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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資料表明：在大學中來自農村和邊遠地區的學生，占總數的60%以上。
同樣有份資料表明：我國目前農村的人均年收入在1200元左右。
兩項資料說明了一個問題，即在農村，如果一個家庭中出了一名大學生，那麼全家的全年經濟收入基本都將用於這個學生身上。如果這個推測成立，那麼凡是農村出來上大學的孩子家庭里，至少有一半將因此而受到經濟的困擾。注意：這裡我們並沒有說那些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家庭。
另一個不可小視的現象是：近年城鎮居民中下崗人員的大幅度增加，10%以上的城鎮家庭的大學生子女也面臨交不起學費和沒有生活費的困擾。
大學的貧困生因此而這樣產生，其面涉學生總數的20%左右，其中5%至8%為特困生。
五分之一左右的數目不可謂是小數，100萬的貧困生如果每人每年國家助困100元，就是1個億。100元解決不了任何問題，能解決問題的則需要每月助困100元左右，這便是10個億。
10個億對國家來說並不是大數，但全年的教育總經費才多少？於是中國體制改革的“最後堡壘”——教育改革要突破，100萬的貧困生是其“堡壘”中的“堡壘”。
出路何在？
出路只能是兩條：社會與學校自身。
哈佛真的學不到？
市面上有本叫《哈佛學不到》的書已經流行了很長一段時間。
哈佛作為世界著名的商業管理人材搖籃，有其了不起的卓越天才式管理機制。單看看那見不到校門的開放式校園，到處都充滿學術氛圍，以及學生們那氣昂昂的步履、目不斜視的神色，你就會有種這裡是“世界第一”的感覺。
是啊，哈佛為什麼就如此牛？1997年12月的一場冬雪後的一天，我站在哈佛大學的締造者哈佛面前，默默地請教這位半身披著雪花的學界鬥士。哈佛沒有回答我，只有陣陣寒風吹得我吃不慣西餐的肚子難受不堪，並不得不速速離開。一趟哈佛，除了留下幾張照片外，什麼也沒有學到。
所有旅遊者大都是這樣。
但教育家難道也是這樣？
哈佛確實不同尋常，每年光從政府那兒可以獲得10億美元的經費，這還僅僅是個零頭，哈佛所獲全世界各種社會資助高達100多億美元。這便是哈佛最強大的後盾。雖說100多億美元絕不能說明與產生十幾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有必然聯繫，但哈佛大學的教授的年薪絕對是世界高校中最豐厚的。在這裡，教員的工資超過美國總統薪金的大有人在。哈佛的學生獎學金最高獎過10萬美金，一般學生的獎學金也有幾千、上萬之多。這裡的學生是真正的“不因為貧困而輟學”。這裡的學生要進哈佛校門，一年沒有四五萬美元就別往這個地方探頭探腦，當然假如你是富翁你還必須有個天才的腦袋。
哈佛是所典型的社會辦學楷模。你想獲得哈佛的榮譽，這裡的大門敞開著，什麼某某研究中心、什麼某某教學大樓、什麼某某圖書館，你只要有錢，你就可以在這裡建立永久的豐碑。像中國小富翁們扔三萬五萬人家當然不要，但上線卻從不限定，幾百萬、幾千萬甚至幾億美元的贊助，哈佛從來“笑納”。不像英國牛津，1996年沙烏地阿拉伯富翁瓦菲克賽義德基出於感激要資助3400萬美元給學校，牛津大學的董事們竟以259票反對、241票贊成而拒絕如此一大筆款項。哈佛不會這樣做。這便是美國紳士教育家與英國紳士教育家的區別所在。
中國大學能從哈佛大學學到什麼？有人也許馬上會說根本不可能。
但這樣的結論下得太早。
社會辦大學過去在計劃經濟下的中國教育界是不可想像的事，而這幾年隨著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的社會辦大學已經初見端倪。李嘉誠出資40億元建起的汕頭大學就是中國經濟特區內的第一個“小哈佛”，這裡的學生就沒有貧困一說，除非你不努力。再到北大、清華、南大、復旦、中山、浙大等著名校園走一走，你就會發現，凡是校園內最新最好的建築，幾乎都是冠以某某名字的，就是說都是某某人贊助而建的。
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的負責人向我介紹，清華自90年代初開始，每年社會和學校自籌的資金投入，就已經超過了國家的撥款。以1995年為例，清華的總收入中，政府的事業費撥款只占29%，學校的社會資助與科研、生產、委培等的收入占70%多。可見，爭取社會捐助已經是中國目前那些著名大學之所以能過上相對好一點日子的重要途徑。這位負責人說，清華大學的貧困生數量並不小，每年有1300多名。這幾年清華之所以能做到使這支龐大的“貧困軍”沒有一位因經濟貧困而輟學，很大程度上他們除了按照政策減免學費外，還從社會資助中拿出大量經費保證貧困生們人均不低於1000元的各種補助。
在清華大學基金會小樓里，有一行字非常醒目：“一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獲者，谷也；一樹十獲者，木也；一樹百穫者，人也。”
清華人太清楚育人之計，所以他們把建立社會捐助為主要來源的教育基金看作是“大樹”培之植之。“大樹”葉茂，“大樹”底下的人便好乘涼。
同樣有份資料表明：我國目前農村的人均年收入在1200元左右。
兩項資料說明了一個問題，即在農村，如果一個家庭中出了一名大學生，那麼全家的全年經濟收入基本都將用於這個學生身上。如果這個推測成立，那麼凡是農村出來上大學的孩子家庭里，至少有一半將因此而受到經濟的困擾。注意：這裡我們並沒有說那些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家庭。
另一個不可小視的現象是：近年城鎮居民中下崗人員的大幅度增加，10%以上的城鎮家庭的大學生子女也面臨交不起學費和沒有生活費的困擾。
大學的貧困生因此而這樣產生，其面涉學生總數的20%左右，其中5%至8%為特困生。
五分之一左右的數目不可謂是小數，100萬的貧困生如果每人每年國家助困100元，就是1個億。100元解決不了任何問題，能解決問題的則需要每月助困100元左右，這便是10個億。
10個億對國家來說並不是大數，但全年的教育總經費才多少？於是中國體制改革的“最後堡壘”——教育改革要突破，100萬的貧困生是其“堡壘”中的“堡壘”。
出路何在？
出路只能是兩條：社會與學校自身。
哈佛真的學不到？
市面上有本叫《哈佛學不到》的書已經流行了很長一段時間。
哈佛作為世界著名的商業管理人材搖籃，有其了不起的卓越天才式管理機制。單看看那見不到校門的開放式校園，到處都充滿學術氛圍，以及學生們那氣昂昂的步履、目不斜視的神色，你就會有種這裡是“世界第一”的感覺。
是啊，哈佛為什麼就如此牛？1997年12月的一場冬雪後的一天，我站在哈佛大學的締造者哈佛面前，默默地請教這位半身披著雪花的學界鬥士。哈佛沒有回答我，只有陣陣寒風吹得我吃不慣西餐的肚子難受不堪，並不得不速速離開。一趟哈佛，除了留下幾張照片外，什麼也沒有學到。
所有旅遊者大都是這樣。
但教育家難道也是這樣？
哈佛確實不同尋常，每年光從政府那兒可以獲得10億美元的經費，這還僅僅是個零頭，哈佛所獲全世界各種社會資助高達100多億美元。這便是哈佛最強大的後盾。雖說100多億美元絕不能說明與產生十幾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有必然聯繫，但哈佛大學的教授的年薪絕對是世界高校中最豐厚的。在這裡，教員的工資超過美國總統薪金的大有人在。哈佛的學生獎學金最高獎過10萬美金，一般學生的獎學金也有幾千、上萬之多。這裡的學生是真正的“不因為貧困而輟學”。這裡的學生要進哈佛校門，一年沒有四五萬美元就別往這個地方探頭探腦，當然假如你是富翁你還必須有個天才的腦袋。
哈佛是所典型的社會辦學楷模。你想獲得哈佛的榮譽，這裡的大門敞開著，什麼某某研究中心、什麼某某教學大樓、什麼某某圖書館，你只要有錢，你就可以在這裡建立永久的豐碑。像中國小富翁們扔三萬五萬人家當然不要，但上線卻從不限定，幾百萬、幾千萬甚至幾億美元的贊助，哈佛從來“笑納”。不像英國牛津，1996年沙烏地阿拉伯富翁瓦菲克賽義德基出於感激要資助3400萬美元給學校，牛津大學的董事們竟以259票反對、241票贊成而拒絕如此一大筆款項。哈佛不會這樣做。這便是美國紳士教育家與英國紳士教育家的區別所在。
中國大學能從哈佛大學學到什麼？有人也許馬上會說根本不可能。
但這樣的結論下得太早。
社會辦大學過去在計劃經濟下的中國教育界是不可想像的事，而這幾年隨著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的社會辦大學已經初見端倪。李嘉誠出資40億元建起的汕頭大學就是中國經濟特區內的第一個“小哈佛”，這裡的學生就沒有貧困一說，除非你不努力。再到北大、清華、南大、復旦、中山、浙大等著名校園走一走，你就會發現，凡是校園內最新最好的建築，幾乎都是冠以某某名字的，就是說都是某某人贊助而建的。
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的負責人向我介紹，清華自90年代初開始，每年社會和學校自籌的資金投入，就已經超過了國家的撥款。以1995年為例，清華的總收入中，政府的事業費撥款只占29%，學校的社會資助與科研、生產、委培等的收入占70%多。可見，爭取社會捐助已經是中國目前那些著名大學之所以能過上相對好一點日子的重要途徑。這位負責人說，清華大學的貧困生數量並不小，每年有1300多名。這幾年清華之所以能做到使這支龐大的“貧困軍”沒有一位因經濟貧困而輟學，很大程度上他們除了按照政策減免學費外，還從社會資助中拿出大量經費保證貧困生們人均不低於1000元的各種補助。
在清華大學基金會小樓里，有一行字非常醒目：“一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獲者，谷也；一樹十獲者，木也；一樹百穫者，人也。”
清華人太清楚育人之計，所以他們把建立社會捐助為主要來源的教育基金看作是“大樹”培之植之。“大樹”葉茂，“大樹”底下的人便好乘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