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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這麼聽信了一個陌生人的話，照她所說的報導了?”
“她向我提供了姓名和電話號碼，經查證也屬實。何況如果她與你不熟，怎麼會知道那場意外和你來此地偵辦斯坦納家的案子?”
那位女士可以知道這一切，如果她是德內莎•斯坦納，如果她在試圖殺害我之後在維吉尼亞的電話亭打電話。
我問：“你怎麼查證的?”
“我立刻回撥電話，是她接的。那是維吉尼亞州的區號。”
“電話號碼還在嗎?”
“噢，我想還在吧。應該在我的筆記本上。”
“能否馬上找一下?”
我聽到翻動紙張等窸窸窣窣的聲音。過了好一陣，她才將號碼告訴我。
“非常感謝。我希望你已經更正報導了。”我說。我感覺得出來她嚇壞了。我為她難過，也相信她不是有意害人。她只是年輕而經驗不足，當然不是想與我鬥智的變態殺人狂的對手。
“我們第二天就刊登更正啟事了。我可以寄一份給你。”
“不用了。”我想起了開棺驗屍時忽然湧出的那群記者。我知道是誰向他們透露了消息——斯坦納太太，她忍不住想引來更多關注。
我撥了那個號碼，許久才有一個男人接聽。
“打擾了。”我說。
“餵?”
“你好，我想知道這個電話在什麼地方。”
“哪個電話?你的還是我的?”那人笑道，“如果你不知道你的電話在哪裡，那你就有麻煩了。”
“你的。”
“我在一家西夫韋門外的公用電話亭，正打算打電話給老婆，問她想吃什麼口味的冰激凌，她忘了告訴我。剛好這部電話響起，我就接了。”
“哪一家西夫韋?”我問，“哪裡的分店?”
“卡瑞街。”
“在里奇蒙?”我驚慌地問。
“對。你在哪裡?”
我謝過他後掛上電話，在房內踱步。她曾經到過里奇蒙，為什麼?看看我住在什麼地方?她曾經開車經過我的住處?
我望著窗外。晴朗的藍天與鮮亮的樹葉在這個明亮的午後，似乎都在說不可能發生如此齷齪的事，世上沒有邪惡的黑暗勢力，我查出來的都不是真的。但我在風和日麗時，在瑞雪繽紛時，在城內洋溢著聖誕節的燈火與音樂時，總是對此存疑。每天早晨我進入停屍間時總會遇上新的案子，有人被強暴、槍殺，或在意外中喪命。
在辦妥退房手續之前，我試著撥打聯邦調查局實驗室的電話，驚奇地發現原本打算留言給他的那位科學家居然還在。同我們這些除了工作便無所事事的人一樣，他的周末也是別人的。
“我已經盡力了。”他是說已經處理了許多天的影像強化。
“沒有結果?”我失望地問。
“我已設法使影像清晰了一些，但還是辨認不出來。”
“你還會在實驗室待多久?”
“一兩個小時。”
“你住哪裡?”
“亞奎港。”
我不喜歡這樣每天通勤，但華盛頓住在亞奎港、斯坦福德和蒙特克萊有家眷的探員出奇的多。亞奎港距離韋斯利家大約一個半小時車程。
“我實在不願提出這種要求，”我繼續說，“但我必須儘快取得這份影像強化的列印件，它很重要。你能不能送一份到本頓•韋斯利的住處?不過必須繞路，多出了一個小時的路程。”
他猶豫了一會兒才說：“如果現在出發應該可以。我會打電話給他問清路線。”
我拎起行李袋，直到進入諾斯維爾機場的女廁所才將左輪手槍放回手提箱。通過例行安檢後，他們照例為我的行李袋繫上了橘黃色螢光標籤，這使我想起了那捲膠帶。德內莎•斯坦納怎麼會有鮮橘色的膠帶，她是從哪裡得到的?我看不出她和阿蒂卡監獄有什麼關聯，在我穿過飛機跑道搭乘那架小型螺旋槳飛機時更加認定此案與監獄無關。
我坐在靠近走道的座位上，陷入沉思，沒有注意到其他大約二十名旅客的緊張表情，直到我忽然發現機上有警察。其中一位正和地勤人員交談，眼光偷偷掃視著每一位乘客。我在進行偵查時也會這樣，我太熟悉這種神情了。職業慣性使我開始思考他們在尋找什麼不法之徒、他可能做了什麼事。我想著如果他突然從座位上躍身而起我要如何反應。我要絆倒他，要在他經過時從後面抱住他。
一共有三名喘著氣冒著汗的警察，其中一個在我身旁停下來，緊盯著我的安全帶。他的手靈巧地放在半自動手槍上，鬆開槍套扣。我不動聲色。
“女士，”他用警察辦公時的口吻說，“你得跟我來。”
我愣住了。
“座位底下的袋子是你的嗎?”
“是的。”我緊張不已。其他乘客都不敢動彈。
警察迅速彎腰拿起我的皮包與行李袋，在整個過程中視線從未了離開我。我站起來，他們讓我下飛機。我只有一個念頭：有人將毒品塞入我的袋子裡，是德內莎•斯坦納栽贓的。我瘋狂地環顧跑道和機場的玻璃窗，想找正在暗中窺視我的人，一個女人，她現在已隱身於陰影之中，看著我百口莫辯。
“她向我提供了姓名和電話號碼，經查證也屬實。何況如果她與你不熟，怎麼會知道那場意外和你來此地偵辦斯坦納家的案子?”
那位女士可以知道這一切，如果她是德內莎•斯坦納，如果她在試圖殺害我之後在維吉尼亞的電話亭打電話。
我問：“你怎麼查證的?”
“我立刻回撥電話，是她接的。那是維吉尼亞州的區號。”
“電話號碼還在嗎?”
“噢，我想還在吧。應該在我的筆記本上。”
“能否馬上找一下?”
我聽到翻動紙張等窸窸窣窣的聲音。過了好一陣，她才將號碼告訴我。
“非常感謝。我希望你已經更正報導了。”我說。我感覺得出來她嚇壞了。我為她難過，也相信她不是有意害人。她只是年輕而經驗不足，當然不是想與我鬥智的變態殺人狂的對手。
“我們第二天就刊登更正啟事了。我可以寄一份給你。”
“不用了。”我想起了開棺驗屍時忽然湧出的那群記者。我知道是誰向他們透露了消息——斯坦納太太，她忍不住想引來更多關注。
我撥了那個號碼，許久才有一個男人接聽。
“打擾了。”我說。
“餵?”
“你好，我想知道這個電話在什麼地方。”
“哪個電話?你的還是我的?”那人笑道，“如果你不知道你的電話在哪裡，那你就有麻煩了。”
“你的。”
“我在一家西夫韋門外的公用電話亭，正打算打電話給老婆，問她想吃什麼口味的冰激凌，她忘了告訴我。剛好這部電話響起，我就接了。”
“哪一家西夫韋?”我問，“哪裡的分店?”
“卡瑞街。”
“在里奇蒙?”我驚慌地問。
“對。你在哪裡?”
我謝過他後掛上電話，在房內踱步。她曾經到過里奇蒙，為什麼?看看我住在什麼地方?她曾經開車經過我的住處?
我望著窗外。晴朗的藍天與鮮亮的樹葉在這個明亮的午後，似乎都在說不可能發生如此齷齪的事，世上沒有邪惡的黑暗勢力，我查出來的都不是真的。但我在風和日麗時，在瑞雪繽紛時，在城內洋溢著聖誕節的燈火與音樂時，總是對此存疑。每天早晨我進入停屍間時總會遇上新的案子，有人被強暴、槍殺，或在意外中喪命。
在辦妥退房手續之前，我試著撥打聯邦調查局實驗室的電話，驚奇地發現原本打算留言給他的那位科學家居然還在。同我們這些除了工作便無所事事的人一樣，他的周末也是別人的。
“我已經盡力了。”他是說已經處理了許多天的影像強化。
“沒有結果?”我失望地問。
“我已設法使影像清晰了一些，但還是辨認不出來。”
“你還會在實驗室待多久?”
“一兩個小時。”
“你住哪裡?”
“亞奎港。”
我不喜歡這樣每天通勤，但華盛頓住在亞奎港、斯坦福德和蒙特克萊有家眷的探員出奇的多。亞奎港距離韋斯利家大約一個半小時車程。
“我實在不願提出這種要求，”我繼續說，“但我必須儘快取得這份影像強化的列印件，它很重要。你能不能送一份到本頓•韋斯利的住處?不過必須繞路，多出了一個小時的路程。”
他猶豫了一會兒才說：“如果現在出發應該可以。我會打電話給他問清路線。”
我拎起行李袋，直到進入諾斯維爾機場的女廁所才將左輪手槍放回手提箱。通過例行安檢後，他們照例為我的行李袋繫上了橘黃色螢光標籤，這使我想起了那捲膠帶。德內莎•斯坦納怎麼會有鮮橘色的膠帶，她是從哪裡得到的?我看不出她和阿蒂卡監獄有什麼關聯，在我穿過飛機跑道搭乘那架小型螺旋槳飛機時更加認定此案與監獄無關。
我坐在靠近走道的座位上，陷入沉思，沒有注意到其他大約二十名旅客的緊張表情，直到我忽然發現機上有警察。其中一位正和地勤人員交談，眼光偷偷掃視著每一位乘客。我在進行偵查時也會這樣，我太熟悉這種神情了。職業慣性使我開始思考他們在尋找什麼不法之徒、他可能做了什麼事。我想著如果他突然從座位上躍身而起我要如何反應。我要絆倒他，要在他經過時從後面抱住他。
一共有三名喘著氣冒著汗的警察，其中一個在我身旁停下來，緊盯著我的安全帶。他的手靈巧地放在半自動手槍上，鬆開槍套扣。我不動聲色。
“女士，”他用警察辦公時的口吻說，“你得跟我來。”
我愣住了。
“座位底下的袋子是你的嗎?”
“是的。”我緊張不已。其他乘客都不敢動彈。
警察迅速彎腰拿起我的皮包與行李袋，在整個過程中視線從未了離開我。我站起來，他們讓我下飛機。我只有一個念頭：有人將毒品塞入我的袋子裡，是德內莎•斯坦納栽贓的。我瘋狂地環顧跑道和機場的玻璃窗，想找正在暗中窺視我的人，一個女人，她現在已隱身於陰影之中，看著我百口莫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