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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所以反對和談，在更大程度上是擔心蘇聯在印度支那地區擴大影響。1969年4月12日，周恩來告誡越南人，“不能過於依賴其他國家的武器裝備援助”，還說，中國過去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依靠他國，特別是蘇聯，結果當蘇聯停止援助時，給中國造成極大的困難。“你們應在長期的戰爭中，嚴格遵守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針對蘇聯武器比較先進，適合于越南發動大規模作戰的情況，中國領導人特意指出，目前組織大規模戰役是不可行的。[18]
幾天以後，周恩來在勸告范文同等人要警惕和談陰謀時，又特別指出依賴蘇聯援助的危險性：“和談期間，如果你們不接受蘇聯的意見，他們就會切斷對你們的援助（或許你們比我們更了解這一點）。蘇聯會施加壓力，迫使你們在不需要談的時候，或是在他們確認一個中立國政府並與之秘密接觸時，進行談判。如果發生這種情況，越南黨和人民將處於何種形勢之中？你們應該好好想想。蘇聯談什麼和平、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他們是要維護他們自己的利益。我還是堅持早些時候我與范文同和十菊說的話，你們應少花些外國的錢，少把正式時間耗費在巴黎和談上。”[19]
對于越南派學生到蘇聯學習，中國也表示不安。周恩來後來對范文同說，“我們認為在越南訓練你們的學生比把他們送到歐洲去更好些，因為那裡的生活方式不同，年輕人會受到其他思想的影響，這會在他們返回時給我們造成困難。因此你們不應該把他們送往國外。我們可以派教員到越南去對他們進行教育。”[20]
河內對中國的全面支持固然滿意，但為了得到更多的援助，並平衡與中國和蘇聯的關係，越南主張“加強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特別是希望中蘇能夠聯合起來，共同援越。[21]
中國對此明確表示反對。1971年3月初周恩來率黨政代表團訪越，專門談到同蘇聯搞所謂“聯合行動”的問題。周恩來表示：中國不贊成把別的國家的問題服從於自己國家的外交政策。周恩來說：“蘇聯希望建立一個聯合陣線，在這個陣線中我們都必須聽他的。”“如果我們站到蘇聯一邊，他們就會控制我們。”同時，對范文同提出的由中國挑頭組織反美日聯盟陣線的建議，周恩來也未表示響應。[22]
這一時期，為了抵消蘇聯的影響，中國沒有因開展對美外交而減少對越援助。如果說前幾年中國因反對一切修正主義的激進思潮以及越南與蘇聯日益接近有所不滿的話，[23]
那麼在中蘇之間發生軍事衝突，特別是越南黨內親華派代表人物胡志明去世以後，印度支那地區對於中國安全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因而中國對越南的援助也有了明顯加強。毛澤東在1969年9月底會見以范文同為首的越南黨政代表團時表示，中國可將廣東、廣西、雲南、湖南四個省區作為援越的基地。隨後，這些省區便“聞風而動”，成立了援越小組，並立即著手與越南的受援省洽談援助項目。其中確定的援越項目有：廣東援助廣寧省20個，廣西援助諒山省13個和高平省12個，雲南援助老街13個、萊州15個、河江12個，湖南援助和平省16個。[24]
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隨著中美關係不斷走向和解，中國的越南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反而日益加強。1970年9月17日周恩來在與范文同談到中越合作關係時說：“毛澤東同志經常提醒我們要了解你們的困難，由於我們之間的關係是前方與後方的關係，因此這些困難也就是我們的困難。我必須明確地說，我們必須基本上滿足你們的要求。……從現在起，如果有新的困難產生，希望你們通告我們，我們將盡最大的力量幫助你們。”周恩來還告訴范文同，對于越南定購的一些已經過時的武器，中國主動進行了改進。[25]
兩個月後，外交部就援助越南南方受災五省問題建議以中國紅十字會名義向越南南方解放紅十字會捐贈價值200萬元人民幣的物資。毛澤東親自批示將援助額度增至500萬元。[26]
同年11月，中國外貿部給所屬各公司下達了1971年對越南無償援助物資的清單，要求抓緊落實，其中急需的物資“應積極設法早日交貨”。[27]
1970年下半年，美國在對越南北方海域實行嚴密封鎖的同時，加緊轟炸作為支援南方抵抗力量“生命線”的胡志明小道，每天僅向這裡投彈就達3000至3500噸。在越南抗美救國戰爭進入最艱苦的時刻，周恩來派對外經濟聯絡部部長方毅率工作組赴越，了解越南的戰時需要。工作組回國後提出建議：為了有效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鬥爭，凡中國援建的受到戰爭破壞的項目，應積極地有計劃有步驟地幫助恢復，恢復項目一定要搶時間，要在設備材料供應方面給以優先保證；對越方提出的確實急需的新項目，也要積極承擔；為了保證交通運輸的暢通，越方築路急需的機械要配套供應。這些建議經中央批准，在以後的援越工作中得以實施。當美國加緊轟炸“胡志明小道”，中國的援越物資不能及時運送到越南南方前線時，周恩來又派對外貿易部副部長李強率工作組於年底去越南，並深入到胡志明小道進行實地考察，以便更有效地向越南提供援助。毛澤東親自聽取了李強的匯報，並做出了非常具體的指示：為越南戰士研製分量輕、營養豐富的壓縮乾糧，攜帶和使用方便的蚊帳。周恩來甚至考慮到越南擔負運輸任務的主要是婦女，為了便於搬運，指示援越物資的包裝每件重量不得超過20公斤。[28]
幾天以後，周恩來在勸告范文同等人要警惕和談陰謀時，又特別指出依賴蘇聯援助的危險性：“和談期間，如果你們不接受蘇聯的意見，他們就會切斷對你們的援助（或許你們比我們更了解這一點）。蘇聯會施加壓力，迫使你們在不需要談的時候，或是在他們確認一個中立國政府並與之秘密接觸時，進行談判。如果發生這種情況，越南黨和人民將處於何種形勢之中？你們應該好好想想。蘇聯談什麼和平、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他們是要維護他們自己的利益。我還是堅持早些時候我與范文同和十菊說的話，你們應少花些外國的錢，少把正式時間耗費在巴黎和談上。”[19]
對于越南派學生到蘇聯學習，中國也表示不安。周恩來後來對范文同說，“我們認為在越南訓練你們的學生比把他們送到歐洲去更好些，因為那裡的生活方式不同，年輕人會受到其他思想的影響，這會在他們返回時給我們造成困難。因此你們不應該把他們送往國外。我們可以派教員到越南去對他們進行教育。”[20]
河內對中國的全面支持固然滿意，但為了得到更多的援助，並平衡與中國和蘇聯的關係，越南主張“加強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特別是希望中蘇能夠聯合起來，共同援越。[21]
中國對此明確表示反對。1971年3月初周恩來率黨政代表團訪越，專門談到同蘇聯搞所謂“聯合行動”的問題。周恩來表示：中國不贊成把別的國家的問題服從於自己國家的外交政策。周恩來說：“蘇聯希望建立一個聯合陣線，在這個陣線中我們都必須聽他的。”“如果我們站到蘇聯一邊，他們就會控制我們。”同時，對范文同提出的由中國挑頭組織反美日聯盟陣線的建議，周恩來也未表示響應。[22]
這一時期，為了抵消蘇聯的影響，中國沒有因開展對美外交而減少對越援助。如果說前幾年中國因反對一切修正主義的激進思潮以及越南與蘇聯日益接近有所不滿的話，[23]
那麼在中蘇之間發生軍事衝突，特別是越南黨內親華派代表人物胡志明去世以後，印度支那地區對於中國安全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因而中國對越南的援助也有了明顯加強。毛澤東在1969年9月底會見以范文同為首的越南黨政代表團時表示，中國可將廣東、廣西、雲南、湖南四個省區作為援越的基地。隨後，這些省區便“聞風而動”，成立了援越小組，並立即著手與越南的受援省洽談援助項目。其中確定的援越項目有：廣東援助廣寧省20個，廣西援助諒山省13個和高平省12個，雲南援助老街13個、萊州15個、河江12個，湖南援助和平省16個。[24]
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隨著中美關係不斷走向和解，中國的越南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反而日益加強。1970年9月17日周恩來在與范文同談到中越合作關係時說：“毛澤東同志經常提醒我們要了解你們的困難，由於我們之間的關係是前方與後方的關係，因此這些困難也就是我們的困難。我必須明確地說，我們必須基本上滿足你們的要求。……從現在起，如果有新的困難產生，希望你們通告我們，我們將盡最大的力量幫助你們。”周恩來還告訴范文同，對于越南定購的一些已經過時的武器，中國主動進行了改進。[25]
兩個月後，外交部就援助越南南方受災五省問題建議以中國紅十字會名義向越南南方解放紅十字會捐贈價值200萬元人民幣的物資。毛澤東親自批示將援助額度增至500萬元。[26]
同年11月，中國外貿部給所屬各公司下達了1971年對越南無償援助物資的清單，要求抓緊落實，其中急需的物資“應積極設法早日交貨”。[27]
1970年下半年，美國在對越南北方海域實行嚴密封鎖的同時，加緊轟炸作為支援南方抵抗力量“生命線”的胡志明小道，每天僅向這裡投彈就達3000至3500噸。在越南抗美救國戰爭進入最艱苦的時刻，周恩來派對外經濟聯絡部部長方毅率工作組赴越，了解越南的戰時需要。工作組回國後提出建議：為了有效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鬥爭，凡中國援建的受到戰爭破壞的項目，應積極地有計劃有步驟地幫助恢復，恢復項目一定要搶時間，要在設備材料供應方面給以優先保證；對越方提出的確實急需的新項目，也要積極承擔；為了保證交通運輸的暢通，越方築路急需的機械要配套供應。這些建議經中央批准，在以後的援越工作中得以實施。當美國加緊轟炸“胡志明小道”，中國的援越物資不能及時運送到越南南方前線時，周恩來又派對外貿易部副部長李強率工作組於年底去越南，並深入到胡志明小道進行實地考察，以便更有效地向越南提供援助。毛澤東親自聽取了李強的匯報，並做出了非常具體的指示：為越南戰士研製分量輕、營養豐富的壓縮乾糧，攜帶和使用方便的蚊帳。周恩來甚至考慮到越南擔負運輸任務的主要是婦女，為了便於搬運，指示援越物資的包裝每件重量不得超過20公斤。[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