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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經濟增長率大幅度提高，出口額迅速增加，而物價卻又相當穩定，故第二階段是台灣經濟建設的黃金時期。
這個時期，蔣介石主持台灣當局的工作，對建設台灣，發展台灣生產力是有重大貢獻的。台人民的生產水平和生活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台灣當局也得到民眾的擁護。
1949年4月，蔣政府在台灣推行“三七五”減租政策。減租平均租率為48．63％；減租後租率一律為37．5％，租農收入大大增加。由於租率的降低，使得租地契約激增，很多無地佃農能夠租地耕種。同時，全島地價下跌，水田平均下跌19．4％，旱田平均下跌42．3％。這樣，佃農收入又增加了11．13％。佃農收入的增加，促其購買土地。1949年佃農購地戶數為1722戶；1953年，購地戶數增到28960戶。
1951年1月31日，蔣下令在全島實行土改，1972年基本完。成。至此，台灣自耕農已占農戶總數78%。從此台灣農業“{現欣欣向榮的景象，為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台灣的工業發展成就是非常顯著的，也是巨大的。從1961年到1972年間，其主要成就統計如下：
第59章 建設台灣(3)
1961年農業總產值為一百七十八億七千二百萬美元，占島內生產淨額新台幣五百六十八億八千九百萬元的31．4％。工業產值為一百四十二億四千萬元，占25％。服務業產值為二百四十七億七千七百萬元，占43．6％。到1972年，以是比例發生了重大變化：農業為14．1％；工業為40．4％；服務業為55．5％。這種轉變，是從1963年開始的。
工業中的資本結構，1969年至1972年，製造業占工業資本的85．8％。其次為公用事業，占10．6％；製造業占2．77％，礦業占4．62％。
此十年間，工業平均增長率為每年16．7％，居世界增長率之首位。農業部門增長率為4．7％。工業中的製造業增長最快，平均年增長率為18．5％，公用事業年增長13％；礦業年增長為4．3％。
製造業的特點是：先輕工業，後重工業。重點增加加工工業的出口。這是台灣工業迅速發展的關鍵所在。
工業生產中的另一個重大特點是民營或私營企業為台省經濟的主體。農業也是如此。1961年，製造業中民營生產54．7％；公營占45．3％。到1972年，民營生產占86％；公營占14％。除水電、煤氣主要為公營（99．8％）以外，礦業也以民營為主體，1972年占84．2％。
重工業比重日益上升。1961年輕工業占56．43％；重工業占43．57％。1972年輕工業占42．44％；而重工業則占57．55％。重工業已成為台灣工業的主體部分。
從此，台灣被視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成為少數新興的工業地區。各國相繼與台灣斷交後，台貿易並未受到影響。
由於經濟的迅速發展，台灣的教育事業，也有較快的發展。文盲於1961年的比率為25．9％，至1972年已下降為13．3％。受高等教育的比率也有較多提高。專科以上者，1961年人口比率為1．9％，至1972年提高為4．4％。1979年大專院校學生增長為三十二萬九千餘人。高校一百餘所。自1950年到1979年，出國留學者為五萬七千餘人。
受中等教育者，占人口比率由36．28％上升為76．11％。
1967年10月，實行學童義務教育六年。學費全免，教材由政府供應。因此，學童教育幾乎完全普及全台。占學齡兒童的98％。此數很高，居亞洲第二位。
初中學費全免。小學入初中不用考試。
教育經費，從1950年的1．7％，上升到1971年占總支出的17．6％。
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台當局實行“均與富”的政策。
蔣介石本民生主義宗旨，在發展國民經濟方面是以“均與富”為宗旨的。即在經濟發展中既注意發展、致富，又注意分配平均化，不使社會上貧富懸殊。
1953年台省民眾所得的差距相當懸殊。據張果為教授在農復會贊助下所作的《台灣省家計收支調查》統計，台省有75%的家庭所得低於平均所得。其僅占總得的35％左右。最高所得者的家庭之所得數與最低收入家庭收入的比例，是十六比一。可見貧富之差是很大的。
1960年，張教授又主持一次家庭收支調查。這次數據略有變化。最高收入的家庭和最低收入的家庭收入之比，已變為九比一，差額大大縮小了。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也從原先占總收入的45％下降為35．83％。1972年，最高收入家庭和最低收入之比已變成四比一。這種貧富差別的縮小，是台灣社會基本安定的保證。
蔣介石逝世
1971年，發生了一些重大國際事件，使蔣受到一次次的沉重打擊。
4月，美國桌球隊應中華人民共和國乒隊之邀，自東京到北京訪問，雙方展開桌球外交。蔣為此深感不安。他對美國訪台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談話時，警告了美國輿論界，並要自由國家政府和人民不上中共的當。他說：
“中共最近數月所展開的笑臉宣傳，依本人看，只是一種欺詐的戰略，共產黨的基本陰謀並未改變，而且永遠不會改變。本人竭誠希望自由國家的政府與人民張開眼睛，窺見這些事實，切勿為中共的和平攻勢所誘而墜入陷井。印度、印尼與加納的慘痛經驗，吾人記憶猶新，歷歷仍在眼前。”
5月，日本商務大臣在國會中聲明，日本政府將不再受“吉田信函”約束，即將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輸出重型工業設施和產品。尼克森於1969年1月，就任美國總統。當時他即表示“對中國大陸的政策，將為美國新的外交政策的主要部分。”他又指示國家安全會議重新研究對華政策，提出世界均勢論。
這個時期，蔣介石主持台灣當局的工作，對建設台灣，發展台灣生產力是有重大貢獻的。台人民的生產水平和生活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台灣當局也得到民眾的擁護。
1949年4月，蔣政府在台灣推行“三七五”減租政策。減租平均租率為48．63％；減租後租率一律為37．5％，租農收入大大增加。由於租率的降低，使得租地契約激增，很多無地佃農能夠租地耕種。同時，全島地價下跌，水田平均下跌19．4％，旱田平均下跌42．3％。這樣，佃農收入又增加了11．13％。佃農收入的增加，促其購買土地。1949年佃農購地戶數為1722戶；1953年，購地戶數增到28960戶。
1951年1月31日，蔣下令在全島實行土改，1972年基本完。成。至此，台灣自耕農已占農戶總數78%。從此台灣農業“{現欣欣向榮的景象，為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台灣的工業發展成就是非常顯著的，也是巨大的。從1961年到1972年間，其主要成就統計如下：
第59章 建設台灣(3)
1961年農業總產值為一百七十八億七千二百萬美元，占島內生產淨額新台幣五百六十八億八千九百萬元的31．4％。工業產值為一百四十二億四千萬元，占25％。服務業產值為二百四十七億七千七百萬元，占43．6％。到1972年，以是比例發生了重大變化：農業為14．1％；工業為40．4％；服務業為55．5％。這種轉變，是從1963年開始的。
工業中的資本結構，1969年至1972年，製造業占工業資本的85．8％。其次為公用事業，占10．6％；製造業占2．77％，礦業占4．62％。
此十年間，工業平均增長率為每年16．7％，居世界增長率之首位。農業部門增長率為4．7％。工業中的製造業增長最快，平均年增長率為18．5％，公用事業年增長13％；礦業年增長為4．3％。
製造業的特點是：先輕工業，後重工業。重點增加加工工業的出口。這是台灣工業迅速發展的關鍵所在。
工業生產中的另一個重大特點是民營或私營企業為台省經濟的主體。農業也是如此。1961年，製造業中民營生產54．7％；公營占45．3％。到1972年，民營生產占86％；公營占14％。除水電、煤氣主要為公營（99．8％）以外，礦業也以民營為主體，1972年占84．2％。
重工業比重日益上升。1961年輕工業占56．43％；重工業占43．57％。1972年輕工業占42．44％；而重工業則占57．55％。重工業已成為台灣工業的主體部分。
從此，台灣被視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成為少數新興的工業地區。各國相繼與台灣斷交後，台貿易並未受到影響。
由於經濟的迅速發展，台灣的教育事業，也有較快的發展。文盲於1961年的比率為25．9％，至1972年已下降為13．3％。受高等教育的比率也有較多提高。專科以上者，1961年人口比率為1．9％，至1972年提高為4．4％。1979年大專院校學生增長為三十二萬九千餘人。高校一百餘所。自1950年到1979年，出國留學者為五萬七千餘人。
受中等教育者，占人口比率由36．28％上升為76．11％。
1967年10月，實行學童義務教育六年。學費全免，教材由政府供應。因此，學童教育幾乎完全普及全台。占學齡兒童的98％。此數很高，居亞洲第二位。
初中學費全免。小學入初中不用考試。
教育經費，從1950年的1．7％，上升到1971年占總支出的17．6％。
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台當局實行“均與富”的政策。
蔣介石本民生主義宗旨，在發展國民經濟方面是以“均與富”為宗旨的。即在經濟發展中既注意發展、致富，又注意分配平均化，不使社會上貧富懸殊。
1953年台省民眾所得的差距相當懸殊。據張果為教授在農復會贊助下所作的《台灣省家計收支調查》統計，台省有75%的家庭所得低於平均所得。其僅占總得的35％左右。最高所得者的家庭之所得數與最低收入家庭收入的比例，是十六比一。可見貧富之差是很大的。
1960年，張教授又主持一次家庭收支調查。這次數據略有變化。最高收入的家庭和最低收入的家庭收入之比，已變為九比一，差額大大縮小了。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也從原先占總收入的45％下降為35．83％。1972年，最高收入家庭和最低收入之比已變成四比一。這種貧富差別的縮小，是台灣社會基本安定的保證。
蔣介石逝世
1971年，發生了一些重大國際事件，使蔣受到一次次的沉重打擊。
4月，美國桌球隊應中華人民共和國乒隊之邀，自東京到北京訪問，雙方展開桌球外交。蔣為此深感不安。他對美國訪台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談話時，警告了美國輿論界，並要自由國家政府和人民不上中共的當。他說：
“中共最近數月所展開的笑臉宣傳，依本人看，只是一種欺詐的戰略，共產黨的基本陰謀並未改變，而且永遠不會改變。本人竭誠希望自由國家的政府與人民張開眼睛，窺見這些事實，切勿為中共的和平攻勢所誘而墜入陷井。印度、印尼與加納的慘痛經驗，吾人記憶猶新，歷歷仍在眼前。”
5月，日本商務大臣在國會中聲明，日本政府將不再受“吉田信函”約束，即將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輸出重型工業設施和產品。尼克森於1969年1月，就任美國總統。當時他即表示“對中國大陸的政策，將為美國新的外交政策的主要部分。”他又指示國家安全會議重新研究對華政策，提出世界均勢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