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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卯之役（1）
寧遠大戰八個月後，努爾哈赤病死。朝鮮史書記載，努爾哈赤之死，源於寧遠之戰受了炮傷。此說只是孤證，缺乏鐵證，是後人一點點地滾大的雪球。據《明熹宗實錄》記載，袁崇煥自己都不知道這回事： 戊戌遼撫袁崇煥復奏：“……回鄉絡繹皆雲，奴酋恥寧遠之敗，遂蓄慍患疽，死於八月初十日，夫奴屢詐死懈我，今或仍詐亦不可知。” 也就是說，袁崇煥不但不知道曾經炮傷努爾哈赤，甚至連他八個月後死去的消息，起初都不敢相信。當然，是否炮傷努爾哈赤，都不影響堅守寧遠的意義。 孫承宗想要歷練培養袁崇煥，如果從習慣官場潛規則的角度講，袁崇煥差不多已經歷練成熟。因為天啟七年，也就是寧錦大捷之前，他做了一件很為正統知識分子所不齒的事情：奏請為魏忠賢建立生祠。《明熹宗實錄》中有如下記載： “薊遼總督閻鳴泰、巡撫袁崇煥疏，頌魏忠賢功德，請於寧前建祠，賜名懋德。” 此舉當然是迫不得已。 天啟四年，東林黨人、左副都御使楊漣上表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閹黨與東林黨的鬥爭進入白熱化。君子與小人斗，結果從來都一樣，毫無懸念。東林黨人全面垮台，首輔葉向高去職。御史出身的崔呈秀將東林黨人編成《同志諸錄》，非東林黨人編成《天鑒錄》，方便那個偽男人隨時出手。從那以後，閹黨氣焰日益囂張，全國各地紛紛上書，要求給魏太監建立生祠。 為了辦成事，有時需要付出點代價。這是官場的遊戲規則。袁崇煥承認這個規則的存在，但孫承宗不。他始終沒有隨聲附和。這一點，也預示著兩人最終的不同結局。 無論如何，袁崇煥不像岳飛的剛直不阿，也不是楊漣、左光斗那樣的君子。只是君子的名聲雖然好聽，身處官場卻往往不能成事。他們可以立德立言，但立功的概率很低。袁崇煥的志向，他自己說得很清楚：策杖只因圖雪恥，橫戈原不為封侯。他是要立功的，要為朝廷效力，所以事到臨頭，他也只能彎彎腰。可以肯定，他做出這樣的選擇不需要深思熟慮。那絕非他的性格。 英雄做事無他，只堅韌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 自古成功有幾，正瘡痍滿目，半哭蒼生半哭君。 這是楊度為孫中山先生寫的輓聯。“只堅韌一心”云云，也可以移植到袁崇煥身上。他建議修復的錦右一帶再度淪陷，已經升任巡撫、要承擔更大職責的他，豈能心甘。不行，還是要恢復。 為爭取修城的工期，袁崇煥向皇太極伸出了橄欖枝。得到努爾哈赤的死訊後，他立即派出使者，以弔唁為名，前往觀察虛實，試探反應。 這個想法恰好與皇太極不謀而合。二人都需要一段真空期，集中精力辦點事：袁崇煥要加強前線，皇太極想鞏固後方。後金背後不但有臣服於大明的朝鮮，還有明軍將領毛文龍；總有後顧之憂，那當然不好玩兒。 毛文龍本是前廣寧巡撫王化貞派出的一支奇兵。他潛入敵後，沒想到還真弄成了氣候，在鎮江一戰成名。鎮江堡位於鴨綠江西岸，又叫九連城。此地位於中朝邊境，是控制鴨綠江的重要節點。清朝末年的甲午戰爭中，將軍宋慶和伊克唐阿指揮的清軍，就跟日軍在此爆發激戰，最終不敵，城池失陷，日軍隨即從朝鮮侵入東北。天啟元年（1621年）七月二十五，毛文龍偵得鎮江城中防禦空虛，便率兩百二十餘人前往突襲，活捉後金的鎮江游擊佟養真及其子佟松年等六十多人。論說這場戰事的規模不大，但時間湊巧，正好在明軍連吃敗仗的當口，因此被視為大捷。從那以後，全遼震動，“數百里之內，望風歸附”，“歸順之民，繩繩而來”。毛文龍最終升任總兵，在東江開鎮，掛平遼將軍印，加左都督，授尚方劍。袁崇煥血戰寧遠期間，毛文龍也曾在出師永寧，以為策應。 如芒在背的感覺必須結束。天啟七年（1627）正月，皇太極一邊遣使求和，一邊派阿敏帶領三萬人馬攻打朝鮮。和議云云，新任遼東經略王之臣並不贊同。他上奏道： “……年來奴酋求和於西虜而西虜不從，屈服於朝鮮而朝鮮不受，一旦議和彼必離心，是益敵以自孤也。近日通官過都令處，夷鞭其背云：你漢人全沒腦子，終日只說我們不助兵，你自家馱載許多金帛，著哈喇替他弔孝求和，反教別人與他為仇，我們也不如投順也罷了。據此我將何辭應之？” 其中的“西虜”和“夷”指的是蒙古，“哈喇”則是喇嘛，作為雙方的翻譯。王之臣認為議和會引起朝鮮和蒙古各部的態度鬆動，難免“益敵而自孤”。最終袁崇煥的意見占了上風。吸取熊廷弼和王化貞經撫不和導致大敗的教訓，朝廷召回王之臣，不設遼東經略，將關內外事務全部委託給袁崇煥。 接到朝鮮和毛文龍的告急文書，朝廷大約才弄明白皇太極所謂和談的真正目的，又令袁崇煥出兵策應，但袁崇煥卻拒不執行。 不是袁崇煥見危不救，也不是他沒看出朝鮮與毛文龍存在的意義，主要原因在於他對形勢的判斷不同。他認為“無虛可搗”，而且蒙古察哈爾林丹汗也是不安定因素：“頃聞奴兵十萬掠鮮，十萬居守，何所見而妄揣夷穴之虛乎？我縱傾伍搗之，無論懸軍不能深入，即深入奚損於逸待之夷？而虎酋新並粆花，意殊區測，都令、塞令新通於奴而仇於我，萬一我兵正道以東，奴暗以輕騎北出而襲我關寧，此時救人耶，抑自救耶？” 一句話，袁崇煥不肯分散精力。他的著眼點依然在於錦右一帶。後來朝廷催促緊急，他先派水師聲援，又派左輔、趙率教、朱梅等人帶兵九千前出三岔河，以為牽制，但為時已晚：朝鮮抵擋不住，很快就與後金簽訂城下之盟，彼此結成“兄弟之國”；毛文龍遭遇前後夾擊，只得退入皮島。 為了策應朝鮮的行動，皇太極刻意拖延時間，阿敏大軍從朝鮮回師前後，才放袁崇煥的使者回來，讓對方無法及時反應。這是當年四月的事情。
寧遠大戰八個月後，努爾哈赤病死。朝鮮史書記載，努爾哈赤之死，源於寧遠之戰受了炮傷。此說只是孤證，缺乏鐵證，是後人一點點地滾大的雪球。據《明熹宗實錄》記載，袁崇煥自己都不知道這回事： 戊戌遼撫袁崇煥復奏：“……回鄉絡繹皆雲，奴酋恥寧遠之敗，遂蓄慍患疽，死於八月初十日，夫奴屢詐死懈我，今或仍詐亦不可知。” 也就是說，袁崇煥不但不知道曾經炮傷努爾哈赤，甚至連他八個月後死去的消息，起初都不敢相信。當然，是否炮傷努爾哈赤，都不影響堅守寧遠的意義。 孫承宗想要歷練培養袁崇煥，如果從習慣官場潛規則的角度講，袁崇煥差不多已經歷練成熟。因為天啟七年，也就是寧錦大捷之前，他做了一件很為正統知識分子所不齒的事情：奏請為魏忠賢建立生祠。《明熹宗實錄》中有如下記載： “薊遼總督閻鳴泰、巡撫袁崇煥疏，頌魏忠賢功德，請於寧前建祠，賜名懋德。” 此舉當然是迫不得已。 天啟四年，東林黨人、左副都御使楊漣上表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閹黨與東林黨的鬥爭進入白熱化。君子與小人斗，結果從來都一樣，毫無懸念。東林黨人全面垮台，首輔葉向高去職。御史出身的崔呈秀將東林黨人編成《同志諸錄》，非東林黨人編成《天鑒錄》，方便那個偽男人隨時出手。從那以後，閹黨氣焰日益囂張，全國各地紛紛上書，要求給魏太監建立生祠。 為了辦成事，有時需要付出點代價。這是官場的遊戲規則。袁崇煥承認這個規則的存在，但孫承宗不。他始終沒有隨聲附和。這一點，也預示著兩人最終的不同結局。 無論如何，袁崇煥不像岳飛的剛直不阿，也不是楊漣、左光斗那樣的君子。只是君子的名聲雖然好聽，身處官場卻往往不能成事。他們可以立德立言，但立功的概率很低。袁崇煥的志向，他自己說得很清楚：策杖只因圖雪恥，橫戈原不為封侯。他是要立功的，要為朝廷效力，所以事到臨頭，他也只能彎彎腰。可以肯定，他做出這樣的選擇不需要深思熟慮。那絕非他的性格。 英雄做事無他，只堅韌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 自古成功有幾，正瘡痍滿目，半哭蒼生半哭君。 這是楊度為孫中山先生寫的輓聯。“只堅韌一心”云云，也可以移植到袁崇煥身上。他建議修復的錦右一帶再度淪陷，已經升任巡撫、要承擔更大職責的他，豈能心甘。不行，還是要恢復。 為爭取修城的工期，袁崇煥向皇太極伸出了橄欖枝。得到努爾哈赤的死訊後，他立即派出使者，以弔唁為名，前往觀察虛實，試探反應。 這個想法恰好與皇太極不謀而合。二人都需要一段真空期，集中精力辦點事：袁崇煥要加強前線，皇太極想鞏固後方。後金背後不但有臣服於大明的朝鮮，還有明軍將領毛文龍；總有後顧之憂，那當然不好玩兒。 毛文龍本是前廣寧巡撫王化貞派出的一支奇兵。他潛入敵後，沒想到還真弄成了氣候，在鎮江一戰成名。鎮江堡位於鴨綠江西岸，又叫九連城。此地位於中朝邊境，是控制鴨綠江的重要節點。清朝末年的甲午戰爭中，將軍宋慶和伊克唐阿指揮的清軍，就跟日軍在此爆發激戰，最終不敵，城池失陷，日軍隨即從朝鮮侵入東北。天啟元年（1621年）七月二十五，毛文龍偵得鎮江城中防禦空虛，便率兩百二十餘人前往突襲，活捉後金的鎮江游擊佟養真及其子佟松年等六十多人。論說這場戰事的規模不大，但時間湊巧，正好在明軍連吃敗仗的當口，因此被視為大捷。從那以後，全遼震動，“數百里之內，望風歸附”，“歸順之民，繩繩而來”。毛文龍最終升任總兵，在東江開鎮，掛平遼將軍印，加左都督，授尚方劍。袁崇煥血戰寧遠期間，毛文龍也曾在出師永寧，以為策應。 如芒在背的感覺必須結束。天啟七年（1627）正月，皇太極一邊遣使求和，一邊派阿敏帶領三萬人馬攻打朝鮮。和議云云，新任遼東經略王之臣並不贊同。他上奏道： “……年來奴酋求和於西虜而西虜不從，屈服於朝鮮而朝鮮不受，一旦議和彼必離心，是益敵以自孤也。近日通官過都令處，夷鞭其背云：你漢人全沒腦子，終日只說我們不助兵，你自家馱載許多金帛，著哈喇替他弔孝求和，反教別人與他為仇，我們也不如投順也罷了。據此我將何辭應之？” 其中的“西虜”和“夷”指的是蒙古，“哈喇”則是喇嘛，作為雙方的翻譯。王之臣認為議和會引起朝鮮和蒙古各部的態度鬆動，難免“益敵而自孤”。最終袁崇煥的意見占了上風。吸取熊廷弼和王化貞經撫不和導致大敗的教訓，朝廷召回王之臣，不設遼東經略，將關內外事務全部委託給袁崇煥。 接到朝鮮和毛文龍的告急文書，朝廷大約才弄明白皇太極所謂和談的真正目的，又令袁崇煥出兵策應，但袁崇煥卻拒不執行。 不是袁崇煥見危不救，也不是他沒看出朝鮮與毛文龍存在的意義，主要原因在於他對形勢的判斷不同。他認為“無虛可搗”，而且蒙古察哈爾林丹汗也是不安定因素：“頃聞奴兵十萬掠鮮，十萬居守，何所見而妄揣夷穴之虛乎？我縱傾伍搗之，無論懸軍不能深入，即深入奚損於逸待之夷？而虎酋新並粆花，意殊區測，都令、塞令新通於奴而仇於我，萬一我兵正道以東，奴暗以輕騎北出而襲我關寧，此時救人耶，抑自救耶？” 一句話，袁崇煥不肯分散精力。他的著眼點依然在於錦右一帶。後來朝廷催促緊急，他先派水師聲援，又派左輔、趙率教、朱梅等人帶兵九千前出三岔河，以為牽制，但為時已晚：朝鮮抵擋不住，很快就與後金簽訂城下之盟，彼此結成“兄弟之國”；毛文龍遭遇前後夾擊，只得退入皮島。 為了策應朝鮮的行動，皇太極刻意拖延時間，阿敏大軍從朝鮮回師前後，才放袁崇煥的使者回來，讓對方無法及時反應。這是當年四月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