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2頁
此外，當越南急需鋪設輸油管道時，中國政府決定推遲國內在建的輸油管工程，把油管優先供給越南使用，保證了越南近千公里輸油管道系統在1971年安裝完畢。以前越南的油料運輸主要是用油罐車，而美國飛機在1970年至1971年旱季的轟炸，使越南運輸車損失多達4000輛。由於使用了輸油管道，同期運往南方的汽油量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比上年度增加了10倍。[29]
在1971年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中國確定了進一步加強援越的方針。周恩來提出：“中國人民不惜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隨後，周恩來訪問越南，並在群眾大會上發表講話：“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以崇高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教育我們：如果我們中間有誰講出不能幫助越南人民抗美救國鬥爭的話，那就是叛變，就是背叛革命。”[30]
同月，越南副總理黎清毅訪華，提出增加12個新的成套項目援助（約合人民幣1.5億元）的要求。外交部和外貿部認為，“根據中央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國戰爭的精神，對越方提出的12個項目，除個別項目尚需進一步研究外，原則上應儘量予以滿足。”[31]
不難判斷，此期支持越南抗戰仍然是中國外交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沒有因中美關係的發展讓中越關係受到任何損害。但同時，中國的做法也的確為繼續打開中美關係留有餘地。可以證明這一點的明顯事例是，在1971年2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譴責南越軍隊入侵寮國的當天，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對挪威駐華大使說，由於印度支那戰爭，中國不可能恢復華沙會談，但遲早是要坐下來談的。喬還特意要求提請美國方面注意這段話。當美國發表聲明，努力使中國理解在寮國的有限目的，並在一個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式稱呼後，基辛格注意到周恩來3月初訪問河內時對美國表現的克制態度：“絲毫沒有對尼克森進行人身攻擊，或威脅說中國要進行干涉”。[32]
拒絕施壓，對巴黎和談採取不干預政策
（1971年4月至1972年3月）
此期，通過高層接觸，中美關係穩定發展，上海公報的發表標誌中美之間實現了和解。在越戰問題上，中國拒絕向河內施加壓力，幫助美國從越南脫身，而是繼續組織大規模援越，同時對巴黎和談採取不干預政策。除了堅決反對越南向蘇聯靠近，北京沒有因為中美關係發展而改變對越外交的基本方針。
1971年4月，毛澤東和周恩來導演的桌球外交轟動了全世界，隨後，尼克森轉達了親自訪華的口信，並提議由基辛格作為特使先行秘密來華舉行預備會議，中美關係有了突破性進展。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9日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反映了此時中國調整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報告在回顧幾年來中美關係解凍的歷程後，提出了接待基辛格和尼克森的各種對策：一、美國一切武裝力量和專用軍事設施，應規定期限從中國的台灣省和台灣海峽地區撤走。這是恢復中美兩國關係的關鍵問題。二、台灣是中國領土，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外人不容干預。要嚴防日本軍國主義在台灣的活動。三、我力爭和平解放台灣，對台工作要認真進行。四、堅決反對進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活動。五、如因前三條尚未完全實現，中美不便建交，可在雙方首都建立聯絡機構。六、我不主動提聯合國問題。七、我不主動提中美貿易問題。八、中國政府主張美國武裝力量應從印度支那三國、朝鮮、日本和東南亞有關各國撤走，以保證遠東和平。考慮到美國反對黨的存在，報告認為，即使上述各項“完全談不攏，使尼克森的訪問成為不可能，這對我們並無損害”。報告最後專門提到了中美會談是否會有礙印度支那抗美戰爭和巴黎談判的問題，認為“這可能有一時波動，但談清楚了會更有助於印支抗戰和巴黎談判，因為尼克森已認清美蘇爭霸的焦點在中東和歐洲，還不是遠東。中美會談如有進展，必將有助於撤軍和巴黎談判。即使步驟有先後，也更利於支援印支抗戰”。報告認為，印支三國人民只要堅持持久戰，各方再予大力支援，必能獲得最後勝利。[33]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政府在解決與美國關係的各項考慮中，台灣問題占主導地位，即使涉及到越南問題，也認為中美緩和對越南是有利無害的。中國似乎還未了解美國在越南問題上對中國的希望，也沒有認真考慮中美和解與越南戰爭之間的關係。
當基辛格於1971年7月9日在章文晉的護送下由巴基斯坦秘密飛往北京時，在美國的議程安排中，除了重申美中和解的戰略基礎，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印支戰爭。基辛格把與周恩來會談的更多時間花在解釋美國的印度支那政策上，顯然是試圖讓北京說服河內加速和平談判的進程。為了把中國解決台灣問題的願望與美國結束越戰的願望聯繫起來，基辛格告訴中國人，越戰結束後，美國準備在短期內從台灣撤走三分之二的軍隊。但周恩來聲稱全不知情，採取了迴避的態度，既沒有答應敦促越南改變其談判立場，對基辛提出的促使河內改變戰俘政策的請求更是置之不理。以至後來基辛格向尼克森報告時認為：“深刻的分歧和多年的隔絕使我們與中國人之間的距離很大”，在總統訪華之前或期間，“他們在台灣問題和其他重大問題上將會是強硬的”。[34]
在1971年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中國確定了進一步加強援越的方針。周恩來提出：“中國人民不惜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隨後，周恩來訪問越南，並在群眾大會上發表講話：“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以崇高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教育我們：如果我們中間有誰講出不能幫助越南人民抗美救國鬥爭的話，那就是叛變，就是背叛革命。”[30]
同月，越南副總理黎清毅訪華，提出增加12個新的成套項目援助（約合人民幣1.5億元）的要求。外交部和外貿部認為，“根據中央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國戰爭的精神，對越方提出的12個項目，除個別項目尚需進一步研究外，原則上應儘量予以滿足。”[31]
不難判斷，此期支持越南抗戰仍然是中國外交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沒有因中美關係的發展讓中越關係受到任何損害。但同時，中國的做法也的確為繼續打開中美關係留有餘地。可以證明這一點的明顯事例是，在1971年2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譴責南越軍隊入侵寮國的當天，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對挪威駐華大使說，由於印度支那戰爭，中國不可能恢復華沙會談，但遲早是要坐下來談的。喬還特意要求提請美國方面注意這段話。當美國發表聲明，努力使中國理解在寮國的有限目的，並在一個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式稱呼後，基辛格注意到周恩來3月初訪問河內時對美國表現的克制態度：“絲毫沒有對尼克森進行人身攻擊，或威脅說中國要進行干涉”。[32]
拒絕施壓，對巴黎和談採取不干預政策
（1971年4月至1972年3月）
此期，通過高層接觸，中美關係穩定發展，上海公報的發表標誌中美之間實現了和解。在越戰問題上，中國拒絕向河內施加壓力，幫助美國從越南脫身，而是繼續組織大規模援越，同時對巴黎和談採取不干預政策。除了堅決反對越南向蘇聯靠近，北京沒有因為中美關係發展而改變對越外交的基本方針。
1971年4月，毛澤東和周恩來導演的桌球外交轟動了全世界，隨後，尼克森轉達了親自訪華的口信，並提議由基辛格作為特使先行秘密來華舉行預備會議，中美關係有了突破性進展。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9日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反映了此時中國調整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報告在回顧幾年來中美關係解凍的歷程後，提出了接待基辛格和尼克森的各種對策：一、美國一切武裝力量和專用軍事設施，應規定期限從中國的台灣省和台灣海峽地區撤走。這是恢復中美兩國關係的關鍵問題。二、台灣是中國領土，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外人不容干預。要嚴防日本軍國主義在台灣的活動。三、我力爭和平解放台灣，對台工作要認真進行。四、堅決反對進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活動。五、如因前三條尚未完全實現，中美不便建交，可在雙方首都建立聯絡機構。六、我不主動提聯合國問題。七、我不主動提中美貿易問題。八、中國政府主張美國武裝力量應從印度支那三國、朝鮮、日本和東南亞有關各國撤走，以保證遠東和平。考慮到美國反對黨的存在，報告認為，即使上述各項“完全談不攏，使尼克森的訪問成為不可能，這對我們並無損害”。報告最後專門提到了中美會談是否會有礙印度支那抗美戰爭和巴黎談判的問題，認為“這可能有一時波動，但談清楚了會更有助於印支抗戰和巴黎談判，因為尼克森已認清美蘇爭霸的焦點在中東和歐洲，還不是遠東。中美會談如有進展，必將有助於撤軍和巴黎談判。即使步驟有先後，也更利於支援印支抗戰”。報告認為，印支三國人民只要堅持持久戰，各方再予大力支援，必能獲得最後勝利。[33]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政府在解決與美國關係的各項考慮中，台灣問題占主導地位，即使涉及到越南問題，也認為中美緩和對越南是有利無害的。中國似乎還未了解美國在越南問題上對中國的希望，也沒有認真考慮中美和解與越南戰爭之間的關係。
當基辛格於1971年7月9日在章文晉的護送下由巴基斯坦秘密飛往北京時，在美國的議程安排中，除了重申美中和解的戰略基礎，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印支戰爭。基辛格把與周恩來會談的更多時間花在解釋美國的印度支那政策上，顯然是試圖讓北京說服河內加速和平談判的進程。為了把中國解決台灣問題的願望與美國結束越戰的願望聯繫起來，基辛格告訴中國人，越戰結束後，美國準備在短期內從台灣撤走三分之二的軍隊。但周恩來聲稱全不知情，採取了迴避的態度，既沒有答應敦促越南改變其談判立場，對基辛提出的促使河內改變戰俘政策的請求更是置之不理。以至後來基辛格向尼克森報告時認為：“深刻的分歧和多年的隔絕使我們與中國人之間的距離很大”，在總統訪華之前或期間，“他們在台灣問題和其他重大問題上將會是強硬的”。[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