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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讓我(一開始的時候)懷疑史本賽本人和謀殺案有關。啊？她用的是他的皮箱嘛。等到整個度周末的行李突然消失之後，史本賽也沒追究——”
“他的確沒有，”我說，“開庭第一天的下午，他還特別說什麼他把那套高爾夫球裝送到洗衣店去了。”
“呃，我假設他想必和謀殺案大有牽連，”H.M.不高興地說，“而且可能是他和我們的朋友艾蜜莉亞一起策劃這場大秀，史本賽小心地在醫院裡準備好不在場證明。我們現在把經過重建到艾蜜莉亞跑出了大門，開車到聖普瑞德醫院去接史本賽；而那個情況看來大有可能。
“可是我當時坐在那裡想著，有一件事讓我覺得很煩心。她帶著箱子離開了那棟房子，總不能再帶回來吧——至少在那天晚上不能拿回來——以防萬一有什麼人感到懷疑，或者碰巧還在找什麼列印台，她得想辦法處理，而且要馬上在最短時間裡弄好，因為她必須直接到醫院把史本賽醫師接回來。如果她和史本賽是合謀行兇的話，你可能想到她應該把箱子留在醫院裡，他在那裡大概會有個房間，或者至少有個他自己的儲物櫃吧。可是並沒有這麼回事。你們從我在時間表上所寫的註記里就可以看到，大廳的工人看到她來，看到她帶著史本賽開車離去，並沒有拿箱子出來。那麼箱子究竟到哪裡去了？她不可能把箱子丟進大水溝里，或是送給個瞎了眼的乞丐，而要把一個裝滿了危險紀念品的箱子脫手(哪怕只是暫時的)卻是非常困難的事。在她安排的時間表上所花的有限時間來看，只有一個辦法。你到普瑞德街上的聖普瑞德醫院去的時候，你就會知道，或者即使不知道也會有人告訴你，你一定會經過帕丁頓車站，箱子可以放在行李寄存處。這是無可避免的，孩子們，一定是這樣。
“我在二月份里想到這件事，這還(可能是)有那點好運氣。從發生兇案的那天晚上開始，艾蜜莉亞就一直因為發燒而躺在床上不能動彈，也始終沒有出門，到那時候她也還沒出過門，她不可能去把箱子取了回來，就像我說的。邏輯上說來，那該死的箱子一定還在那裡——
“呃，我就像那個找馬的笨小孩一樣，去了那裡；而箱子果然在。你們知道我是怎麼做的。我帶了我的老朋友派克教授和那個做雜工的桑克斯一起去。我希望他們可以證明我在哪裡找到那些東西，同時也可以加以檢查，因為我已經不能阻止這件案子上法庭了。第一，時間已經過了一個月。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你們可知道我得跟有關當局說什麼嗎？我這個老頭子(向來就不受內政部長或法務部長喜歡的)得大搖大擺地走進去說：‘哎，孩子們，我對你們有幾點指示，我要你們中止起訴，原因是：艾蜜莉亞·喬丹在說謊，史本賽·胡彌在說謊，雷金納·安士偉在說謊，瑪麗·胡彌先前也說謊。簡而言之，這個可惡的案子裡，幾乎每個人都在說謊，只有我的當事人說的是實話。’他們會相信我嗎？你們兩個笨蛋，好好地問問自己。我得讓這群人都先宣誓要說真話；我一定得先有個公平的戰場和武器，簡而言之，我必須要有公理正義。這就是我的理由，也是我對這件事一直神神秘秘的原因。
“你們知道我是到哪裡去找證人的，也知道原因何在。可是有件事始終讓我很煩心，一直讓我煩心到審判的第二天。那就是，史本賽·胡彌究竟和那件骯髒的行兇殺人有沒有關係？
“我的意思是說，我拿到了那隻箱子。可是箱子從兇案發生的那天晚上起，就一直存放在帕丁頓車站裡。哎，如果艾蜜莉亞和史本賽是共犯的話，她應該老早就會要他趕快去把箱子取回來，免得有哪個多事的傢伙開箱看裡面有什麼吧？那一個多月里，她雖然發燒，卻也沒有不省人事啊。而一直到我去過車站的一個禮拜之後，才有一個男人——不是史本賽——到車站去，笨頭笨腦地打探那個箱子的事。
“我有時候這樣想，有時候又那樣想：一直到開庭第一天的晚上，史本賽·胡彌逃跑了；還寫了封信給瑪麗，發誓說他親眼看到詹姆士·安士偉行兇。這封信有種他平常引經據典說的話里所沒有的真實感。可是我卻知道那想必是個漫天大謊，到太陽出來的時候，我就明白是怎麼回事了。透過這個案子，艾蜜莉亞·喬丹呈現的是一個單純無辜的形象，而史本賽叔叔則代表了令人不齒的機巧形象。而史本賽叔叔最大的問題是，他實在過分天真了。十四年來，那個單純而講求實際的女人所說的每一句話他都相信，也許他會相信有他的道理吧。她告訴他說，她真的看到安士偉行兇，而他就相信了。如此而已，你們難道沒注意到他所說的那些聽起來很了不起的陳腔濫調，他都真的深信不疑嗎？她的做法非常簡單。她告訴他說她參與了艾佛瑞的小小計謀，拿了他的(史本賽的)箱子把酒瓶、酒杯以及其他相關的東西運走，她告訴他說她必須把那個箱子扔掉——她在供詞裡說是扔進了河裡——而他只好承受損失。因為，如果有人在他的箱子裡發現那些東西的話，他就會惹上大麻煩了。當然，關於十字弓的事連一個字也不提。結果史本賽就此閉嘴。他甚至為了不背叛她，連給瑪麗的信里都不說他的消息並不是第一手的。我想我們對史本賽叔叔是真的看錯了。”
“他的確沒有，”我說，“開庭第一天的下午，他還特別說什麼他把那套高爾夫球裝送到洗衣店去了。”
“呃，我假設他想必和謀殺案大有牽連，”H.M.不高興地說，“而且可能是他和我們的朋友艾蜜莉亞一起策劃這場大秀，史本賽小心地在醫院裡準備好不在場證明。我們現在把經過重建到艾蜜莉亞跑出了大門，開車到聖普瑞德醫院去接史本賽；而那個情況看來大有可能。
“可是我當時坐在那裡想著，有一件事讓我覺得很煩心。她帶著箱子離開了那棟房子，總不能再帶回來吧——至少在那天晚上不能拿回來——以防萬一有什麼人感到懷疑，或者碰巧還在找什麼列印台，她得想辦法處理，而且要馬上在最短時間裡弄好，因為她必須直接到醫院把史本賽醫師接回來。如果她和史本賽是合謀行兇的話，你可能想到她應該把箱子留在醫院裡，他在那裡大概會有個房間，或者至少有個他自己的儲物櫃吧。可是並沒有這麼回事。你們從我在時間表上所寫的註記里就可以看到，大廳的工人看到她來，看到她帶著史本賽開車離去，並沒有拿箱子出來。那麼箱子究竟到哪裡去了？她不可能把箱子丟進大水溝里，或是送給個瞎了眼的乞丐，而要把一個裝滿了危險紀念品的箱子脫手(哪怕只是暫時的)卻是非常困難的事。在她安排的時間表上所花的有限時間來看，只有一個辦法。你到普瑞德街上的聖普瑞德醫院去的時候，你就會知道，或者即使不知道也會有人告訴你，你一定會經過帕丁頓車站，箱子可以放在行李寄存處。這是無可避免的，孩子們，一定是這樣。
“我在二月份里想到這件事，這還(可能是)有那點好運氣。從發生兇案的那天晚上開始，艾蜜莉亞就一直因為發燒而躺在床上不能動彈，也始終沒有出門，到那時候她也還沒出過門，她不可能去把箱子取了回來，就像我說的。邏輯上說來，那該死的箱子一定還在那裡——
“呃，我就像那個找馬的笨小孩一樣，去了那裡；而箱子果然在。你們知道我是怎麼做的。我帶了我的老朋友派克教授和那個做雜工的桑克斯一起去。我希望他們可以證明我在哪裡找到那些東西，同時也可以加以檢查，因為我已經不能阻止這件案子上法庭了。第一，時間已經過了一個月。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你們可知道我得跟有關當局說什麼嗎？我這個老頭子(向來就不受內政部長或法務部長喜歡的)得大搖大擺地走進去說：‘哎，孩子們，我對你們有幾點指示，我要你們中止起訴，原因是：艾蜜莉亞·喬丹在說謊，史本賽·胡彌在說謊，雷金納·安士偉在說謊，瑪麗·胡彌先前也說謊。簡而言之，這個可惡的案子裡，幾乎每個人都在說謊，只有我的當事人說的是實話。’他們會相信我嗎？你們兩個笨蛋，好好地問問自己。我得讓這群人都先宣誓要說真話；我一定得先有個公平的戰場和武器，簡而言之，我必須要有公理正義。這就是我的理由，也是我對這件事一直神神秘秘的原因。
“你們知道我是到哪裡去找證人的，也知道原因何在。可是有件事始終讓我很煩心，一直讓我煩心到審判的第二天。那就是，史本賽·胡彌究竟和那件骯髒的行兇殺人有沒有關係？
“我的意思是說，我拿到了那隻箱子。可是箱子從兇案發生的那天晚上起，就一直存放在帕丁頓車站裡。哎，如果艾蜜莉亞和史本賽是共犯的話，她應該老早就會要他趕快去把箱子取回來，免得有哪個多事的傢伙開箱看裡面有什麼吧？那一個多月里，她雖然發燒，卻也沒有不省人事啊。而一直到我去過車站的一個禮拜之後，才有一個男人——不是史本賽——到車站去，笨頭笨腦地打探那個箱子的事。
“我有時候這樣想，有時候又那樣想：一直到開庭第一天的晚上，史本賽·胡彌逃跑了；還寫了封信給瑪麗，發誓說他親眼看到詹姆士·安士偉行兇。這封信有種他平常引經據典說的話里所沒有的真實感。可是我卻知道那想必是個漫天大謊，到太陽出來的時候，我就明白是怎麼回事了。透過這個案子，艾蜜莉亞·喬丹呈現的是一個單純無辜的形象，而史本賽叔叔則代表了令人不齒的機巧形象。而史本賽叔叔最大的問題是，他實在過分天真了。十四年來，那個單純而講求實際的女人所說的每一句話他都相信，也許他會相信有他的道理吧。她告訴他說，她真的看到安士偉行兇，而他就相信了。如此而已，你們難道沒注意到他所說的那些聽起來很了不起的陳腔濫調，他都真的深信不疑嗎？她的做法非常簡單。她告訴他說她參與了艾佛瑞的小小計謀，拿了他的(史本賽的)箱子把酒瓶、酒杯以及其他相關的東西運走，她告訴他說她必須把那個箱子扔掉——她在供詞裡說是扔進了河裡——而他只好承受損失。因為，如果有人在他的箱子裡發現那些東西的話，他就會惹上大麻煩了。當然，關於十字弓的事連一個字也不提。結果史本賽就此閉嘴。他甚至為了不背叛她，連給瑪麗的信里都不說他的消息並不是第一手的。我想我們對史本賽叔叔是真的看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