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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都知道，中國的每一場偉大變革總是先來於教育界，但而今的教育戰線為什麼走在了中國體制變革的後頭？
原因只為兩個字：缺錢。
可有誰能不承認這個事實：自改革開放近20年的每一年人大會議上，“增加教育經費投入”的議案，年年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但又為什麼始終得不到最終的解決？
原因還是兩個字：太窮。中國仍然太窮。
12億人口的一個國家，有2億多人要接受義務教育，幾千萬人的中等教育與職業教育，500多萬人的高等教育。還有近億人的掃盲工作，近千萬教職員工的待遇……統而言之，國家需要在教育上的投入，如果按西方國家的人均標準，則至少將我國50%以上的國民收入投進去。怎麼？就不管12億人的吃飯啦？
於是研究來研究去，每年的教育經費仍然像是大餅上撒落的芝麻——看得著而吃不飽。
不去說全民教育，單說高等教育。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上大學後就是國家管了，既然“管了”，當然連吃連住連學習連分配就該全管。事實上在計劃經濟模式下，國家真做到了這“全管”的“統一招生，免費入學，困難補助，統一分配”的大包大攬。應當承認，在人民的經濟收入很低的情況下，為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階級差別，鼓勵工農子弟上大學，培養優秀人才，確保國家重點行業需要等等，這樣的辦學模式起到過積極意義。但隨著整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結構和運作方式發生的變化，原有的國家大包大攬已經跟不上形勢，且日益暴露出問題的嚴重性。如把大學當作社會福利事業，國家出錢，學生免費，學校有多少錢辦多少事，那樣極大挫傷了教育單位的積極性與創造性。隨之而來的便是宏觀教育機制、辦學機制到微觀的專業設置、課程設置等等的嚴重滯後與社會發展步子的停滯。國家教育經費長期徘徊在12%的水平只能維持教育單位的“人頭費”，所有其它想做的事只能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教育部門曾經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探索推行過委培、代培、自費等制度，並以此想緩解教育經費的不足。結果不是出現“分數不夠錢來湊”的問題，便是有的大學堅持教學質量而拒之推行這一類的“委培生”，加之委培生在分配上也帶來諸多毛病。
1994年，國家終於屢經調查論證，決定由開始的試點到最後的高校全部實行收費上學制度。
為了什麼？很清楚，為了國家不能永遠背大包袱。在西方發達國家，公立學校僅占百分之二三十的比例，而我們一個發展中的窮國家，竟百分之百的全是由國家出錢來辦高校。一座大學一年需要多少投入且不論，光一個學生一年平均就是10000元，500多萬學生就是500多個億！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國家日益為這樣的學生包袱感到喘息的時候，另一方面全國居民的家庭銀行存款卻每年以30%的速度在增長，至1997年底個人存款總額達50000億！
個人的腰包在不斷膨脹，卻不願為自己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掏一分錢，這樣的國家最後不被拖垮幾乎沒有可能。
再看看這樣一個現象：1997年7月浙江溫州的一家酒店老闆在當地報上刊登GG，為其女兒公開招聘一名專職家庭教師，許諾執教後學生年度成績躍居班級前5名的，獎家庭教師30000元，成績居年級前10名的獎8000元。如果最後考取大學，一次性重獎15萬元。家庭教師平時的待遇：包吃包住，臥室配空調、電腦、電視，月工資1200元以上。
可以為了兒女上大學出巨金請家教、找好中學，這幾乎是社會的普遍現象。你只要看一看“中考”那激烈的硝煙和家長們為了給子女擇所好校而不惜代價的舉動，誰能說有幾個不是為了兒女能上大學？既然上中學願意或完全承擔得起幾千、幾萬的高額費用，那麼大學收費該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政府和教育部門出於大局和國民的實際情況，最終作出了今後再上大學就得交費的重大決策。
這對中國百姓來說是個驚雷。其實它已經來得晚了，它之所以要響起也實出無奈，它之所以遲之今日才響起同樣出於無奈——中國還有上億家庭仍處在經濟不能自足的低水平上。
國家因此而仍然承擔了每個學生80%左右的教育總費用。
人民共和國想的是人民。國家同時考慮到一些特殊行業的專業高校情況，規定對農林、師範、地質、石油、體育、航海、民族等專業學校享受國家專業獎學金的大學生免繳學費。
據教育部門和有關社會調查機構測定，收費後的每個大學生，每年的各類費用在6000元至10000元之間，這個數目對大部分家庭可以承受得起。教育部門以為，按照市場經濟理論，一個大學生在畢業後的一生中所得到的回報將是巨大的，相比之下在大學期間所花出的兩三萬元投入則很小。
國家的帳目，清白優惠，無可非議。
然而大學收費仍是震盪千千萬萬個家庭的驚雷。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震盪，是來自兩個原因：傳統的習慣意識和確實難以承擔的經濟困難。前者是一種觀念更新，是可以靠說服教育能解決的問題。後者則是非一日能跨越的溝谷，誰來為之填平？
原因只為兩個字：缺錢。
可有誰能不承認這個事實：自改革開放近20年的每一年人大會議上，“增加教育經費投入”的議案，年年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但又為什麼始終得不到最終的解決？
原因還是兩個字：太窮。中國仍然太窮。
12億人口的一個國家，有2億多人要接受義務教育，幾千萬人的中等教育與職業教育，500多萬人的高等教育。還有近億人的掃盲工作，近千萬教職員工的待遇……統而言之，國家需要在教育上的投入，如果按西方國家的人均標準，則至少將我國50%以上的國民收入投進去。怎麼？就不管12億人的吃飯啦？
於是研究來研究去，每年的教育經費仍然像是大餅上撒落的芝麻——看得著而吃不飽。
不去說全民教育，單說高等教育。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上大學後就是國家管了，既然“管了”，當然連吃連住連學習連分配就該全管。事實上在計劃經濟模式下，國家真做到了這“全管”的“統一招生，免費入學，困難補助，統一分配”的大包大攬。應當承認，在人民的經濟收入很低的情況下，為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階級差別，鼓勵工農子弟上大學，培養優秀人才，確保國家重點行業需要等等，這樣的辦學模式起到過積極意義。但隨著整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結構和運作方式發生的變化，原有的國家大包大攬已經跟不上形勢，且日益暴露出問題的嚴重性。如把大學當作社會福利事業，國家出錢，學生免費，學校有多少錢辦多少事，那樣極大挫傷了教育單位的積極性與創造性。隨之而來的便是宏觀教育機制、辦學機制到微觀的專業設置、課程設置等等的嚴重滯後與社會發展步子的停滯。國家教育經費長期徘徊在12%的水平只能維持教育單位的“人頭費”，所有其它想做的事只能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教育部門曾經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探索推行過委培、代培、自費等制度，並以此想緩解教育經費的不足。結果不是出現“分數不夠錢來湊”的問題，便是有的大學堅持教學質量而拒之推行這一類的“委培生”，加之委培生在分配上也帶來諸多毛病。
1994年，國家終於屢經調查論證，決定由開始的試點到最後的高校全部實行收費上學制度。
為了什麼？很清楚，為了國家不能永遠背大包袱。在西方發達國家，公立學校僅占百分之二三十的比例，而我們一個發展中的窮國家，竟百分之百的全是由國家出錢來辦高校。一座大學一年需要多少投入且不論，光一個學生一年平均就是10000元，500多萬學生就是500多個億！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國家日益為這樣的學生包袱感到喘息的時候，另一方面全國居民的家庭銀行存款卻每年以30%的速度在增長，至1997年底個人存款總額達50000億！
個人的腰包在不斷膨脹，卻不願為自己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掏一分錢，這樣的國家最後不被拖垮幾乎沒有可能。
再看看這樣一個現象：1997年7月浙江溫州的一家酒店老闆在當地報上刊登GG，為其女兒公開招聘一名專職家庭教師，許諾執教後學生年度成績躍居班級前5名的，獎家庭教師30000元，成績居年級前10名的獎8000元。如果最後考取大學，一次性重獎15萬元。家庭教師平時的待遇：包吃包住，臥室配空調、電腦、電視，月工資1200元以上。
可以為了兒女上大學出巨金請家教、找好中學，這幾乎是社會的普遍現象。你只要看一看“中考”那激烈的硝煙和家長們為了給子女擇所好校而不惜代價的舉動，誰能說有幾個不是為了兒女能上大學？既然上中學願意或完全承擔得起幾千、幾萬的高額費用，那麼大學收費該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政府和教育部門出於大局和國民的實際情況，最終作出了今後再上大學就得交費的重大決策。
這對中國百姓來說是個驚雷。其實它已經來得晚了，它之所以要響起也實出無奈，它之所以遲之今日才響起同樣出於無奈——中國還有上億家庭仍處在經濟不能自足的低水平上。
國家因此而仍然承擔了每個學生80%左右的教育總費用。
人民共和國想的是人民。國家同時考慮到一些特殊行業的專業高校情況，規定對農林、師範、地質、石油、體育、航海、民族等專業學校享受國家專業獎學金的大學生免繳學費。
據教育部門和有關社會調查機構測定，收費後的每個大學生，每年的各類費用在6000元至10000元之間，這個數目對大部分家庭可以承受得起。教育部門以為，按照市場經濟理論，一個大學生在畢業後的一生中所得到的回報將是巨大的，相比之下在大學期間所花出的兩三萬元投入則很小。
國家的帳目，清白優惠，無可非議。
然而大學收費仍是震盪千千萬萬個家庭的驚雷。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震盪，是來自兩個原因：傳統的習慣意識和確實難以承擔的經濟困難。前者是一種觀念更新，是可以靠說服教育能解決的問題。後者則是非一日能跨越的溝谷，誰來為之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