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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曉寧： 漢族為什麼跟匈奴打仗？兩邊市場貿易一停就會打起來。不交易，漢族這邊即便沒有皮子穿，沒有牛奶喝，也不會著大急。但匈奴人連糧都沒有了，鹽都沒了，他不劫掠沒法生存。
王建：北方匈奴是在發生自然災害，草木枯黃，牲口死了，沒飯吃了，才到漢族地區來劫掠。
李曉寧： 生地開成熟地要好幾年。遊牧民族，草一吃完趕緊走，一走就到人家區域，去了倆人就打。更符合自然狀態，劫掠性非常強，英國人的特點就是這個。
文明衝突不能狹隘地理解為宗教衝突(2)
喬良：我理解的文明從根本上講正是你們描述的這些景象，其實就是生存方式。
李曉寧： 幾千年來我們的文明一脈相承。我們是天朝大國，一家獨大，沒有多少結盟的歷史和經驗。然而，自西方列強打進中國這100多年來，面對這變化的世界，中國在外交結盟方面走了一條崎嶇的路。毛主席在外交結盟或背盟上作出了重大的貢獻，開創了全新的格局。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這也是一大貢獻。
但在歐盟的設計中，就不是最高政治領袖來設計, 歐盟組成線路的幾個設計者，都是像艾波爾曼這樣的人，而不是席哈克。席哈克這些人一天處理公事都處理不過來，是艾波爾曼這些人把這個一點點做起來。
王湘穗：文明是一種生存方式。
王建： 古代就是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在中國是農業文明，羅馬民族也是農業文明，所有農業文明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包括飲食習慣，比如中國人和義大利都喜歡吃麵條，喜歡吃餅等麵食。農耕文明高出遊牧文明，對付遊牧民族的最好辦法，就是築城牆把他攔在外面。
比如中國就是修長城，從戰國一直到明都在修。而在羅馬帝國時代，當時凱撒派了他手下的一員大將，叫米利其安，在多瑙河和萊茵河中間的地方，帶了幾萬士兵，築了土城牆，跟咱們元大都的土城一樣，高3米，把哥特人擋在北方，這是農業民族對遊牧民族最有效的防禦方式。
喬良： 對歷史，我一直有一種不能說有多少論據的猜想，就是在古代，開化民族總是終結於野蠻民族或者說後起民族的顛覆。中國有夏商周的更迭，元明清的交替，西方有亞歷山大對古波斯的征服。古羅馬的崛起與古埃及的衰落，以及哥特人對羅馬帝國的顛覆，無不如此。而每一個後起民族，一旦建立起一個新的帝國，並充分吸納了被它征服的文明或被這一文明同化之後，一般都會在短暫的強大之後走向腐敗，走向衰落。其中一個不為人窺破的秘密是：開化民族通常都是在它開始驕奢淫逸、腐敗墮落時，才會被後起民族所擊敗、所取代，而後起民族在取代之時，往往把前者的腐敗方式也如同遺傳密碼般一併繼承下來，最終成為它走向衰敗、從而導致它被更新的蠻族所顛覆取代的潛在原因，這差不多成了古代國家（不分中外）的一條規律。但有意思的是，西方工業革命發生，使英國成為當時最開化的國家之後，這一規律似乎反了過來，變成了文明開化國家對落後野蠻國家的征服和顛覆。落後就要挨打，成了一條新規律。現在，美國成了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我們正在親歷它用自身的文明和強大去顛覆其他國家的過程。這兩種截然相反的歷史現象，似乎在暗合一個哲學的命題：二律背反。
李曉寧： 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最大的不同在哪兒？農耕民族一般不大規模地拓殖，安土重遷，因為資源穩定。而遊牧民族一定要拓殖，因為資源不夠。進入工業化以後，也是因為資源不夠，歐洲才向外大肆擴張。英國本土有多少煤礦？能產多少羊毛？工業化後生產效率大大提高，你就得往外發展。我們的人口主要在長江、黃河、松花江、珠江流域居住。這裡的農業資源是全世界最好的。現在我們碰到最大的問題，是我們農村城市化的問題。我們也開始大規模工業化了。真正大規模工業化是改革開放的20年。現在步子越來越大，資源和市場就顯得很不夠了。怎麼辦呢？我看經濟結盟是一條出路。我們以前一直沒有與其他國家有過大規模經濟結盟的歷史。歷史上不管鄭和還是張騫都不是為了經濟利益而走出去的。張騫為了防止匈奴襲擊而出西域尋找大月氏，最後也沒找到。鄭和下南洋是為尋找建文帝，以防其復辟。當然經濟結盟與政治結盟是相關的。
喬良：拿破崙說過一句話，假如你的劍不夠長，就往前跨一步，結盟要乾的就這個事。
李曉寧： 中國終於加入這個變化的國際關係中去了。原來我們封閉自己，認為我們的資源足夠了。形成了我們不必往外走，外面的人也別進來的狀態。現在被工業化給打破了。
王湘穗： 如果把文明看做生存方式，那麼不論是歐美矛盾，或者是歐美與東亞哪一極的矛盾，都不是文明衝突，因為大家都是在追求貨幣霸權，是同一種生存方式，都是按虛擬經濟這套遊戲規則來生存和競爭，我們在文明上沒衝突了，再怎麼鬧也是你文明內部的事。也可以說這就是包容更廣泛的全球化文明。文明開始同質化，文明再要前進就是邊緣對於中心的顛覆，東亞現在處在邊緣上，東亞進入核心圈後，還有其他的邊緣性力量會顛覆文明中心的基本規則。
喬良： 也許和長時間從事文學寫作有關，我意識到一部文明史就是蠻族顛覆開化民族，從而形成新的文明的歷史，是從閱讀文學史時開始的，文學史的每一個進步，幾乎都是民間文學包括口頭傳承俚詞俗曲對正統文學的改造和顛覆，然后豐富整個文學，形成新的文學史，文明似乎也是這麼一個過程。
王建：北方匈奴是在發生自然災害，草木枯黃，牲口死了，沒飯吃了，才到漢族地區來劫掠。
李曉寧： 生地開成熟地要好幾年。遊牧民族，草一吃完趕緊走，一走就到人家區域，去了倆人就打。更符合自然狀態，劫掠性非常強，英國人的特點就是這個。
文明衝突不能狹隘地理解為宗教衝突(2)
喬良：我理解的文明從根本上講正是你們描述的這些景象，其實就是生存方式。
李曉寧： 幾千年來我們的文明一脈相承。我們是天朝大國，一家獨大，沒有多少結盟的歷史和經驗。然而，自西方列強打進中國這100多年來，面對這變化的世界，中國在外交結盟方面走了一條崎嶇的路。毛主席在外交結盟或背盟上作出了重大的貢獻，開創了全新的格局。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這也是一大貢獻。
但在歐盟的設計中，就不是最高政治領袖來設計, 歐盟組成線路的幾個設計者，都是像艾波爾曼這樣的人，而不是席哈克。席哈克這些人一天處理公事都處理不過來，是艾波爾曼這些人把這個一點點做起來。
王湘穗：文明是一種生存方式。
王建： 古代就是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在中國是農業文明，羅馬民族也是農業文明，所有農業文明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包括飲食習慣，比如中國人和義大利都喜歡吃麵條，喜歡吃餅等麵食。農耕文明高出遊牧文明，對付遊牧民族的最好辦法，就是築城牆把他攔在外面。
比如中國就是修長城，從戰國一直到明都在修。而在羅馬帝國時代，當時凱撒派了他手下的一員大將，叫米利其安，在多瑙河和萊茵河中間的地方，帶了幾萬士兵，築了土城牆，跟咱們元大都的土城一樣，高3米，把哥特人擋在北方，這是農業民族對遊牧民族最有效的防禦方式。
喬良： 對歷史，我一直有一種不能說有多少論據的猜想，就是在古代，開化民族總是終結於野蠻民族或者說後起民族的顛覆。中國有夏商周的更迭，元明清的交替，西方有亞歷山大對古波斯的征服。古羅馬的崛起與古埃及的衰落，以及哥特人對羅馬帝國的顛覆，無不如此。而每一個後起民族，一旦建立起一個新的帝國，並充分吸納了被它征服的文明或被這一文明同化之後，一般都會在短暫的強大之後走向腐敗，走向衰落。其中一個不為人窺破的秘密是：開化民族通常都是在它開始驕奢淫逸、腐敗墮落時，才會被後起民族所擊敗、所取代，而後起民族在取代之時，往往把前者的腐敗方式也如同遺傳密碼般一併繼承下來，最終成為它走向衰敗、從而導致它被更新的蠻族所顛覆取代的潛在原因，這差不多成了古代國家（不分中外）的一條規律。但有意思的是，西方工業革命發生，使英國成為當時最開化的國家之後，這一規律似乎反了過來，變成了文明開化國家對落後野蠻國家的征服和顛覆。落後就要挨打，成了一條新規律。現在，美國成了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我們正在親歷它用自身的文明和強大去顛覆其他國家的過程。這兩種截然相反的歷史現象，似乎在暗合一個哲學的命題：二律背反。
李曉寧： 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最大的不同在哪兒？農耕民族一般不大規模地拓殖，安土重遷，因為資源穩定。而遊牧民族一定要拓殖，因為資源不夠。進入工業化以後，也是因為資源不夠，歐洲才向外大肆擴張。英國本土有多少煤礦？能產多少羊毛？工業化後生產效率大大提高，你就得往外發展。我們的人口主要在長江、黃河、松花江、珠江流域居住。這裡的農業資源是全世界最好的。現在我們碰到最大的問題，是我們農村城市化的問題。我們也開始大規模工業化了。真正大規模工業化是改革開放的20年。現在步子越來越大，資源和市場就顯得很不夠了。怎麼辦呢？我看經濟結盟是一條出路。我們以前一直沒有與其他國家有過大規模經濟結盟的歷史。歷史上不管鄭和還是張騫都不是為了經濟利益而走出去的。張騫為了防止匈奴襲擊而出西域尋找大月氏，最後也沒找到。鄭和下南洋是為尋找建文帝，以防其復辟。當然經濟結盟與政治結盟是相關的。
喬良：拿破崙說過一句話，假如你的劍不夠長，就往前跨一步，結盟要乾的就這個事。
李曉寧： 中國終於加入這個變化的國際關係中去了。原來我們封閉自己，認為我們的資源足夠了。形成了我們不必往外走，外面的人也別進來的狀態。現在被工業化給打破了。
王湘穗： 如果把文明看做生存方式，那麼不論是歐美矛盾，或者是歐美與東亞哪一極的矛盾，都不是文明衝突，因為大家都是在追求貨幣霸權，是同一種生存方式，都是按虛擬經濟這套遊戲規則來生存和競爭，我們在文明上沒衝突了，再怎麼鬧也是你文明內部的事。也可以說這就是包容更廣泛的全球化文明。文明開始同質化，文明再要前進就是邊緣對於中心的顛覆，東亞現在處在邊緣上，東亞進入核心圈後，還有其他的邊緣性力量會顛覆文明中心的基本規則。
喬良： 也許和長時間從事文學寫作有關，我意識到一部文明史就是蠻族顛覆開化民族，從而形成新的文明的歷史，是從閱讀文學史時開始的，文學史的每一個進步，幾乎都是民間文學包括口頭傳承俚詞俗曲對正統文學的改造和顛覆，然后豐富整個文學，形成新的文學史，文明似乎也是這麼一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