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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森在實現美國外交政策“革命性”轉變的過程中，的確考慮了結束越戰的問題。他認為，打開通向中國的道路可能提供一個迫使蘇聯在越南問題上幫助美國擺脫困境的機會，並將減輕美國“撤出東南亞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痛苦”。[6]
此期蘇聯對越政策的基石依然是1967年初外交部提交政治局的關於未來政策基礎的分析報告。與中國提倡世界革命的立場不同，該報告首先提出蘇聯外交政策的總方針是緩和，“總的看來，國際局勢緊張不符合蘇聯及其盟友的國家利益。社會主義建設和經濟發展要求維持和平。在緩和的狀況下，更有利於鞏固和提高蘇聯在世界上的地位。”至于越南問題，報告指出：“我們一方面應繼續向越南民主共和國提供全面援助，以加強其擊退侵略的防禦能力，同時也不要直接捲入這場戰爭。我們必須讓美國人知道，針對越南民主共和國所採取的軍事行動的進一步升級將迫使蘇聯向這個國家提供更大規模的援助，擺脫目前局勢的唯一途徑是在尊重越南人民合法權利的基礎上達成一項政治解決協議。”[7]
所以，蘇聯一方面加強了對越援助，一方面對美國提出的和談建議表示積極支持。[8]
從美國擴大越戰以來，中國一直堅決反對和談，主張抗戰到底。[9]
針對1968年11月美國停止轟炸越南北方和巴黎會談已經正式開始的新情況，中國領導人關於和談的說法有些改變，但仍然堅持需要通過武力統一南方。11月17日毛澤東對范文同說，“你們想同美國談判。可以談，要把它談走也困難。……我贊成你們又打又談的方針。我們有那麼一些同志，就是怕你們上美國人的當。我看不會。這個談判不是同打仗一樣嗎?在打仗中間取得經驗得出規律嘛!有時是要上些當的，正如你們所說，美國人說話不算數。”在談話中，毛澤東還提到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承認那時停火是犯了一個錯誤，失掉了一次機會。言外之意是勸告越南人不要再次錯過統一全國的時機。毛澤東說：“你們是一個統一的國家，統一的黨，統一的軍隊，統一的人民，不論是南方還是北方，都是統一的意見，這好。”談話的結果是越南人保證：“一定要堅持打下去，直到最後勝利。這將是我們對毛主席、對中國共產黨、對七億中國人民給我們的支援的最好的感謝的方法”。[10]
在中美互相做出和解的姿態以後，中國對越南問題的立場沒有發生任何變化。1969年4月29日李先念與黎德壽會談時重申了林彪的話：最後的勝利是打出來的。並告誡越南人勝利不能在談判桌上取得。談判是次要的，其目的只在於暴露敵人的計劃和部署。[11]
6月4日周恩來召見駐越大使王幼平等人，表明了中國對越戰的態度：“無論如何要竭盡全力幫助越南打贏這場戰爭”。[12]
對此，美國是有體會的。基辛格在敦促莫斯科應在和談問題上對河內壓力時，談到了他對中國立場看法。基辛格認為美國準備採取“適當措施”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但華盛頓“絲毫不能證明北京領導人準備對美國執行一項更為和平的政策”，中國對美國的態度“依然如故”。雖然“就軍事和經濟潛力而言，中國在若干年內不可能對美國構成威脅”，而且迄今中國“顯然在避免可能引起中美直接軍事衝突的任何事情”，但美國仍然有所擔心，基辛格認為，“不能用邏輯推理來評估毛澤東的行為”，特別是“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對抗”中。[13]
中國領導人對美國也有同樣的擔心。毛澤東強調：美帝國主義在侵略越南的戰爭中遭到了慘重的失敗，但是，它的侵略本性是不會改變的。尼克森政府正在推行反革命兩手策略，口頭上侈談和平，實際卻在加緊強化侵越戰爭，企圖用所謂越南戰爭“越南化”來挽救它必然失敗的命運。[14]
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儘管1970年初中美華沙會談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緩和氣氛，但是當美國把印度支那戰爭擴大到柬埔寨時，中國還是做出了強烈反應。4月24日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三國四方會議）在廣州郊區召開，表明中國政府對印度支那人民反美鬥爭的全力支持。5月11日毛澤東會見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再次表示中國是越南的大後方，越南飛機可以到中國降落，“我們不怕。如果美國人要打越南空軍的‘庇護所’，他就來嘛。”毛澤東還強調：“談判可以談，不是不可以談，但是主要應該打。”[15]
5月16日周恩來召集了外交部臨時領導小組擴大會議，會議認為：在當前形勢下，應推遲中美會談，並召開群眾大會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美愛國鬥爭和在北京的西哈努克政府。接著，周恩來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商定：推遲原定5月20日舉行的中美會談；建議毛澤東發表公開聲明，支持國際反美革命鬥爭、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和西哈努克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召開群眾集會和示威遊行，北京的群眾大會請毛澤東、林彪出席，西哈努克講話。次日，毛澤東在會議的書面報告及外交部關於推遲中美會談第137次會議的請示報告上批示：照辦。[16]
雖然基辛格從5月20日毛澤東聲明的字裡行間中尋覓出值得寬慰的信息，但尼克森對此卻勃然大怒，下令第七艦隊在越南以外的艦隻在24小時之內全部開進台灣海峽。[17]
此期蘇聯對越政策的基石依然是1967年初外交部提交政治局的關於未來政策基礎的分析報告。與中國提倡世界革命的立場不同，該報告首先提出蘇聯外交政策的總方針是緩和，“總的看來，國際局勢緊張不符合蘇聯及其盟友的國家利益。社會主義建設和經濟發展要求維持和平。在緩和的狀況下，更有利於鞏固和提高蘇聯在世界上的地位。”至于越南問題，報告指出：“我們一方面應繼續向越南民主共和國提供全面援助，以加強其擊退侵略的防禦能力，同時也不要直接捲入這場戰爭。我們必須讓美國人知道，針對越南民主共和國所採取的軍事行動的進一步升級將迫使蘇聯向這個國家提供更大規模的援助，擺脫目前局勢的唯一途徑是在尊重越南人民合法權利的基礎上達成一項政治解決協議。”[7]
所以，蘇聯一方面加強了對越援助，一方面對美國提出的和談建議表示積極支持。[8]
從美國擴大越戰以來，中國一直堅決反對和談，主張抗戰到底。[9]
針對1968年11月美國停止轟炸越南北方和巴黎會談已經正式開始的新情況，中國領導人關於和談的說法有些改變，但仍然堅持需要通過武力統一南方。11月17日毛澤東對范文同說，“你們想同美國談判。可以談，要把它談走也困難。……我贊成你們又打又談的方針。我們有那麼一些同志，就是怕你們上美國人的當。我看不會。這個談判不是同打仗一樣嗎?在打仗中間取得經驗得出規律嘛!有時是要上些當的，正如你們所說，美國人說話不算數。”在談話中，毛澤東還提到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承認那時停火是犯了一個錯誤，失掉了一次機會。言外之意是勸告越南人不要再次錯過統一全國的時機。毛澤東說：“你們是一個統一的國家，統一的黨，統一的軍隊，統一的人民，不論是南方還是北方，都是統一的意見，這好。”談話的結果是越南人保證：“一定要堅持打下去，直到最後勝利。這將是我們對毛主席、對中國共產黨、對七億中國人民給我們的支援的最好的感謝的方法”。[10]
在中美互相做出和解的姿態以後，中國對越南問題的立場沒有發生任何變化。1969年4月29日李先念與黎德壽會談時重申了林彪的話：最後的勝利是打出來的。並告誡越南人勝利不能在談判桌上取得。談判是次要的，其目的只在於暴露敵人的計劃和部署。[11]
6月4日周恩來召見駐越大使王幼平等人，表明了中國對越戰的態度：“無論如何要竭盡全力幫助越南打贏這場戰爭”。[12]
對此，美國是有體會的。基辛格在敦促莫斯科應在和談問題上對河內壓力時，談到了他對中國立場看法。基辛格認為美國準備採取“適當措施”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但華盛頓“絲毫不能證明北京領導人準備對美國執行一項更為和平的政策”，中國對美國的態度“依然如故”。雖然“就軍事和經濟潛力而言，中國在若干年內不可能對美國構成威脅”，而且迄今中國“顯然在避免可能引起中美直接軍事衝突的任何事情”，但美國仍然有所擔心，基辛格認為，“不能用邏輯推理來評估毛澤東的行為”，特別是“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對抗”中。[13]
中國領導人對美國也有同樣的擔心。毛澤東強調：美帝國主義在侵略越南的戰爭中遭到了慘重的失敗，但是，它的侵略本性是不會改變的。尼克森政府正在推行反革命兩手策略，口頭上侈談和平，實際卻在加緊強化侵越戰爭，企圖用所謂越南戰爭“越南化”來挽救它必然失敗的命運。[14]
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儘管1970年初中美華沙會談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緩和氣氛，但是當美國把印度支那戰爭擴大到柬埔寨時，中國還是做出了強烈反應。4月24日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三國四方會議）在廣州郊區召開，表明中國政府對印度支那人民反美鬥爭的全力支持。5月11日毛澤東會見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再次表示中國是越南的大後方，越南飛機可以到中國降落，“我們不怕。如果美國人要打越南空軍的‘庇護所’，他就來嘛。”毛澤東還強調：“談判可以談，不是不可以談，但是主要應該打。”[15]
5月16日周恩來召集了外交部臨時領導小組擴大會議，會議認為：在當前形勢下，應推遲中美會談，並召開群眾大會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美愛國鬥爭和在北京的西哈努克政府。接著，周恩來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商定：推遲原定5月20日舉行的中美會談；建議毛澤東發表公開聲明，支持國際反美革命鬥爭、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和西哈努克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召開群眾集會和示威遊行，北京的群眾大會請毛澤東、林彪出席，西哈努克講話。次日，毛澤東在會議的書面報告及外交部關於推遲中美會談第137次會議的請示報告上批示：照辦。[16]
雖然基辛格從5月20日毛澤東聲明的字裡行間中尋覓出值得寬慰的信息，但尼克森對此卻勃然大怒，下令第七艦隊在越南以外的艦隻在24小時之內全部開進台灣海峽。[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