中高燮為此向光緒皇帝舉薦康有為。光緒諭令王大臣傳詢康有為，聽取他對變法的意見。康有為遂奏上《應詔統籌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書》，提出了系統而具體的變法建議。光緒諭令王大臣會議，王大臣請得慈禧「儘管駁議」的旨意，逐條駁回。康有為於是轉而鼓動群眾性的變法運動。在維新派的影響下，光緒銳意變法。
光緒擬要實行的變法維新，就其涉及的廣大領域和要達到的目的而言，是一場漸進的政治革命；就其觸及各種政治勢力的既得利益和傳統的「祖制」而言，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一個政治家，對複雜的政治局勢和各種政治勢力會有清醒的認識，會預先考慮到變法維新將會遇到怎樣的局面，出現各種情況時應如何應付。有十分的把握和保證方能付諸行動，以絕對優勢壓倒反對勢力；如沒有把握就要等待時機、積蓄力量、見機行事。但光緒不是政治家，只是一個被慈禧造就出來的有嚴重人格心理缺陷的年輕書生。他的一切思想認識，包括僅有的一點自信都是從讀書中得來，對中國的現實和官場則了解的太少，思想及各方面均準備不足，卻急欲有所作為。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春，慈禧親信榮祿私下活動，打算聯絡六部九卿共同上書請慈禧復出，御史李盛峰也在御史中串連，號召聯名上奏請慈禧再度垂簾。後黨逼光緒退位的舉動，使光緒忍無可忍，他甚至通過慶親王奕劻向慈禧捎話：「太后若仍不給我事權，願退讓此位，不甘做亡國之君。」光緒以其懦弱、畏怯的天性向慈禧要權，這幾乎是他一生中破天荒之舉，不料慈禧竟命奕劻傳話：「皇上欲辦事，太后不阻也。」光緒立刻急切地付諸行動，於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頒布「明定國是」詔書。6月11日至9月21日，短短的100多天中，光緒接連發布了100多道新政詔書，有時一日數令，傾瀉而下，令人目不暇接。最多的一天竟頒布了11條維新諭旨（9 月12日）。詔書內容是全方位的，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教各個領域。
這些變法詔令受到了維新派和開明人士的熱烈歡迎，所謂「如春雷之啟蟄，海上志士歡聲雷動，雖謹厚者亦如飲狂藥」。但僅憑一個無實權的傀儡皇帝所頒發的雪片般的詔令，即想在短期內改變一個有幾千年歷史的傳統社會，將之納入近代化軌道，談何容易！掌握中央和地方實權的大員，除湖南巡撫陳寶箴以外，幾乎沒有人執行變法詔令，束之高閣還算好的，絕大多數是群起反對。變法遭到了極大的阻力。對當時社會形勢略微有所了解者，對此都不會感到意外。但光緒不但大感意外，而且非常氣憤。他像所有幼稚的年輕人一樣，想當然地將他的對手簡單化、絕對化，歸結為是慈禧的後黨搗亂。維新派看到他「有不顧利害，誓死以殉社稷之意，於是益放手辦事」，實際他早已喪失理智，不再考慮策略，一味色厲內荏、咄咄逼人地向後黨開刀。集中表現為拋開現行體制另起爐灶。9月4 日，光緒將禮部原六堂官全部罷黜。9月5 日，超擢譚嗣同、林旭、劉光第、楊銳為四品軍機章京，此後「凡有章奏，皆四人閱覽，凡有上諭皆由四人擬稿」。並免去李鴻章、敬信在總理衙門行走等。這種做法操之過急，過早地激化了矛盾，無疑是向慈禧發出挑釁，導致後黨分子向他動手。
慈禧早有防備，光緒《明定國是詔》發布後第四天，慈禧即迫令光緒一天中連下三道上諭：第一，以「漸露攬權狂悖」的罪名將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開缺回籍；第二，打破太后歸政以後不再接見官員的成例，規定新授任的二品以上官員，均須具折後再到太后面前謝恩。各省將軍、都統、督撫、提督等官亦須一體向太后具折謝恩；第三，任命榮祿署理直隸總督（不久實授），統領精銳的北洋三軍，即董福祥的甘軍、聶士成的武毅軍和袁世凱的新建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