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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敗垂成(1)

  金兵是東風無力百花殘,宋軍是滿園春色關不住。此時如果趁熱打鐵,各軍配合,在鞏固新收復的河南等地的同時,休整軍隊編練士卒,派遣有力之一部深入河北,局勢完全可能徹底改觀。南宋即便不能全面光復國土,至少可以重新獲得千餘里的戰略縱深。無論從政治還是軍事,都有大帳可算。   問題是趙構和秦檜不這麼想。   一般認為,秦檜是金國的奸細。這話恐怕經不起推敲,也有占據道德高地而居高臨下之嫌。秦檜主和,這沒有問題,但他說是金國奸細,為敵方打算,卻無道理。他在南宋高居相位,後來又長期專政,何必要出賣祖宗?那樣他能得到更高的價碼麼?他在南宋得到的一切,能在金國得到,假如得到他又願意並且適應嗎?要知道他也是讀聖賢書長大的,他習慣的文化背景還是子乎者也仁義禮智信,對於馬背民族的啖腥吃膻,至少不能馬上適應。金國拿什麼樣的價碼,才能收買到他?總不至於讓他事成之後做天子,像張邦昌和劉豫。   秦檜主和,確實與金國的主和派見解相同。他之所以持此主張,最根本的動因,還是對金軍鐵騎的恐懼。   俘虜的生活雖然不長,不過短短四年,但耳聞目睹的一切,還是足以造成強烈的心理陰影,影響他此後的行事風格與見解。昔日的皇親國戚,一朝為奴,動輒得咎,朝不保夕。凡此種種,都會不斷強化這個心理暗示:與金兵作對沒有好下場。   這一點正好與趙構契合。   對於金兵,趙構的心理陰影更加強烈。他們那一代人,完全在花天酒地脂香粉濃的氣氛中長大,根本鐵血狂飆的戰爭概念。因此起初作為人質到達金營後,刀光劍影的氛圍,過度放大了金軍的剽悍勇猛,否則後來他也不至於驚嚇到喪失男性功能的程度。他曾經給宗弼寫過這樣一封國書,很值得說說:   “天網恢恢,將安之耶?是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一併彷徨,踞天嵴地,而無所容厝,此所以朝夕偲偲然,惟翼閣下之見哀而赦之矣。”   搖尾乞憐,苦苦哀告。慢說國格,人格又何嘗存有半分。   後世評說,高宗時期有恢復之臣,而無恢復之君;孝宗時期則正好相反,有恢復之君,而無恢復之臣。孝宗之所以主戰,是因為他成長於戰爭環境,耳聞目睹總是血雨腥風,所以他已經適應,不怕。   靖康之變初期,懼怕金兵可以理解,因為宋軍承平日久,戰鬥力低下,確實不行。但問題在於,一切都會變化。   中學時期我對詭辯很有興趣,曾經節衣縮食,訂閱過《演講與口才》,夢想日後或許能成為外交家,縱橫捭闔,侃侃而談。我曾詭辯過這麼一個題目: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墨朱相近,結局如何?   這個問題應該不難,畫家的調色板都可以解決。但在當時,還是有的說。當然相似的論點伽利略早已用過。他這樣反推降落速度與重量成正比的荒謬:在鐵球上摔根羽毛,鐵球速度會因羽毛的牽引而降低,羽毛的速度則會因鐵球的拉扯而加快;但拴上羽毛後,總體重量增加,其速度應該更快。   打了十幾年,宋金兩軍的對比,其實就是這個局面。宋軍素質大大提高,金兵鬥志日益降低。宗弼與其心腹、悍將韓常夜飲時,也不得不承認:“今之南軍,其勇銳乃昔之我軍;今之我軍,其怯懦乃昔之南軍。”   這當然不是簡單的羽毛栓鐵球。野蠻對文明的侵略與殘暴,往往開局順利,而最終歸於失敗。遼金元與宋,蒙古騎兵西征,清軍對晚明,無不如此。野蠻之所以能夠順利地征服文明,是因為文明的另外一面是靡弱。換句話說,是政治意義上的君子,也可欺以其方。從歷史發展與文化傳承的角度看,這種征服與融合是必要的,彼此都可以從對方汲取營養,形成雜交優勢。   仗打到這個份上,恐金症完全沒有必要,可惜趙構與秦檜依然被自身虛構的噩夢所遮蔽,對此視而不見。   幸虧當時沒有手機和電話。否則郾城大戰也就不會上演。從岳飛接到第一道班師詔令的時間推斷,它差不多應該發於郾城大戰的同時;而就在前兩天,岳飛還上奏朝廷,興沖沖地轉告梁興等部在河北的捷報,同時表示“伏望速降指揮,令諸路之兵火急並進,庶幾早見成功。”可他等來的不是援兵,而是撤軍令;那一天是七月十八,張憲等部正在臨潁血戰,英雄楊再興已慷慨捐軀。作為一方將帥,岳飛深知當前的局面難得,人心可用,士卒可戰,實在不忍心讓將士們此前的鮮血白流,因此不肯從命,又做了最後的努力;再度上奏,言辭激烈:

  功敗垂成(2)

  “契勘金虜重兵盡聚東京,屢經敗衄,銳氣沮喪,內外震駭。聞之諜者,虜欲棄其輜重,疾走渡河。況今豪傑向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功及垂成,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   然而在先頭部隊上演朱仙鎮大捷的同時,一天之內十二道金牌接連遞到岳元帥帳前,全部是班師詔令,措辭極度嚴厲,不容稍有推遲。   所謂金牌,就是宋代的特快專遞,在一尺多長的朱漆木牌上書金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鋪。”沿途驛站使用驛馬接力傳送,不得進入遞鋪稍有停留。皇帝下發急件,全用金牌傳遞,按規定要日行五百里。臣下發往朝廷的急件,另用“急遞”,日行四百里。   十二道金牌的分量,岳飛當然清楚。身為忠臣,趙構一手提拔的大將,他對趙構心存感激,那種感激混合著對江山社稷的忠心,彼此難以辨別。而它們最後的交匯點,便是不能抗命。況且單純從軍事的角度出發,也無他法:順昌大捷後,劉錡屢次接到回師鎮江的命令,便派部分人馬護送家眷和傷員先行撤退,主力一萬多人留在順昌,既不後退,也不前出聲援;至於張俊,早就借坡下驢,溜回江南。只有韓世忠所部還在攻打淮陽軍。岳家軍屢經血戰,疲憊已極,損失也大,再這樣孤軍深入,豈能長久。   那就撤吧。儘管是十年之功、毀於一旦。   為掩護全軍安全撤退,岳飛故意虛張聲勢,下令購買布帛,製造戰具,宣稱要繼續進攻,同時暗下退軍命令:主力於七月二十一從潁昌府退到郾城,隨即與司令部一起退到蔡州;大軍從蔡州南撤鄂州的同時,七月二十七,岳飛率兩千騎兵取道順昌府渡淮,前往行在奏事。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趙構接到郾城大捷和第二封反對班師的表章後,內心有所觸動,七月二十五日,即岳家軍已經南撤後的第四天,楊沂中率領殿前司軍奉命從臨安開赴淮南西路,趙構同時給岳飛遞發手詔,令他“且留京西,伺賊意向,為牽制之勢”。但岳飛收到時,已經在趕往臨安的半路上;此間他多次接到詔書以及三省公文,內容前後矛盾,但最終還是令他前往行在。   剛剛收復的失地,很快便再度淪陷。就在那一年,在今天濟南市歷城區遙牆鎮的四風閘村,一位跟岳飛同樣壯志難伸的抗金將才呱呱墜地,他就是辛棄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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