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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候她還沒有經營家庭式膳宿公寓，在巴黎一家澳大利亞商店當職員。次年才搬進奧爾良門附近的住宅，先付現金三萬五千法郎，即房價的一半，另一半以後按年支付。
調查的頭幾天，警方的問題都是圍繞著斯密特太太的第二任丈夫提出的。
“總之，你們結婚不久，他就消失了，為什麼？”
“我什麼也不知道！”
“您在哪兒認識的他？”
沒有回答。有幾個警察從斯密特太太的沉默不語中得出似乎十分明顯的結論，他們堅信，屍體和約翰·斯密特是同一個人。
但是，弗羅日先生一直沒有表態。他在報紙上登了一則廣告，請求名叫約翰·斯密特的人親自到塞納河檢察院或寫信給該院。
十二月九日，一封署名斯密特的信從布洛涅市寄到，他在信中聲稱只有收到通知才能到巴黎。這是個窮困潦倒和落魄之人。他自稱是碼頭工人，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他不是碼頭工，和他從來就沒有當過商務代理一樣。他遇到哈洛威太太的時候是個靠吃三明治維持生活的男人。她給了他一千法郎，嫁給他，改換了他的姓氏，然後遠走高飛。
“她需要我的姓氏！”他說話的神態有些狡猾，但對自己想從中獲利這一投機行為的內情並不知曉。
斯密特太太充分利用自己的疾病，她也確實病得不輕。她的體溫一直在三十九度和三十九度八之間徘徊。就她眼前的樣子，很難想像一周之前她還在活動，管理著她的膳宿生。而且這也始終構成一個人們無法解釋的事實。她一直體弱多病。鄰居們談到她時都說：“一個可憐的女人，她的身體非常糟，但仍然整日奔忙！”有時有的房客可憐她，就從她手中拿過刷子或擦布幫她打掃衛生。
她躺在床上，臉上露出的是那種只有受害人才有的哀怨的微笑。全世界的人都在急忙追擊一個病魔纏身，又一再遭受苦難的弱女子！
弗羅日先生不自覺地輕輕咳嗽了一聲。長著一頭棕紅頭髮的女傭像對一個劊子手一樣向他拋去輕蔑的一瞥便離開了房間。樓下住的房客是一名薩克斯管演奏手，他不顧眼前發生的一切，繼續練習吹奏。他吹奏的是一首哀樂，一種古怪的金屬般的嗚咽在空中迴蕩。
“您覺得身體受得住嗎？可以回答我的問題嗎？”
她不說話，卻在微笑。目睹她那種笑的樣子，如堅持不走，繼續提問還不致於覺得自己心腸太硬。
“您似乎把錢看得很重，那麼為什麼在一九二一年肯花一千法郎只是為了得到一個姓氏呢？”
她開始咳嗽，咳得連氣都喘不過來，臉憋得通紅。
“在法國，沒有人知道您丈夫被判刑的事。因此，過去發生的一切對您並沒有不良的影響。相反，第二次婚姻卻是危險的。”
她焦慮不安地看著他。
“我再重複一遍。第二次婚姻是危險的！因為婚後不久您便買了一所房子。作為己婚的女人，您只能以丈夫的名義購置房產。您必須有他的簽名……我知道……您想得很周到，讓他在數張貼了印花的紙上簽字……但這並不影響他可以得到他那一份——如果他想要的話……”
一雙非常冷酷、明亮的眼睛緊緊盯著法官。薄嘴唇緊閉不動。那張蠟黃臉上的兩個顴頰呈現出病態的粉紅色。
“您的女僕用了幾年了？”
她仍然是一字不答。法官查了一下自己的筆記本。
“您現在的僕人是一九二七年雇用的。她之前您用的是一個布列塔尼地區的人，一九二六年開始為您服務。然而，殺人案大約發生在一九二四年，那時您只有一個鐘點工，每天給您干三四個小時……”
斯密特太太閉上雙眼，半張著的嘴艱難地喘著氣。
“在這種條件下，待您的房客們進城之後，在花園裡刨坑掩埋一具屍體，對於您並不是難以做到的。”
還是沉默不語。
樓下傳來薩克斯管手一支重複了三遍的曲子，接著是一聲放肆的大笑。
“在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五年期間，斯密特在馬賽、波爾多和加萊地區時常有信給您，向您勒索一些錢。您寄給他幾十個法郎。從一九二五年起，您對他的信就不再答覆了。”
“我受不了啦……”她把胳膊伸向放在桌子上的一隻玻璃杯。弗羅日先生將杯子遞給她。她貪婪地喝了幾口，頭又倒在枕頭上。
“不喝了？……”
她整個臉被痛苦折磨得扭曲變形，好像隨時都可能咽最後一口氣。弗羅日先生感到全身發冷。他把頭轉過去，因為老太太又開始了無休止的咳嗽。樓下的薩克斯管以一種令人絕望的慢節奏開始吹響另一首曲子，弗羅日先生皺起了眉頭。
“院子裡找到的啞鈴是誰的？”
“是一個房客丟下的。”
“莫韋爾是左眼壞了，對不對？”
“不對，是右眼……等一等……對，是右眼……”
“您最後一次見到他是什麼時候？”
“……是案……案發……兩天前，一九一四年……他在我家用的晚餐……再給我一杯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