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4頁
單騎閱塞（1）
三年任職期滿，袁崇煥奉命進京朝覲，接受政績考核。東林黨人、御史候恂上疏建言：“見在朝覲邵武縣知縣袁崇煥，英風偉略，不妨破格留用。”候恂知名度不甚高，但其準兒媳李香君，可謂光耀千古。候恂一生推薦過的官員無數，最著名的當屬這兩位：先是袁崇煥，後有左良玉。 袁崇煥因此得以出任兵部職方司主事。兵部下屬四司，職方司主管判斷軍事形勢，擬定軍事計劃，以及地圖測繪，類似今天的總參。袁崇煥之所以進入該部門，固有人盡其才的考慮，但也與當時遼東的嚴峻形勢不無關係：短短三年，開原、鐵嶺、遼陽、瀋陽、廣寧等戰略要點相繼失陷，總兵這樣的高級將領先後折損十四員，方面大員、經略袁應泰自殺。邊情吃緊，兵部自然要“加強領導”。 當時廣寧剛剛失守，熊廷弼和王化貞倉皇逃入關內，山海關已成最後防線。對於時局，遼東經略王再晉有這樣的判斷：“東事離披，一壞於清、撫，再壞於開、鐵，三壞於遼、沈，四壞於廣寧。初壞為危局，再壞為敗局，三壞為殘局，至於四壞——捐棄全遼，則無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縮之於山海，此後再無一步可退。”換句話說，他認為遼東局勢已經無法挽回，建議收縮防線，退保山海關。 廷議因此圍繞山海關而爭執激烈。都說山海關山海關，究竟那裡地形地貌如何，是否適合防禦，或者應該如何防禦，袁崇煥心裡沒譜。關鍵時刻，他證實了《邵武府志》對其“明決有膽略”的性格描述，在談到遼事人人縮首的背景下，上演了單騎閱塞的好戲。 明代官員跟唐朝差不多，除了節假日，每十天休一次假，所謂旬休，其餘時間都要上班。可是忽然有一天，兵部新任袁主事神秘蒸發，一連幾天沒去坐班。無辜曠工連續多日，任何時候都不能容忍，可是部里派人上門尋找，他家人竟然也毫不知情。袁主事究竟何在？正在山海關一線，實地查看形勢。掌握了第一手資料，幾天之後他重新出現在朝堂，談起山海關戰守便能滔滔不絕，並且誇下海口：“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 這句豪言壯語，隨即將袁崇煥推上風口浪尖。按照道理，他不過是個小小的六品主事，上面有部門領導員外郎和郎中，更有兵部首長侍郎和尚書，哪裡用得著他出頭？可在他的性格辭典中，從來沒有退縮與迴避這樣的詞條。他有的是主意，不懼刀山火海。 人氣低迷，朝臣膽寒；此言一出，四座皆驚。袁崇煥再度遭遇火箭提拔，本官升任山東按察司僉事，具體任務是到山海關當監軍。職方司主事不必決斷，而監軍儘管只是監察官而非指揮官，但畢竟已經離開朝堂，身處前線，關鍵時刻還是需要臨機決斷。 前任遼東經略熊廷弼因為遼東潰敗，已經革職聽勘，等候處理。袁崇煥離開之前，特意前去拜訪，尋計問策。熊廷弼的遼東策略“堅守漸逼”可謂英明，惜乎他本人“性剛負氣，好謾罵，不為人下”，而擁有重兵的巡撫王化貞則“呆而愎，素不習兵，輕視大敵，好謾語，”兩人性格不合策略也不合，離心離德，不敗才怪。 一個是新官上任，急於施展，內心火熱；一個是敗軍之將，生死未卜，感慨萬千。當時的場面，一定很精彩。對於袁崇煥的躊躇滿志，深知遼東三味熊廷弼自然不會簡單苟同。他面試一般詢問袁崇煥“操何策以往”，袁崇煥胸有成竹地對道：“主守而後戰”。 這個策略類似“堅守漸逼”，也是袁崇煥戰略思想的核心。此後他的種種罪名，都與之密切相關。 袁崇煥首先移駐山海關外的中前所（今遼寧省綏中縣前所鎮），監參將周守廉、游擊左鋪，經理前屯衛（今綏中前屯）事務。沒過多久，便有駐守北山的湖廣士兵潰逃。這種局面難不倒袁崇煥。他快刀斬亂麻，咔咔嚓嚓幾顆人頭落地，秩序隨即恢復。當年六月，王在晉又命令袁崇煥前往前屯，安置流亡的遼民。命令傳來時，應該已經是下午。按理這並非救兵如救火的緊急任務，早一天晚一天都沒關係，但袁崇煥還是一夜都不願意等。他內心燃燒著火一般的激情，勤於王事而刻不容緩，接到命令便連夜開拔，穿越荊棘遍地虎豹出沒的山嶺，四鼓入城。消息傳出，“將士莫不壯其膽”。
營築寧遠（1）
《明史本傳》稱袁崇煥以“邊才自許”，這大約也算是文人的基本傳統。正如陸游所謂的“塞上長城空自許”。然而內心激情澎湃、渴望建功立業的袁崇煥，很快就與頂頭上司王在晉發生了矛盾。 王在晉雖然命令袁崇煥前出前屯，但他對遼東的基本判斷並未改變，那就是遼東已無恢復可能，只能以山海關作為防禦重心。中前所也好前屯也罷，不過是山海關伸出的小觸角。然而山海關外的峰巒高於城牆，尤其是歡喜嶺，正好居高臨下。整個地勢像口鍋，而城池正好處於鍋底位置。如遇戰事，“奴有戰地，而我無守地”。怎麼辦呢？他建議在外圍重新修築一道邊牆形成“重城”，北連山脈，南至大海，長約三十里，將一片石、歡喜嶺這些險要都包羅其中，使之成為真正的天險雄關，不可逾越。 激情似火的袁崇煥聞聽只是搖頭。丟疆棄地，不圖恢復，豈是臣子本分？他“薄在晉無遠略，不盡遵其令”，此時更是不惜公開矛盾，直接上書首輔葉向高，陳述己見，絲毫不顧及長官的面子。 至少從形式上看，明朝官場的言路還是暢通的。朝廷並未因為袁崇煥是下級而將“舉報信”轉交王在晉處理。事關國防大計，內閣又不清楚實際情況，無法決定，帝師、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孫承宗自請行邊，前往實地查看，決定取捨。他召集大家一同商議，袁崇煥主張築寧遠（今遼寧興城），閻明泰主張守覺華島（今菊花島）。最終由孫承宗拍板，營築寧遠，與覺華島彼此犄角互相支援。山海關的死角，他也沒有忽視，“並夾城之役，修築關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則從望海台出芝麻灣，三面環海，安大炮為橫擊。陸則三道關之石城，可頓萬人，開突門力夜擊。北水關外，有峻岭築號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 王在晉還是不肯低頭。因為他敏銳地察覺到了覺華島的防禦跟山海關一樣，也存在先天不足，因此上疏抗辯： “……今據山海道議，仍委本官招集遼人為兵，居住該島，俟天寒冰結奴騎可驅，兵船難渡，或暫移於寧前之間。蓋覺華島去寧遠城二十里，凍則履海如平地，非遠洋巨浸之可擬也。” 遼東大寒，冬季冰封，覺華島也難免後金騎兵的威脅。島上水師也無法直接增援寧遠，因為水師登陸，猶如旱鴨子下水，陸戰毫無優勢可言不說，還需要氣象條件配合，如果風向不對，能否登岸都是問題： “……若謂覺華島犄角，島去坼二十里，隔洋之兵，其登岸也須船，其開船也待風，城中緩急弗能救也。水步當騎，弗能戰也，島駐兵止可御水中之寇，弗能遏陸路之兵也。” 局勢的演變證明，王在晉的擔憂都是有道理的。當然，這並不能簡單證明孫承宗和袁崇煥主張的錯誤。看看《中國歷史地圖集》你就會明白，寧遠一城對於控制遼西走廊有多麼重要的意義。欲守關門，必固遼西；欲復遼東，必固遼西，這個策略本身沒有任何問題。 不換腦筋就換人。孫承宗自請督師，王在晉調任南京兵部尚書，實際上是被掛了起來；袁崇煥升任永平道。按照慣例，總督下設一個或數個巡撫，巡撫以下也可以設一個或多個道員，由督撫與道員統御武將。 升官後的袁崇煥險些捅了簍子。根由麼很簡單，還是因為他過於“明決”。當時將軍吃空餉十分普遍，已成流弊。袁崇煥奉命核實人數時，太過自信，一言不合，“立斬一校”，將一個下級軍官正法。按照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中說的說法，這次袁崇煥殺了兩個人，幾乎引起全營士兵譁變。孫承宗聞聽大怒，質問道：“監軍可專殺耶？”袁崇煥無話可說，只得低頭謝罪。 負責修築寧遠的武將祖大壽懷疑政策的持久性，敷衍塞責，應付了事，城池的形制規模都達不到設計要求。袁崇煥很不滿意，於是便量化任務，明文規定城牆的高度與厚度，天啟四年（公元1624），堅強堡壘寧遠最終誕生。孫承宗隨即上疏朝廷，聲稱“寧遠可戰可守”，“願用崇煥指殫力瘁心以急公”，不願用“腰纏十萬之逋臣，閉門頌經之孱膽”。 孫承宗器重袁崇煥是可以想見的。他就任之初，便上疏皇帝，條陳當時軍事指揮體制的種種弊端，主要是微觀上以文制武，將軍放不開手腳；宏觀上朝廷遙控戰守，經撫放不開手腳。有鑑於此，他主張“今天下當重將權。擇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節鉞，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見沾沾陵其上”。既然持此觀點，那麼“明決有膽略”的袁崇煥自會進入孫承宗的法眼。但久經宦海的他，並未忽視袁崇煥性格上的缺陷。激情像一枚硬幣，同時具有正反兩面。搞得不好，就會發生負面效應。孫承宗在奏疏中這樣說道：“臣非謂袁崇煥輩之慷慨，而不疑其喜事也。蓋再三駁其議以盡其任事之心”。就是說，他看出袁崇煥既有慷慨的積極一面，又有“多事”的消極一面。為了歷練他，重用歸重用，對其不成熟的意見，還是要再三反駁。 無獨有偶，關於袁崇煥，王在晉也有類似看法。只是孫承宗筆下的“多事”，在王在晉看來是“輕進”。他是這樣說的： “職屬袁崇煥膽魄稱雄，志力並矯，且其澡滌之襟期光明之心事迥迥逸群，職心重之，愛之。及崇煥對職曰：’我不惜命。‘職應之曰：’性命與封疆孰重。‘制袁崇煥輕進。職令其往前屯安插遼民，四鼓入城，夜行於荊棘，蒙茸虎狼潛伏之地，職未嘗不壯其氣，而深虞其輕進也。” 孫承宗具體都駁過袁崇煥的什麼提議，很難一一舉證，但至少後來給袁崇煥造成很大麻煩的錦州，就在其列。寧遠修成後，當年九月，孫承宗派袁崇煥和總兵馬世龍帶領一萬兩千兵馬，巡防廣寧右屯等地，類似武裝偵察。結果一路下來，都沒遇上敵軍。回來之後，袁崇煥立即建言，恢復錦州、右屯、大小凌河與松山、杏山等地的城堡。老成持重的孫承宗沒有同意。具體原因《明史》不載，但可以想見，當時的後金和孫承宗，都在試探對方。直到次年五月，火山的感覺逐漸淡漠，孫承宗才派兵分駐錦右等地，“繕城郭居之”。如此一來，寧遠再度成為內地，孫承宗、袁崇煥等人開疆將近五百里。寧遠城更是“商旅輻輳，流移駢集，遠近望為樂士”。
三年任職期滿，袁崇煥奉命進京朝覲，接受政績考核。東林黨人、御史候恂上疏建言：“見在朝覲邵武縣知縣袁崇煥，英風偉略，不妨破格留用。”候恂知名度不甚高，但其準兒媳李香君，可謂光耀千古。候恂一生推薦過的官員無數，最著名的當屬這兩位：先是袁崇煥，後有左良玉。 袁崇煥因此得以出任兵部職方司主事。兵部下屬四司，職方司主管判斷軍事形勢，擬定軍事計劃，以及地圖測繪，類似今天的總參。袁崇煥之所以進入該部門，固有人盡其才的考慮，但也與當時遼東的嚴峻形勢不無關係：短短三年，開原、鐵嶺、遼陽、瀋陽、廣寧等戰略要點相繼失陷，總兵這樣的高級將領先後折損十四員，方面大員、經略袁應泰自殺。邊情吃緊，兵部自然要“加強領導”。 當時廣寧剛剛失守，熊廷弼和王化貞倉皇逃入關內，山海關已成最後防線。對於時局，遼東經略王再晉有這樣的判斷：“東事離披，一壞於清、撫，再壞於開、鐵，三壞於遼、沈，四壞於廣寧。初壞為危局，再壞為敗局，三壞為殘局，至於四壞——捐棄全遼，則無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縮之於山海，此後再無一步可退。”換句話說，他認為遼東局勢已經無法挽回，建議收縮防線，退保山海關。 廷議因此圍繞山海關而爭執激烈。都說山海關山海關，究竟那裡地形地貌如何，是否適合防禦，或者應該如何防禦，袁崇煥心裡沒譜。關鍵時刻，他證實了《邵武府志》對其“明決有膽略”的性格描述，在談到遼事人人縮首的背景下，上演了單騎閱塞的好戲。 明代官員跟唐朝差不多，除了節假日，每十天休一次假，所謂旬休，其餘時間都要上班。可是忽然有一天，兵部新任袁主事神秘蒸發，一連幾天沒去坐班。無辜曠工連續多日，任何時候都不能容忍，可是部里派人上門尋找，他家人竟然也毫不知情。袁主事究竟何在？正在山海關一線，實地查看形勢。掌握了第一手資料，幾天之後他重新出現在朝堂，談起山海關戰守便能滔滔不絕，並且誇下海口：“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 這句豪言壯語，隨即將袁崇煥推上風口浪尖。按照道理，他不過是個小小的六品主事，上面有部門領導員外郎和郎中，更有兵部首長侍郎和尚書，哪裡用得著他出頭？可在他的性格辭典中，從來沒有退縮與迴避這樣的詞條。他有的是主意，不懼刀山火海。 人氣低迷，朝臣膽寒；此言一出，四座皆驚。袁崇煥再度遭遇火箭提拔，本官升任山東按察司僉事，具體任務是到山海關當監軍。職方司主事不必決斷，而監軍儘管只是監察官而非指揮官，但畢竟已經離開朝堂，身處前線，關鍵時刻還是需要臨機決斷。 前任遼東經略熊廷弼因為遼東潰敗，已經革職聽勘，等候處理。袁崇煥離開之前，特意前去拜訪，尋計問策。熊廷弼的遼東策略“堅守漸逼”可謂英明，惜乎他本人“性剛負氣，好謾罵，不為人下”，而擁有重兵的巡撫王化貞則“呆而愎，素不習兵，輕視大敵，好謾語，”兩人性格不合策略也不合，離心離德，不敗才怪。 一個是新官上任，急於施展，內心火熱；一個是敗軍之將，生死未卜，感慨萬千。當時的場面，一定很精彩。對於袁崇煥的躊躇滿志，深知遼東三味熊廷弼自然不會簡單苟同。他面試一般詢問袁崇煥“操何策以往”，袁崇煥胸有成竹地對道：“主守而後戰”。 這個策略類似“堅守漸逼”，也是袁崇煥戰略思想的核心。此後他的種種罪名，都與之密切相關。 袁崇煥首先移駐山海關外的中前所（今遼寧省綏中縣前所鎮），監參將周守廉、游擊左鋪，經理前屯衛（今綏中前屯）事務。沒過多久，便有駐守北山的湖廣士兵潰逃。這種局面難不倒袁崇煥。他快刀斬亂麻，咔咔嚓嚓幾顆人頭落地，秩序隨即恢復。當年六月，王在晉又命令袁崇煥前往前屯，安置流亡的遼民。命令傳來時，應該已經是下午。按理這並非救兵如救火的緊急任務，早一天晚一天都沒關係，但袁崇煥還是一夜都不願意等。他內心燃燒著火一般的激情，勤於王事而刻不容緩，接到命令便連夜開拔，穿越荊棘遍地虎豹出沒的山嶺，四鼓入城。消息傳出，“將士莫不壯其膽”。
營築寧遠（1）
《明史本傳》稱袁崇煥以“邊才自許”，這大約也算是文人的基本傳統。正如陸游所謂的“塞上長城空自許”。然而內心激情澎湃、渴望建功立業的袁崇煥，很快就與頂頭上司王在晉發生了矛盾。 王在晉雖然命令袁崇煥前出前屯，但他對遼東的基本判斷並未改變，那就是遼東已無恢復可能，只能以山海關作為防禦重心。中前所也好前屯也罷，不過是山海關伸出的小觸角。然而山海關外的峰巒高於城牆，尤其是歡喜嶺，正好居高臨下。整個地勢像口鍋，而城池正好處於鍋底位置。如遇戰事，“奴有戰地，而我無守地”。怎麼辦呢？他建議在外圍重新修築一道邊牆形成“重城”，北連山脈，南至大海，長約三十里，將一片石、歡喜嶺這些險要都包羅其中，使之成為真正的天險雄關，不可逾越。 激情似火的袁崇煥聞聽只是搖頭。丟疆棄地，不圖恢復，豈是臣子本分？他“薄在晉無遠略，不盡遵其令”，此時更是不惜公開矛盾，直接上書首輔葉向高，陳述己見，絲毫不顧及長官的面子。 至少從形式上看，明朝官場的言路還是暢通的。朝廷並未因為袁崇煥是下級而將“舉報信”轉交王在晉處理。事關國防大計，內閣又不清楚實際情況，無法決定，帝師、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孫承宗自請行邊，前往實地查看，決定取捨。他召集大家一同商議，袁崇煥主張築寧遠（今遼寧興城），閻明泰主張守覺華島（今菊花島）。最終由孫承宗拍板，營築寧遠，與覺華島彼此犄角互相支援。山海關的死角，他也沒有忽視，“並夾城之役，修築關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則從望海台出芝麻灣，三面環海，安大炮為橫擊。陸則三道關之石城，可頓萬人，開突門力夜擊。北水關外，有峻岭築號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 王在晉還是不肯低頭。因為他敏銳地察覺到了覺華島的防禦跟山海關一樣，也存在先天不足，因此上疏抗辯： “……今據山海道議，仍委本官招集遼人為兵，居住該島，俟天寒冰結奴騎可驅，兵船難渡，或暫移於寧前之間。蓋覺華島去寧遠城二十里，凍則履海如平地，非遠洋巨浸之可擬也。” 遼東大寒，冬季冰封，覺華島也難免後金騎兵的威脅。島上水師也無法直接增援寧遠，因為水師登陸，猶如旱鴨子下水，陸戰毫無優勢可言不說，還需要氣象條件配合，如果風向不對，能否登岸都是問題： “……若謂覺華島犄角，島去坼二十里，隔洋之兵，其登岸也須船，其開船也待風，城中緩急弗能救也。水步當騎，弗能戰也，島駐兵止可御水中之寇，弗能遏陸路之兵也。” 局勢的演變證明，王在晉的擔憂都是有道理的。當然，這並不能簡單證明孫承宗和袁崇煥主張的錯誤。看看《中國歷史地圖集》你就會明白，寧遠一城對於控制遼西走廊有多麼重要的意義。欲守關門，必固遼西；欲復遼東，必固遼西，這個策略本身沒有任何問題。 不換腦筋就換人。孫承宗自請督師，王在晉調任南京兵部尚書，實際上是被掛了起來；袁崇煥升任永平道。按照慣例，總督下設一個或數個巡撫，巡撫以下也可以設一個或多個道員，由督撫與道員統御武將。 升官後的袁崇煥險些捅了簍子。根由麼很簡單，還是因為他過於“明決”。當時將軍吃空餉十分普遍，已成流弊。袁崇煥奉命核實人數時，太過自信，一言不合，“立斬一校”，將一個下級軍官正法。按照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中說的說法，這次袁崇煥殺了兩個人，幾乎引起全營士兵譁變。孫承宗聞聽大怒，質問道：“監軍可專殺耶？”袁崇煥無話可說，只得低頭謝罪。 負責修築寧遠的武將祖大壽懷疑政策的持久性，敷衍塞責，應付了事，城池的形制規模都達不到設計要求。袁崇煥很不滿意，於是便量化任務，明文規定城牆的高度與厚度，天啟四年（公元1624），堅強堡壘寧遠最終誕生。孫承宗隨即上疏朝廷，聲稱“寧遠可戰可守”，“願用崇煥指殫力瘁心以急公”，不願用“腰纏十萬之逋臣，閉門頌經之孱膽”。 孫承宗器重袁崇煥是可以想見的。他就任之初，便上疏皇帝，條陳當時軍事指揮體制的種種弊端，主要是微觀上以文制武，將軍放不開手腳；宏觀上朝廷遙控戰守，經撫放不開手腳。有鑑於此，他主張“今天下當重將權。擇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節鉞，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見沾沾陵其上”。既然持此觀點，那麼“明決有膽略”的袁崇煥自會進入孫承宗的法眼。但久經宦海的他，並未忽視袁崇煥性格上的缺陷。激情像一枚硬幣，同時具有正反兩面。搞得不好，就會發生負面效應。孫承宗在奏疏中這樣說道：“臣非謂袁崇煥輩之慷慨，而不疑其喜事也。蓋再三駁其議以盡其任事之心”。就是說，他看出袁崇煥既有慷慨的積極一面，又有“多事”的消極一面。為了歷練他，重用歸重用，對其不成熟的意見，還是要再三反駁。 無獨有偶，關於袁崇煥，王在晉也有類似看法。只是孫承宗筆下的“多事”，在王在晉看來是“輕進”。他是這樣說的： “職屬袁崇煥膽魄稱雄，志力並矯，且其澡滌之襟期光明之心事迥迥逸群，職心重之，愛之。及崇煥對職曰：’我不惜命。‘職應之曰：’性命與封疆孰重。‘制袁崇煥輕進。職令其往前屯安插遼民，四鼓入城，夜行於荊棘，蒙茸虎狼潛伏之地，職未嘗不壯其氣，而深虞其輕進也。” 孫承宗具體都駁過袁崇煥的什麼提議，很難一一舉證，但至少後來給袁崇煥造成很大麻煩的錦州，就在其列。寧遠修成後，當年九月，孫承宗派袁崇煥和總兵馬世龍帶領一萬兩千兵馬，巡防廣寧右屯等地，類似武裝偵察。結果一路下來，都沒遇上敵軍。回來之後，袁崇煥立即建言，恢復錦州、右屯、大小凌河與松山、杏山等地的城堡。老成持重的孫承宗沒有同意。具體原因《明史》不載，但可以想見，當時的後金和孫承宗，都在試探對方。直到次年五月，火山的感覺逐漸淡漠，孫承宗才派兵分駐錦右等地，“繕城郭居之”。如此一來，寧遠再度成為內地，孫承宗、袁崇煥等人開疆將近五百里。寧遠城更是“商旅輻輳，流移駢集，遠近望為樂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