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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她只有一個性伴侶，這事就變得很重要了，她必須弄明白丈夫到底出過軌沒有，不然她沒法跟丈夫過下去。
她把這個意思對Z醫生說了，Z醫生貌似能夠理解，很坦率地說沒遇到過追查HPV來源的人，自己也沒做這方面的研究。
她又想起一事：“我丈夫以前有過一個女朋友，他們有過性關係，會不會是他的女朋友傳給他的呢？”
“有可能。”
一旦從“神器”等外在因素回到丈夫身上，她馬上想起丈夫還回過國的，不由得咬牙切齒地說：“他前段時間回了一趟國的，去看他父親，我聽說現在中國有很多的性工作者，不知道他是不是從那裡搞來的HPV？”
“有可能。”
她打內心痛恨起Z醫生來，這人怎麼這麼沒原則？剛開始是什麼都不可能，現在又成了什麼都有可能，那麼到底是可能還是不可能？
她沒再追問，知道問也問不出個所以然來，因為Z醫生也不確定到底是怎麼回事。作為婦科醫生，Z醫生關心的是如何診斷，如何治療。至於病人到底是從哪裡感染上HPV的，離婚不離婚，殺人不殺人，與醫生的診斷和治療一點關係都沒有。
也許這事應該去問流行病學家，但即便是流行病學家，也不可能明確指出某一個病人的HPV是怎麼來的，他們頂多能說出HPV有哪些傳播渠道，大多數人的HPV是怎麼傳染上的，但具體到她丁乙，他們也只能聳肩。
她認命了，不再糾纏於HPV的來源問題，只問了宮頸環切術和宮頸錐切術的區別，決定就做宮頸錐切術。全麻就全麻吧，麻翻了更好，免得知道疼。萬一麻翻過去再也醒不來了，那也只能說是命啊，就讓她一勞永逸地去了吧。
Z醫生給她講了一下手術的基本步驟，還是邊畫示意圖邊講解，最後說：切下來的部分，會送去化驗，化驗結果有三種可能：
第一正常，什麼事都沒有，抹片檢查不準確，但以後也要定期做宮頸抹片，因為你有HPV；
第二是非典型增生，那麼做了宮頸錐切術，就等於切除了病灶，以後也是定期做宮頸抹片檢查，連做幾次沒問題的話，可以減少檢查次數。
第三是宮頸癌，那就需要一鍋端，切除宮頸、子宮和卵巢。
Z醫生說最大的可能是非典型增生，但也不排除其他兩種可能。
她的心又吊了起來，因為還可能是宮頸癌，這是她這幾天自我排除了的，看來樂觀得太早了。
聽Z醫生的口氣，切除宮頸、子宮和卵巢就好像擤個鼻子那麼簡單，鼻子裡有鼻涕了，捏住鼻子一擤，啪一下扔出去就行了。但那是她的宮頸、子宮和卵巢，她不可能像Z醫生一樣不當回事。她擔心地問：“我聽說卵巢是分泌雌激素的，如果把卵巢切掉，那不就到了更年期了嗎？”
Z醫生輕描淡寫地說：“反正卵巢總有一天會停止工作的。”
“但我還不到四十啊！”
“早到更年期沒壞處啊，更年期到得晚的，得辱腺癌卵巢癌的可能性大大增高，如果把卵巢子宮拿掉，就永遠都不會得卵巢癌子宮癌了，得辱腺癌的機率也大大降低，有什麼不好呢？”
她忿忿地想：你還不如把我五臟六腑全都切掉，那就什麼癌都不會有了。
Z醫生說宮頸錐切術只是個門診手術，真正的手術時間頂多半小時，前面準備工作需要一點時間，術後等待她從麻醉狀態下醒來需要一點時間，前前後後大概三四個小時吧。手術時不需要人陪伴，但手術後需要有人開車送她回家，因為她打了麻藥，不能開車，還需要有人陪伴她幾小時，怕出現術後意外，所以她得先弄清楚，哪天有人開車接她陪伴她，就把手術定在哪天。
她只好給丈夫打電話，劈頭蓋腦地問：“你下個星期哪天有空？”
“我天天都得上班。”
“但是我下個星期要動手術，你得開車接我回家，還得陪我幾個小時。”
他有點摸頭不是腦：“動什麼手術？”
“不是早就告訴過你了嗎？做那個‘漏斗’。”
“你複查的結果出來了？”
“非典型增生。”
他並沒有恍然大悟地說“哦，是非典型增生啊”，但也沒問非典型增生是什麼，只說：“不動手術不行嗎？”
“不動手術怎麼知道是不是癌？”
他不吭聲了。
她不耐煩地問：“你到底哪天有空啊？快說了我好回復醫生，都等著呢。”
“星期五吧。”
定了手術時間，Z醫生又告訴她：“我會把你的電話號碼告訴手術室那邊的人，他們會跟你聯繫，安排你做一個術前準備。”
她從醫院回到家，越想越玄乎，術前準備、手術、全麻、家屬陪伴幾個小時，那不是個小手術呢，而術後病理化驗的結果有可能是完全正常，那幹嗎要做這個手術？Z醫生起什麼作用？難道真的跟丈夫說的那樣，美國的醫生沒有一點實戰經驗，一切依賴於化驗？像這樣的醫生，她都會做了，不就是抹片啊、陰道鏡啊、切片啊這幾件事嗎？有了化驗報告，誰不會做診斷？
她忍不住又給韓國人打電話，徵詢韓國人的意見。
韓國人聽了她跟兩個醫生見面的情況，建議說：“如果你還準備生孩子，可能做宮頸環切術比較好。”
她灰心喪氣地說：“生什麼孩子啊，我跟他現在連話都不說。”
“為什麼？”
“他懷疑我，我懷疑他。”
“懷疑什麼？”
“HPV啊。”
韓國人不響了，好一會兒才說：“那就做宮頸錐切術吧，徹底一些。”
“但Z醫生說切出來有可能一點問題都沒有，完全正常，那我不是白白被切了一刀嗎？”
“但是不切怎麼知道有沒有問題呢？”
“美國醫生就這麼沒用？離了化驗就什麼都不能診斷？”
韓國人忙不迭地替美國醫生辯護：“不能這樣說，我覺得美國醫生在這個領域還是比較先進的，我在韓國做過醫生，有比較有鑑別。”
她想起韓國人正在向著“美國醫生”的目標奮進，當然聽不得誰說美國醫生的壞話。她沒再爭下去，做手術就做手術吧，最壞的結果就是切掉一塊之後卻發現一點事沒有，但那又怎麼樣？無非就是對生孩子不利，反正HPV的事讓她對丈夫很心寒，也沒有跟他一起再生個孩子的熱情了，留著一個宮頸也沒用處，切了少個心病。
第二天早上，她送了孩子回來，發現丈夫還沒走，正在廚房往午餐盒裡裝飯菜，一看見她，就像見了鬼一樣，急忙蓋上飯盒往外走。
她叫住他：“別走！我要跟你談談。”
“我很忙。”
“哪裡就忙到這種地步了？難道你比人家總統還忙？”
“談什麼？”
“談HPV。”
“HPV有什麼好談的？”
“當然有好談的，我想弄清楚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這隻有你最清楚。”
她被丈夫的寡廉鮮恥氣昏了：“你，你還怪到我頭上來了？我從來沒出過軌，我的HPV只能是從你那裡來的！”
“我也從來沒出過軌，你的HPV只能是你跟別人亂搞弄出來的。”
“你胡說！”
“你才胡說。”
“你沒出過軌，但你至少還有過一個女朋友。”
“我除了你沒有過別的女朋友。”
“瞎說！你在我前面不是還有一個什麼醫學院畢業的？”
他雙眉一揚：“我什麼時候有過醫學院的女朋友？我都說了，我沒通過她的考驗。”
“不是那個，是另一個，離過婚的那個。”
他愣了，好一陣才說：“那個呀？忘都忘記了。”
“誰知道還有多少個被你忘記了？”
“沒有，就這一個。但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而且我們也沒幾次。”
她很內行地說：“這個病毒，只要一次就可以感染上，而且可以在多年後才發作。”
“誰說的？”
“幾個醫生都是這麼說的。”
他不響了，好一會才咕嚕說：“真是出了鬼了。”
第十一章（上）
1
手術室那邊的結果很快就來了，問丁乙什麼時候可以過去做術前準備。
她是個急性子，很想知道這個手術到底是怎麼回事，就回答說什麼時間她都能到場，於是那邊給她定了第二天下午一點。
她按時去了手術室那邊，一個年輕的拉丁美洲女人接待了她，但並沒像她期待的那樣，告訴她手術怎麼個做法，也沒領她觀摩一下手術室，而是讓她坐在一間辦公室里，囉囉嗦嗦地問她的姓名年齡家庭住址父母親屬祖宗三代，邊問邊往電腦里輸，把她問得氣不打一處來：“我第一次到你們醫院看病就填過這些信息了，你們電腦里沒這些東西嗎？”
“應該有，但我現在沒調出來。”
“你怎麼不調出來呢？”
“我可以調出來，但我還會問這些問題，因為我需要核實，這是程序。”
她覺得好笑，你核實什麼？難道你怕有人會發神經，冒充我來讓醫生把宮頸切掉？
但她知道美國人是很重視程序的，重視到教條主義的地步，她不想跟醫院鬧彆扭，只好耐著性子，陪著那人囉里囉嗦。
囉嗦了一陣，那人拿出一個小冊子和幾張表格，讓她自己先看一下，再決定簽不簽字。
她看到表格上有遺囑的字樣，不由得感到很悲傷，自己可真是一窮二白啊，一點遺產都沒有，如果她這次手術死了，就徹底完蛋了，一分錢都不能給女兒留下。她希望她能熬過這一關，不至於死在手術台上，也不至於是癌症，最好能拿到J州那個工作，那樣她可以在有生之年掙一點錢留給女兒。
但她往下看了幾句，就差點嚇死，那都是些啥玩意兒啊！完全像安排後事一樣，淨是“如果你失去知覺和說話能力，誰替你決定如何進行搶救”，“如果你成為植物人，誰決定是否要繼續維持你的生命”之類的雷人語句。
還有非常恐怖的“安慰”：你不必簽署這個文件，即便你不簽署，我們也會盡力搶救，但我們對你實施的搶救，可能並不是你想要的，也可能是保險公司不賠的，所以請你慎重考慮，事先指定代理人，替你做決定，等等。
她把這個意思對Z醫生說了，Z醫生貌似能夠理解，很坦率地說沒遇到過追查HPV來源的人，自己也沒做這方面的研究。
她又想起一事：“我丈夫以前有過一個女朋友，他們有過性關係，會不會是他的女朋友傳給他的呢？”
“有可能。”
一旦從“神器”等外在因素回到丈夫身上，她馬上想起丈夫還回過國的，不由得咬牙切齒地說：“他前段時間回了一趟國的，去看他父親，我聽說現在中國有很多的性工作者，不知道他是不是從那裡搞來的HPV？”
“有可能。”
她打內心痛恨起Z醫生來，這人怎麼這麼沒原則？剛開始是什麼都不可能，現在又成了什麼都有可能，那麼到底是可能還是不可能？
她沒再追問，知道問也問不出個所以然來，因為Z醫生也不確定到底是怎麼回事。作為婦科醫生，Z醫生關心的是如何診斷，如何治療。至於病人到底是從哪裡感染上HPV的，離婚不離婚，殺人不殺人，與醫生的診斷和治療一點關係都沒有。
也許這事應該去問流行病學家，但即便是流行病學家，也不可能明確指出某一個病人的HPV是怎麼來的，他們頂多能說出HPV有哪些傳播渠道，大多數人的HPV是怎麼傳染上的，但具體到她丁乙，他們也只能聳肩。
她認命了，不再糾纏於HPV的來源問題，只問了宮頸環切術和宮頸錐切術的區別，決定就做宮頸錐切術。全麻就全麻吧，麻翻了更好，免得知道疼。萬一麻翻過去再也醒不來了，那也只能說是命啊，就讓她一勞永逸地去了吧。
Z醫生給她講了一下手術的基本步驟，還是邊畫示意圖邊講解，最後說：切下來的部分，會送去化驗，化驗結果有三種可能：
第一正常，什麼事都沒有，抹片檢查不準確，但以後也要定期做宮頸抹片，因為你有HPV；
第二是非典型增生，那麼做了宮頸錐切術，就等於切除了病灶，以後也是定期做宮頸抹片檢查，連做幾次沒問題的話，可以減少檢查次數。
第三是宮頸癌，那就需要一鍋端，切除宮頸、子宮和卵巢。
Z醫生說最大的可能是非典型增生，但也不排除其他兩種可能。
她的心又吊了起來，因為還可能是宮頸癌，這是她這幾天自我排除了的，看來樂觀得太早了。
聽Z醫生的口氣，切除宮頸、子宮和卵巢就好像擤個鼻子那麼簡單，鼻子裡有鼻涕了，捏住鼻子一擤，啪一下扔出去就行了。但那是她的宮頸、子宮和卵巢，她不可能像Z醫生一樣不當回事。她擔心地問：“我聽說卵巢是分泌雌激素的，如果把卵巢切掉，那不就到了更年期了嗎？”
Z醫生輕描淡寫地說：“反正卵巢總有一天會停止工作的。”
“但我還不到四十啊！”
“早到更年期沒壞處啊，更年期到得晚的，得辱腺癌卵巢癌的可能性大大增高，如果把卵巢子宮拿掉，就永遠都不會得卵巢癌子宮癌了，得辱腺癌的機率也大大降低，有什麼不好呢？”
她忿忿地想：你還不如把我五臟六腑全都切掉，那就什麼癌都不會有了。
Z醫生說宮頸錐切術只是個門診手術，真正的手術時間頂多半小時，前面準備工作需要一點時間，術後等待她從麻醉狀態下醒來需要一點時間，前前後後大概三四個小時吧。手術時不需要人陪伴，但手術後需要有人開車送她回家，因為她打了麻藥，不能開車，還需要有人陪伴她幾小時，怕出現術後意外，所以她得先弄清楚，哪天有人開車接她陪伴她，就把手術定在哪天。
她只好給丈夫打電話，劈頭蓋腦地問：“你下個星期哪天有空？”
“我天天都得上班。”
“但是我下個星期要動手術，你得開車接我回家，還得陪我幾個小時。”
他有點摸頭不是腦：“動什麼手術？”
“不是早就告訴過你了嗎？做那個‘漏斗’。”
“你複查的結果出來了？”
“非典型增生。”
他並沒有恍然大悟地說“哦，是非典型增生啊”，但也沒問非典型增生是什麼，只說：“不動手術不行嗎？”
“不動手術怎麼知道是不是癌？”
他不吭聲了。
她不耐煩地問：“你到底哪天有空啊？快說了我好回復醫生，都等著呢。”
“星期五吧。”
定了手術時間，Z醫生又告訴她：“我會把你的電話號碼告訴手術室那邊的人，他們會跟你聯繫，安排你做一個術前準備。”
她從醫院回到家，越想越玄乎，術前準備、手術、全麻、家屬陪伴幾個小時，那不是個小手術呢，而術後病理化驗的結果有可能是完全正常，那幹嗎要做這個手術？Z醫生起什麼作用？難道真的跟丈夫說的那樣，美國的醫生沒有一點實戰經驗，一切依賴於化驗？像這樣的醫生，她都會做了，不就是抹片啊、陰道鏡啊、切片啊這幾件事嗎？有了化驗報告，誰不會做診斷？
她忍不住又給韓國人打電話，徵詢韓國人的意見。
韓國人聽了她跟兩個醫生見面的情況，建議說：“如果你還準備生孩子，可能做宮頸環切術比較好。”
她灰心喪氣地說：“生什麼孩子啊，我跟他現在連話都不說。”
“為什麼？”
“他懷疑我，我懷疑他。”
“懷疑什麼？”
“HPV啊。”
韓國人不響了，好一會兒才說：“那就做宮頸錐切術吧，徹底一些。”
“但Z醫生說切出來有可能一點問題都沒有，完全正常，那我不是白白被切了一刀嗎？”
“但是不切怎麼知道有沒有問題呢？”
“美國醫生就這麼沒用？離了化驗就什麼都不能診斷？”
韓國人忙不迭地替美國醫生辯護：“不能這樣說，我覺得美國醫生在這個領域還是比較先進的，我在韓國做過醫生，有比較有鑑別。”
她想起韓國人正在向著“美國醫生”的目標奮進，當然聽不得誰說美國醫生的壞話。她沒再爭下去，做手術就做手術吧，最壞的結果就是切掉一塊之後卻發現一點事沒有，但那又怎麼樣？無非就是對生孩子不利，反正HPV的事讓她對丈夫很心寒，也沒有跟他一起再生個孩子的熱情了，留著一個宮頸也沒用處，切了少個心病。
第二天早上，她送了孩子回來，發現丈夫還沒走，正在廚房往午餐盒裡裝飯菜，一看見她，就像見了鬼一樣，急忙蓋上飯盒往外走。
她叫住他：“別走！我要跟你談談。”
“我很忙。”
“哪裡就忙到這種地步了？難道你比人家總統還忙？”
“談什麼？”
“談HPV。”
“HPV有什麼好談的？”
“當然有好談的，我想弄清楚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這隻有你最清楚。”
她被丈夫的寡廉鮮恥氣昏了：“你，你還怪到我頭上來了？我從來沒出過軌，我的HPV只能是從你那裡來的！”
“我也從來沒出過軌，你的HPV只能是你跟別人亂搞弄出來的。”
“你胡說！”
“你才胡說。”
“你沒出過軌，但你至少還有過一個女朋友。”
“我除了你沒有過別的女朋友。”
“瞎說！你在我前面不是還有一個什麼醫學院畢業的？”
他雙眉一揚：“我什麼時候有過醫學院的女朋友？我都說了，我沒通過她的考驗。”
“不是那個，是另一個，離過婚的那個。”
他愣了，好一陣才說：“那個呀？忘都忘記了。”
“誰知道還有多少個被你忘記了？”
“沒有，就這一個。但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而且我們也沒幾次。”
她很內行地說：“這個病毒，只要一次就可以感染上，而且可以在多年後才發作。”
“誰說的？”
“幾個醫生都是這麼說的。”
他不響了，好一會才咕嚕說：“真是出了鬼了。”
第十一章（上）
1
手術室那邊的結果很快就來了，問丁乙什麼時候可以過去做術前準備。
她是個急性子，很想知道這個手術到底是怎麼回事，就回答說什麼時間她都能到場，於是那邊給她定了第二天下午一點。
她按時去了手術室那邊，一個年輕的拉丁美洲女人接待了她，但並沒像她期待的那樣，告訴她手術怎麼個做法，也沒領她觀摩一下手術室，而是讓她坐在一間辦公室里，囉囉嗦嗦地問她的姓名年齡家庭住址父母親屬祖宗三代，邊問邊往電腦里輸，把她問得氣不打一處來：“我第一次到你們醫院看病就填過這些信息了，你們電腦里沒這些東西嗎？”
“應該有，但我現在沒調出來。”
“你怎麼不調出來呢？”
“我可以調出來，但我還會問這些問題，因為我需要核實，這是程序。”
她覺得好笑，你核實什麼？難道你怕有人會發神經，冒充我來讓醫生把宮頸切掉？
但她知道美國人是很重視程序的，重視到教條主義的地步，她不想跟醫院鬧彆扭，只好耐著性子，陪著那人囉里囉嗦。
囉嗦了一陣，那人拿出一個小冊子和幾張表格，讓她自己先看一下，再決定簽不簽字。
她看到表格上有遺囑的字樣，不由得感到很悲傷，自己可真是一窮二白啊，一點遺產都沒有，如果她這次手術死了，就徹底完蛋了，一分錢都不能給女兒留下。她希望她能熬過這一關，不至於死在手術台上，也不至於是癌症，最好能拿到J州那個工作，那樣她可以在有生之年掙一點錢留給女兒。
但她往下看了幾句，就差點嚇死，那都是些啥玩意兒啊！完全像安排後事一樣，淨是“如果你失去知覺和說話能力，誰替你決定如何進行搶救”，“如果你成為植物人，誰決定是否要繼續維持你的生命”之類的雷人語句。
還有非常恐怖的“安慰”：你不必簽署這個文件，即便你不簽署，我們也會盡力搶救，但我們對你實施的搶救，可能並不是你想要的，也可能是保險公司不賠的，所以請你慎重考慮，事先指定代理人，替你做決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