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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務正業（1）
萬曆四十六年是公元1618年。無論對於日暮途窮的大明帝國，還是蒸蒸日上的考生袁崇煥，它都是個極其吃緊極度忙活的年份。 袁崇煥遠非高仙芝那樣的帥哥。與之相反，他的容貌可能類似封常清。《崇禎長編》里記載有大學士錢龍錫的一個奏摺，內中稱袁“容貌醜陋”。此公崇禎曾經召見過，錢龍錫還敢這樣說，想必不假。張岱在《石匱書後集·袁崇煥列傳》說得更加明白：“袁崇煥短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極躁暴”。說他個子矮，長得像猴子，性格暴躁。 好在歷史從不以貌取人。袁崇煥本人也志不在此。當時擺在他跟前的頭等大事，便是趕赴省城參加當年的鄉試。鄉試秋天舉行，所謂秋闈。在此之前，該考生的科舉之路遠非一帆風順。他曾經寫過一首題為《落第》的五律，前面四句是： 遇主人多易，逢時我獨難。八千憐客路，三十尚儒冠。 浩嘆生不逢時，而立之年還空戴儒冠。 相對於袁崇煥，大明帝國需要忙活的事情更多，重中之重則是調集人馬籌措糧餉，準備對遼東用兵。因為建州女真的首領努爾哈赤，以“殺我父祖”等“七大恨”為由，當年四月十三正式起兵，向昔日的宗主國叫板，接連攻陷撫順（今遼寧撫順）和清河（今遼寧本溪東北），明軍總兵張承蔭當場陣亡。 消息傳出，“舉朝震駭”。就連立志要跟魯班叫板的萬曆帝，也深感“遼左覆軍隕將，虜勢益張，邊事十分危急”，立即派楊鎬為遼東經略，前往瀋陽組織剿滅。由於遼東明軍武備鬆弛，士氣頹靡，“累年以來，不修兵具，朽戟鈍戈，緩急不足為用，金鼓幾於絕響，偶令之截殺，股慄腕戰，面孔殊無生色”，政府只得“以傾國之兵，雲集遼瀋，又招合朝鮮、葉赫”。然而徵調來的湖廣川陝兵，情形也基本差不多，許多人“伏地哀號”，“不願出關”，甚至將領也“哭而求調”。 有錢男子漢，無錢漢子難。人頭湊齊，糧餉也得夠。當時的大明王朝早已是入不敷出，捉襟見肘，朝廷只得專門成立遼東餉司，下令全國田土除貴州以外，每畝均加征三厘五毫銀子，預計可得兩百萬兩，由各地庫房動用現存款項，解往餉司，以後徵得墊補。 當年秋天，明政府和袁崇煥所忙活的事情，全部達到預期目的：大批明軍趕到遼東，號稱四十七萬，實際有差不多十一萬；袁崇煥科場得意，順利中舉。於是接下來的萬曆四十七年，就成了決定國家和個人命運的關鍵一年，而且都在春天。袁崇煥要在春天決定命運很好理解，因為會試在春天於禮部貢院舉行，所謂“春闈”。假如順利，他將成為進士，繼續參加最高級別的殿試，從而決定自己出仕的起點高低；明朝的命運其實未必非要在春天決定，但當時的內閣只有大學士方從哲一人。作為眾矢之的，他孤獨地承受著莫大的壓力，近乎崩潰，因此儘管士氣低落、出兵條件並不成熟，他還是一再催促楊鎬動手。 於是命運之寶全部押於春天。當年二月二十九，楊鎬兵分四路，分進合擊，結果四位總兵戰死兩員，其中剩下的一個，後來也因此而自殺，他就是遼東名將李成梁的兒子李如柏；馬林雖然逃過這次，但卻沒能逃掉下回，幾年後也在開原戰死。國家完敗，自是不幸，不幸中的萬幸是個人完勝：祖籍廣東東莞、出生於廣西布政使司梧州府藤縣北門街的考生袁崇煥，蟾宮折桂高中進士。不過殿試成績一般，三甲第四十名。殿試不是淘汰賽，全部進士根據成績劃分為三個等級，所謂“三甲”。一甲三名，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賜“同進士出身”。 那一年袁崇煥三十五歲。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這個年齡拿現在看未免太老，因為官員也要吃青春飯；可在當時，還算差強人意。 一般而言，一甲進士直接授予翰林院編修，二三甲進士考選為翰林院庶吉士。殿試排名並不靠前的袁崇煥，大約考選結果也不突出，因此未能留在中央，被授予福建邵武（今福建邵武市）知縣。邵武位於閩西北、武夷山南麓，瀕臨閩江支流富屯溪，號稱“八閩屏障”，即便今天也屬福建的經濟相對薄弱區域。而翰林院庶吉士雖然也是秩微俸薄，按照時下的觀點看沒有實權，灰色收入少，但終究在天子腳下，比邵武知縣顯然要尊貴許多。 然而這對袁崇煥而言根本不成問題。他的志向遠非不痛不癢的地方官，按部就班地升遷。他身在邵武，心在遼東。幾社領袖夏允彝的《倖存錄》記載，袁崇煥“為閩中縣令，分校闈中，日呼一老兵習遼事者，與之談兵，絕不閱卷”。縣裡的童子試應當由知縣主持，但袁縣長卻不批閱試卷，每天都跟一個熟悉遼東軍情的老兵聊邊疆局勢。此舉涉嫌不務正業，但沒有證據表明縣長耽誤過莘莘學子的終身，所以也就成了歷史美談。他這樣沉醉軍事，結果還真找到了同道。後來在寧遠之戰中炮擊敵軍，一發命中“殲虜數百”的羅立乃是“閩卒”，或許就是他此間的知音。 袁崇煥在邵武期間的官聲，跟他題寫的“聚奎塔”匾額一樣出眾。這三字是他唯一可信的手跡，陰文顏體行楷，頗見功力；《邵武府志》則說他“明決有膽略，盡心民事，冤抑無不伸。”不知是否因為後來的經歷，《邵武府志》中的袁崇煥近乎俠客，幾能飛檐走壁：“嘗出救火，著靴上牆屋，如履平地”。 袁崇煥爬牆能否“如履平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邵武府志》對他性格的刻畫十分精準：“明決有膽略”。最終就是這五個字，決定了他的悲劇命運。
萬曆四十六年是公元1618年。無論對於日暮途窮的大明帝國，還是蒸蒸日上的考生袁崇煥，它都是個極其吃緊極度忙活的年份。 袁崇煥遠非高仙芝那樣的帥哥。與之相反，他的容貌可能類似封常清。《崇禎長編》里記載有大學士錢龍錫的一個奏摺，內中稱袁“容貌醜陋”。此公崇禎曾經召見過，錢龍錫還敢這樣說，想必不假。張岱在《石匱書後集·袁崇煥列傳》說得更加明白：“袁崇煥短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極躁暴”。說他個子矮，長得像猴子，性格暴躁。 好在歷史從不以貌取人。袁崇煥本人也志不在此。當時擺在他跟前的頭等大事，便是趕赴省城參加當年的鄉試。鄉試秋天舉行，所謂秋闈。在此之前，該考生的科舉之路遠非一帆風順。他曾經寫過一首題為《落第》的五律，前面四句是： 遇主人多易，逢時我獨難。八千憐客路，三十尚儒冠。 浩嘆生不逢時，而立之年還空戴儒冠。 相對於袁崇煥，大明帝國需要忙活的事情更多，重中之重則是調集人馬籌措糧餉，準備對遼東用兵。因為建州女真的首領努爾哈赤，以“殺我父祖”等“七大恨”為由，當年四月十三正式起兵，向昔日的宗主國叫板，接連攻陷撫順（今遼寧撫順）和清河（今遼寧本溪東北），明軍總兵張承蔭當場陣亡。 消息傳出，“舉朝震駭”。就連立志要跟魯班叫板的萬曆帝，也深感“遼左覆軍隕將，虜勢益張，邊事十分危急”，立即派楊鎬為遼東經略，前往瀋陽組織剿滅。由於遼東明軍武備鬆弛，士氣頹靡，“累年以來，不修兵具，朽戟鈍戈，緩急不足為用，金鼓幾於絕響，偶令之截殺，股慄腕戰，面孔殊無生色”，政府只得“以傾國之兵，雲集遼瀋，又招合朝鮮、葉赫”。然而徵調來的湖廣川陝兵，情形也基本差不多，許多人“伏地哀號”，“不願出關”，甚至將領也“哭而求調”。 有錢男子漢，無錢漢子難。人頭湊齊，糧餉也得夠。當時的大明王朝早已是入不敷出，捉襟見肘，朝廷只得專門成立遼東餉司，下令全國田土除貴州以外，每畝均加征三厘五毫銀子，預計可得兩百萬兩，由各地庫房動用現存款項，解往餉司，以後徵得墊補。 當年秋天，明政府和袁崇煥所忙活的事情，全部達到預期目的：大批明軍趕到遼東，號稱四十七萬，實際有差不多十一萬；袁崇煥科場得意，順利中舉。於是接下來的萬曆四十七年，就成了決定國家和個人命運的關鍵一年，而且都在春天。袁崇煥要在春天決定命運很好理解，因為會試在春天於禮部貢院舉行，所謂“春闈”。假如順利，他將成為進士，繼續參加最高級別的殿試，從而決定自己出仕的起點高低；明朝的命運其實未必非要在春天決定，但當時的內閣只有大學士方從哲一人。作為眾矢之的，他孤獨地承受著莫大的壓力，近乎崩潰，因此儘管士氣低落、出兵條件並不成熟，他還是一再催促楊鎬動手。 於是命運之寶全部押於春天。當年二月二十九，楊鎬兵分四路，分進合擊，結果四位總兵戰死兩員，其中剩下的一個，後來也因此而自殺，他就是遼東名將李成梁的兒子李如柏；馬林雖然逃過這次，但卻沒能逃掉下回，幾年後也在開原戰死。國家完敗，自是不幸，不幸中的萬幸是個人完勝：祖籍廣東東莞、出生於廣西布政使司梧州府藤縣北門街的考生袁崇煥，蟾宮折桂高中進士。不過殿試成績一般，三甲第四十名。殿試不是淘汰賽，全部進士根據成績劃分為三個等級，所謂“三甲”。一甲三名，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賜“同進士出身”。 那一年袁崇煥三十五歲。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這個年齡拿現在看未免太老，因為官員也要吃青春飯；可在當時，還算差強人意。 一般而言，一甲進士直接授予翰林院編修，二三甲進士考選為翰林院庶吉士。殿試排名並不靠前的袁崇煥，大約考選結果也不突出，因此未能留在中央，被授予福建邵武（今福建邵武市）知縣。邵武位於閩西北、武夷山南麓，瀕臨閩江支流富屯溪，號稱“八閩屏障”，即便今天也屬福建的經濟相對薄弱區域。而翰林院庶吉士雖然也是秩微俸薄，按照時下的觀點看沒有實權，灰色收入少，但終究在天子腳下，比邵武知縣顯然要尊貴許多。 然而這對袁崇煥而言根本不成問題。他的志向遠非不痛不癢的地方官，按部就班地升遷。他身在邵武，心在遼東。幾社領袖夏允彝的《倖存錄》記載，袁崇煥“為閩中縣令，分校闈中，日呼一老兵習遼事者，與之談兵，絕不閱卷”。縣裡的童子試應當由知縣主持，但袁縣長卻不批閱試卷，每天都跟一個熟悉遼東軍情的老兵聊邊疆局勢。此舉涉嫌不務正業，但沒有證據表明縣長耽誤過莘莘學子的終身，所以也就成了歷史美談。他這樣沉醉軍事，結果還真找到了同道。後來在寧遠之戰中炮擊敵軍，一發命中“殲虜數百”的羅立乃是“閩卒”，或許就是他此間的知音。 袁崇煥在邵武期間的官聲，跟他題寫的“聚奎塔”匾額一樣出眾。這三字是他唯一可信的手跡，陰文顏體行楷，頗見功力；《邵武府志》則說他“明決有膽略，盡心民事，冤抑無不伸。”不知是否因為後來的經歷，《邵武府志》中的袁崇煥近乎俠客，幾能飛檐走壁：“嘗出救火，著靴上牆屋，如履平地”。 袁崇煥爬牆能否“如履平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邵武府志》對他性格的刻畫十分精準：“明決有膽略”。最終就是這五個字，決定了他的悲劇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