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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呆在屋子外面，一聽見槍響，就沖了進來。”
“那位夫人反應如何?”
“她當時就嚇呆了。接著，就走過來，緊緊地抱住湯米，她很愛他。”
接著，瓊斯又告訴我，是他想出的“蠢主意”——把屍體放在浴盆里;至於那隻手槍，是泰拉的妹妹海倫娜藏起來的，她把槍埋在了海灘上的流沙中……我問他，現在是否還留著那本厚厚的剪報簿，他很自豪地回答說，他一直留著呢。有時，他會把它拿出來，向別人炫耀一下，說明他“曾經很出名”。
“真可笑，”他一邊說著，一邊搖著頭，“那是我殺的第一個人。”
“你現在覺得怎麼樣?”
“你說什麼呀，當然還和那時一樣。”
“和那時一樣?”
他冷漠地聳聳肩，“是，和那時一樣，我沒為那傢伙流一滴淚。”
接著，他又灌了一大口蘇格蘭威士忌。
幾年之後，我聽說瓊斯死了，我也沒流一滴淚。
在一九三二年的一起交通事故中，陳·阿帕那受了傷。肇事車輛逃跑了。這場事故使得陳不得不離開火奴魯魯警察局，他終於退休了。不過在那之後，他還是幹著老本行——做私人偵探。在一九三四年的十一月，陳也走了。他的葬禮極其隆重，夏威夷各界的名流政要都出席了他的葬禮。在全世界範圍內，他逝世的消息都引起了相當的關注，各種各樣的弔唁文章屢見報端，稱他為“真實的查理·陳”。
在一九八○年，我攜妻子重返夏威夷，這一次是去參加珍珠港——阿瑞佐納紀念碑的紀念儀式。我順便去看望了陳在莫諾阿公墓的墓地，他的墓前已經長滿了雜草，我默默地將雜草除淨，又在墓碑前擺了一個花環，就算是一種紀念吧。
伊莎貝爾也死在俄阿岵，只不過她葬在長島。在一九三七年她嫁給了一名律師，後來，她的丈夫應徵入伍參加了海軍。世事難料，她的丈夫正巧被派駐在珍珠港，於是，伊莎貝爾又回到了火奴魯魯。她有時候會給我寫信，聊聊她的生活。故地重遊之後，她很快給我寫了一封信，那信的口氣熱烈得有些可笑。她在信中說，她帶著丈夫去了“我們的海灘”，不過，對於它的歷史，她半點也沒透露給她的丈夫。這封信的落款日期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日，可到我手裡的時候，已是在日軍空襲珍珠港之後了。伊莎貝爾是眾多的平民犧牲者之一，惟一值得欣慰的是，她三歲的小兒子，奇蹟般地活了下來。那個小男孩中間的名字是“內森”。
一直到現在，我還和她的兒子保持著比較密切的聯繫。
從邁西一案之後，達倫再沒接過什麼大案子。在一九三二年的下半年裡，我幫他處理了一件小案子。不過，他始終沒有能夠實現那個重返“全日制工作”的夢裡。邁西一案對他的身體造成了極壞的影響，這使得露比插手干預他的工作。結果呢，他就和露比去了華盛頓，在那裡，他主持著一個律師評審會，負責律師資格的甄別。
他的家就在海德公園附近，我有時候也會和他談上幾句。達倫一直鼓勵我離開芝加哥警察局。在一九三二年的十二月，由於其他一些外部因素的影響，我下定決心離開了警察局。也是在那年，我開辦了A—I偵探事務所。
刑事大律師在他已出版的自傳後面又加上了一章，內容自然是邁西一案的所謂“內幕”。在他寫好之後，曾拿給我看過，問我有什麼建議?我老老實實地回答他，他所寫的內容似乎和真相相去甚遠。
他好脾氣地告訴我，他仍然有義務為當事人保密，要做到這一點，他就得考慮到不能讓當事人的形象顯得很糟糕。
我對此不屑一顧，坦白告訴他，如果有一天我寫下自己的經歷時，落在紙上的每一個字都會和真實發生的事一模一樣——因為我不是什麼“作家”，缺乏虛構的想像力。
聽了這話，達倫大笑起來。“將來總有一天，你會寫下自己經歷的故事的，就和以前許多老傢伙做過的一樣。想想看吧，孩子，你過著這樣一種奇特而富有魅力的生活，這些經歷只有你自己才心中有數，你怎麼可能不把它們寫下來呢?要不然，你只能懶懶地坐在寂寞里，無奈地等待黑夜的降臨。”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達倫告別了這個世界。按照他的心愿，我和波爾——達倫的兒子——一起將他的骨灰撒在傑克遜公園中的瀉湖裡。不知這是不是也算作“來於塵，歸於塵”的一種方式?
在我和妻子參加阿瑞佐納的紀念儀式時，故地重遊的感慨使我變得異常沉默。站在艦船白色的甲板上，我想到在這下面的深海里，不知有多少年輕男孩葬身於此。妻子注意到了我的反常，體貼地說：“再一次回到這兒，你一定覺得十分感慨。”
“是的。”
“你在這裡服過役的。”
她只知道我曾在這附近服過兵役，那是在二戰期間，我在太平洋上的瓜達爾卡納爾島上服役。
我告訴她，是另外的一些事讓我念念不忘。
“另外的一些事?”
“我曾經在戰前來過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