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頁
值得欣慰的是像清華的情況，並非一家。許多高校如今都已紛紛把爭取社會資助當作辦好學校、減輕貧困生壓力等資金籌集的重要渠道。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凡是社會捐助搞得好的學校，那兒的貧困生工作就會做得紮實有效。反之則不然，像上面我提到的那些“無援的貧困校族”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他們沒有“源頭”，沒有“大樹”，赤條條下的貧困生們只能更加艱難。這裡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學校本身應加強工作之外，社會的捐助者也要注意捐助的投向面，不應光把目光盯在那幾家著名學府，盯在可以提高眼前的名聲、名義上。其實，一桶水對已經盛茂的參天大樹可能並不起什麼反應，而一桶之水對那些乾旱垂死中的禾苗來說，將是生命的重新復活。一切有識之士應當多做些雪裡送炭的事。
中國有一句古話叫作“眾人拾柴火焰高”。然而縱觀中國大學在改變自身經費壓力問題上，真正運用此話的並不突出。目前我們的高校大部分只把眼睛盯在“港澳台”那些巨富身上，還很少有序地注意運用自身的特殊優勢，將目光投向國內的那些富有階層。中國的窮人很多，但中國現在的富人也很多。美國的《福布斯》雜誌曾載文說中國現在至少有4000萬人進入富有階層，有1000萬戶家庭的年收入在5萬元以上。這些家庭與富有者光每年的存款利息收入人均5700元左右。早聽說有人一桌飯花去十幾萬元，一個澡也能“泡”掉萬兒八千。通過多種方法，讓這些人從牙縫邊省下那麼幾餐，我們的百萬貧困大學生就能一年不愁了！
這，並非是夢。你到國外走一走，就可以在圖書館和書店，到處可以找到眾多關於私人獎學金的信息手冊。入冊的捐助者未必都是富翁，相反大都是普通的公司職員、退休軍人、神職人員，甚至還有繼承遺產的小孩。很有點像中國的“希望工程”，但他們則更加規範，更加讓捐助者視之為一種神聖的義務和對所捐款採取了透明的追蹤而放心。
西方人在組織社會公益事業的捐助活動時，與我們的區別在於，他們幾乎不採取任何運動式的聲勢，卻十分注意科學與規範。中國人要學的東西很多，這便是一例。
中國暫時沒有阿拉拍的石油巨富把堆山的黃金，用大“林肯”向哈佛送去，但中國有比世界上任何都多的眾人之手，每一人拾一根柴禾，那麼拾起的可能就是幾個哈佛的金山！呵，話到此處，便不要以為哈佛就那麼容易輕輕鬆鬆地學到了，哈佛還有它那永恆的魅力。
曾經有一家世界著名的計算機軟體公司的總裁，以每年1億美元為條件要求哈佛接收其不學無術的孫子以正常學生的身份進入HBS，並且要求今後兩年中課堂案例應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有關他的公司或計算機行業的。哈佛校董事會當即拒絕，他們說，招收一名不學無術者進校，便意味著另一個本應進入哈佛的優秀青年被拒之哈佛門外，這是對哈佛的一種侮辱。這一例子，使我想起了全國學聯負責人曾經提到的一件事：即作為校方和貧困生本身，在“眾人拾柴火焰高”面前，如何合理處置社會捐助，這同樣是個不可忽視的問題。中國是個具有行善積德優良傳統的民族，幾千年形成的“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美德，時時處處可見。而今，當貧困大學生問題被擺出來後，社會各界慷慨解囊者亦非少數。面對“從天上掉下來的餡餅”，絕大多數貧困生能正確對待，也能善於處置所得捐助，並以自己刻苦學習、走上工作崗位以全心全意為祖國服務之心而報答人們的愛心。但也確有一部分受助學生一旦有“餡餅”吃後，“食慾”越來越高，胃口越來越大，當手中有了未費吹灰之力而得的巨款後，即忘了過去的貧苦，也失去了意志自控，有的甚至走上邪路。為此，全國學聯負責人指出，希望社會各界在為貧困生獻愛心、做捐獻時，最好能直接通過如“全國學聯濟困助學中心”等專門機構。這樣不僅可以採用形式多樣的途徑保證每一筆捐助款落到實處，而且可以避免個別受助者因一夜間突然“致富”所帶來的弊病。規範、科學、合理和有效的使每一分錢捐助發揮作用，這也是“哈佛精神”的重要內容之一，我們不妨同樣拿過來。校園自有黃金在唱完了中國“哈佛”的美妙之曲，我們還應不該忘卻大學自身的優勢。幾乎一切權威人士都這樣認為：中國的教育改革最終決戰的戰場在校園。作為決戰內容之一的貧困生問題，最終出路自然也在校園。
校園能提供什麼？有人問。
校園能提供一切。有人答。
這是狂想。有人說。
這是事實。有人道。
其實，狂想與現實之間僅為一步之隔。那就是：窮則思變者，大路通天；窮則懶怠者，有路亦為溝。
1998年7月10日，我到高校勤工儉學最早並最具優勢之一的北京師範大學調查。我得到的一個簡單數據是，這個學校6000餘名本科生中，貧困生占16%，即930名左右。而這個學校自10年前建立“家教中心”以來，僅此家教一項勤工儉學，每年就有1200人左右參與。這還不算另約1000人左右自己聯繫的家教。一個家教學生一月所得的收入在200元，一年按10個月計算，全校學生們每年僅家教一項可獲取至少240萬元的勤工儉學收入。這裡的貧困生們絕大多數是靠從事家教“脫貧”，甚至“小康”。
中國有一句古話叫作“眾人拾柴火焰高”。然而縱觀中國大學在改變自身經費壓力問題上，真正運用此話的並不突出。目前我們的高校大部分只把眼睛盯在“港澳台”那些巨富身上，還很少有序地注意運用自身的特殊優勢，將目光投向國內的那些富有階層。中國的窮人很多，但中國現在的富人也很多。美國的《福布斯》雜誌曾載文說中國現在至少有4000萬人進入富有階層，有1000萬戶家庭的年收入在5萬元以上。這些家庭與富有者光每年的存款利息收入人均5700元左右。早聽說有人一桌飯花去十幾萬元，一個澡也能“泡”掉萬兒八千。通過多種方法，讓這些人從牙縫邊省下那麼幾餐，我們的百萬貧困大學生就能一年不愁了！
這，並非是夢。你到國外走一走，就可以在圖書館和書店，到處可以找到眾多關於私人獎學金的信息手冊。入冊的捐助者未必都是富翁，相反大都是普通的公司職員、退休軍人、神職人員，甚至還有繼承遺產的小孩。很有點像中國的“希望工程”，但他們則更加規範，更加讓捐助者視之為一種神聖的義務和對所捐款採取了透明的追蹤而放心。
西方人在組織社會公益事業的捐助活動時，與我們的區別在於，他們幾乎不採取任何運動式的聲勢，卻十分注意科學與規範。中國人要學的東西很多，這便是一例。
中國暫時沒有阿拉拍的石油巨富把堆山的黃金，用大“林肯”向哈佛送去，但中國有比世界上任何都多的眾人之手，每一人拾一根柴禾，那麼拾起的可能就是幾個哈佛的金山！呵，話到此處，便不要以為哈佛就那麼容易輕輕鬆鬆地學到了，哈佛還有它那永恆的魅力。
曾經有一家世界著名的計算機軟體公司的總裁，以每年1億美元為條件要求哈佛接收其不學無術的孫子以正常學生的身份進入HBS，並且要求今後兩年中課堂案例應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有關他的公司或計算機行業的。哈佛校董事會當即拒絕，他們說，招收一名不學無術者進校，便意味著另一個本應進入哈佛的優秀青年被拒之哈佛門外，這是對哈佛的一種侮辱。這一例子，使我想起了全國學聯負責人曾經提到的一件事：即作為校方和貧困生本身，在“眾人拾柴火焰高”面前，如何合理處置社會捐助，這同樣是個不可忽視的問題。中國是個具有行善積德優良傳統的民族，幾千年形成的“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美德，時時處處可見。而今，當貧困大學生問題被擺出來後，社會各界慷慨解囊者亦非少數。面對“從天上掉下來的餡餅”，絕大多數貧困生能正確對待，也能善於處置所得捐助，並以自己刻苦學習、走上工作崗位以全心全意為祖國服務之心而報答人們的愛心。但也確有一部分受助學生一旦有“餡餅”吃後，“食慾”越來越高，胃口越來越大，當手中有了未費吹灰之力而得的巨款後，即忘了過去的貧苦，也失去了意志自控，有的甚至走上邪路。為此，全國學聯負責人指出，希望社會各界在為貧困生獻愛心、做捐獻時，最好能直接通過如“全國學聯濟困助學中心”等專門機構。這樣不僅可以採用形式多樣的途徑保證每一筆捐助款落到實處，而且可以避免個別受助者因一夜間突然“致富”所帶來的弊病。規範、科學、合理和有效的使每一分錢捐助發揮作用，這也是“哈佛精神”的重要內容之一，我們不妨同樣拿過來。校園自有黃金在唱完了中國“哈佛”的美妙之曲，我們還應不該忘卻大學自身的優勢。幾乎一切權威人士都這樣認為：中國的教育改革最終決戰的戰場在校園。作為決戰內容之一的貧困生問題，最終出路自然也在校園。
校園能提供什麼？有人問。
校園能提供一切。有人答。
這是狂想。有人說。
這是事實。有人道。
其實，狂想與現實之間僅為一步之隔。那就是：窮則思變者，大路通天；窮則懶怠者，有路亦為溝。
1998年7月10日，我到高校勤工儉學最早並最具優勢之一的北京師範大學調查。我得到的一個簡單數據是，這個學校6000餘名本科生中，貧困生占16%，即930名左右。而這個學校自10年前建立“家教中心”以來，僅此家教一項勤工儉學，每年就有1200人左右參與。這還不算另約1000人左右自己聯繫的家教。一個家教學生一月所得的收入在200元，一年按10個月計算，全校學生們每年僅家教一項可獲取至少240萬元的勤工儉學收入。這裡的貧困生們絕大多數是靠從事家教“脫貧”，甚至“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