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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在這次訪問的另一次會談中，周恩來說：越南人民抗美鬥爭取得的偉大勝利，是對世界人民事業的偉大貢獻。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世界人民感謝你們。黎筍回答說：沒有國際上的兄弟般的援助，特別是沒有中國的援助，我們甚至會面臨饑荒。我們非常感謝你們。我們回到越南後，要考慮把事情做得更好，不辜負你們的信任。
中美和解與中國對越外交（1968-1973）沈志華
60年代末70年代初，國際冷戰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敵視、對抗了二十多年的中國和美國走上了和解的道路。與此同時，越美之間經過艱苦的談判終於在巴黎協定上簽字，漫長的越南戰爭結束了。這兩者之間究竟有何關係？或者說，中國是否因發展與美國的關係而改變了援越抗美的一貫方針呢？
有研究者認為，在使美國人體面地結束越戰的問題上，中國與美國有著共同的利益。由於美國並不打算入侵北越，因而中美在這一地區的矛盾是有限的。相反，中國擔心出現一個強大而獨立的越南，所以希望在河內達到其進行戰爭的主要目的——占領南越並在寮國和柬埔寨建立親河內的政權——之前停戰。因此，在中美實現和解的過程中，中國“極力敦促河內與華盛頓和解，以使西貢政權在南方得以完整保存下來”。[1]
這些說法似乎論證了越南領導人多年以後對這一問題的判斷：中美實現和解是對越南的“出賣”和“背棄”；中國想阻止越南實現統一，迫使北越“承認南方的傀儡政權”，從而為美國犧牲了越南的利益。[2]
筆者不同意這種過於片面化和簡單化的結論。
在60年代中蘇分裂以後，中國和美國都同時面臨著兩個強大的敵人——他們之間的敵對和一個虎視眈眈的蘇聯，而且他們都強烈地感受到蘇聯是第一威脅，是首要敵人。所以，中美雙方在決定改變其外交戰略，解凍雙邊關係時，首先考慮的是如何把主要精力用來對付實力膨脹、雄心勃勃的蘇聯。當然，解決越南戰爭問題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美國的目標是要體面地從越戰的泥潭中脫身，中國則希望美國把更大的力量用於牽制蘇聯。
在美國尋求與中國緩和關係的考慮中，解決越戰問題的確是一個重要因素，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尼克森政府對越戰採取降溫和撤軍措施，以減少中國產生在其南部邊界同美國發生韓戰那種衝突的擔心，從而促進中美和解；華盛頓期望通過中美和解為美國提供一些戰略機會，以迫使蘇聯在越南問題上壓服河內，從而使美國儘快脫離越戰；如果不能體面地解決越南問題，美國就將失去在亞洲安全中作為一種抗衡力量的價值，從而也難以打開同中國的關係。對此，中國政府是怎樣考慮的呢？中國是否出於自身的利益或與美國的共同利益——如果存在這種共同利益的話——而採取了與美國合作的立場呢？從表面上看，結束越南戰爭，美國可以集中力量與蘇聯進行較量，中國也可以在蘇聯百萬大軍逼近北方邊境時解除後顧之憂。因此，簡單的推論是中美在和解過程中必然會在越南問題上採取合作的方針。
然而，歷史是一個複雜的畫面。儘管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為了改變惡劣的國際環境，中國的對外政策的確有一個從理念外交到務實外交的變化過程。然而，由於多年形成的意識形態，由於領導層內部政治鬥爭的結果，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始終沒有放棄支援世界革命，特別是支援第三世界人民革命的外交思維和原則。在中國進入聯合國後，毛澤東逐漸形成的劃分三個世界的理論正是從這樣一個基點出發的。現實要求與美國和解，而理念要求支持越南的反美鬥爭，這是一個基本背景。而在處理對越外交的具體問題時，中國又不得不同時在中美越和中蘇越兩個小三角遊戲中周旋。[3]
隨著中美不斷接近，中國在越南問題上愈來愈深地陷入了矛盾的旋渦：既要從現實政治力量對比出發調整其外交戰略，又不能放棄一貫高舉的支援各國人民解放運動的國際主義旗幟；既要繼續支持和援助越南把抗美救國鬥爭進行到底，又不能因此而給中美和解的進程設置障礙；既要通過實現美國在越南的撤軍來保證其南部邊境的安全，又不能讓蘇聯乘虛而入在同一方向構成新的威脅。簡而言之，中國既要同美國發展關係，又要支持美國的直接敵人越南。
本文把中美關係鬆動到巴黎協定簽字這一時期分三個階段，分析在中美和解過程中，中國處理越戰問題時面臨的矛盾和尷尬處境，中國對越外交方針的微妙變化及其結果。
反對和談，堅決支持越南把戰爭進行到底
（1968年11月至1971年3月）
此期，中美雙方都感到有必要改變以往的僵硬立場，中美關係開始鬆動，與此同時，巴黎和談正式啟動。中國的外交方針仍然受到激進的革命路線的影響，為了保障南部邊境的安寧，中國堅定地支持越南把戰爭進行到底，極力反對美越和談，特別是在蘇聯參與斡旋的情況下。
1968年底尼克森上台執政前後，中美關係出現了鬆動跡象。[4]
1969年3月的中蘇邊界武裝衝突使中美雙方都感到有必要加快和解的步伐，彼此不斷地做出姿態和傳遞信息。[5]
中美和解與中國對越外交（1968-1973）沈志華
60年代末70年代初，國際冷戰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敵視、對抗了二十多年的中國和美國走上了和解的道路。與此同時，越美之間經過艱苦的談判終於在巴黎協定上簽字，漫長的越南戰爭結束了。這兩者之間究竟有何關係？或者說，中國是否因發展與美國的關係而改變了援越抗美的一貫方針呢？
有研究者認為，在使美國人體面地結束越戰的問題上，中國與美國有著共同的利益。由於美國並不打算入侵北越，因而中美在這一地區的矛盾是有限的。相反，中國擔心出現一個強大而獨立的越南，所以希望在河內達到其進行戰爭的主要目的——占領南越並在寮國和柬埔寨建立親河內的政權——之前停戰。因此，在中美實現和解的過程中，中國“極力敦促河內與華盛頓和解，以使西貢政權在南方得以完整保存下來”。[1]
這些說法似乎論證了越南領導人多年以後對這一問題的判斷：中美實現和解是對越南的“出賣”和“背棄”；中國想阻止越南實現統一，迫使北越“承認南方的傀儡政權”，從而為美國犧牲了越南的利益。[2]
筆者不同意這種過於片面化和簡單化的結論。
在60年代中蘇分裂以後，中國和美國都同時面臨著兩個強大的敵人——他們之間的敵對和一個虎視眈眈的蘇聯，而且他們都強烈地感受到蘇聯是第一威脅，是首要敵人。所以，中美雙方在決定改變其外交戰略，解凍雙邊關係時，首先考慮的是如何把主要精力用來對付實力膨脹、雄心勃勃的蘇聯。當然，解決越南戰爭問題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美國的目標是要體面地從越戰的泥潭中脫身，中國則希望美國把更大的力量用於牽制蘇聯。
在美國尋求與中國緩和關係的考慮中，解決越戰問題的確是一個重要因素，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尼克森政府對越戰採取降溫和撤軍措施，以減少中國產生在其南部邊界同美國發生韓戰那種衝突的擔心，從而促進中美和解；華盛頓期望通過中美和解為美國提供一些戰略機會，以迫使蘇聯在越南問題上壓服河內，從而使美國儘快脫離越戰；如果不能體面地解決越南問題，美國就將失去在亞洲安全中作為一種抗衡力量的價值，從而也難以打開同中國的關係。對此，中國政府是怎樣考慮的呢？中國是否出於自身的利益或與美國的共同利益——如果存在這種共同利益的話——而採取了與美國合作的立場呢？從表面上看，結束越南戰爭，美國可以集中力量與蘇聯進行較量，中國也可以在蘇聯百萬大軍逼近北方邊境時解除後顧之憂。因此，簡單的推論是中美在和解過程中必然會在越南問題上採取合作的方針。
然而，歷史是一個複雜的畫面。儘管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為了改變惡劣的國際環境，中國的對外政策的確有一個從理念外交到務實外交的變化過程。然而，由於多年形成的意識形態，由於領導層內部政治鬥爭的結果，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始終沒有放棄支援世界革命，特別是支援第三世界人民革命的外交思維和原則。在中國進入聯合國後，毛澤東逐漸形成的劃分三個世界的理論正是從這樣一個基點出發的。現實要求與美國和解，而理念要求支持越南的反美鬥爭，這是一個基本背景。而在處理對越外交的具體問題時，中國又不得不同時在中美越和中蘇越兩個小三角遊戲中周旋。[3]
隨著中美不斷接近，中國在越南問題上愈來愈深地陷入了矛盾的旋渦：既要從現實政治力量對比出發調整其外交戰略，又不能放棄一貫高舉的支援各國人民解放運動的國際主義旗幟；既要繼續支持和援助越南把抗美救國鬥爭進行到底，又不能因此而給中美和解的進程設置障礙；既要通過實現美國在越南的撤軍來保證其南部邊境的安全，又不能讓蘇聯乘虛而入在同一方向構成新的威脅。簡而言之，中國既要同美國發展關係，又要支持美國的直接敵人越南。
本文把中美關係鬆動到巴黎協定簽字這一時期分三個階段，分析在中美和解過程中，中國處理越戰問題時面臨的矛盾和尷尬處境，中國對越外交方針的微妙變化及其結果。
反對和談，堅決支持越南把戰爭進行到底
（1968年11月至1971年3月）
此期，中美雙方都感到有必要改變以往的僵硬立場，中美關係開始鬆動，與此同時，巴黎和談正式啟動。中國的外交方針仍然受到激進的革命路線的影響，為了保障南部邊境的安寧，中國堅定地支持越南把戰爭進行到底，極力反對美越和談，特別是在蘇聯參與斡旋的情況下。
1968年底尼克森上台執政前後，中美關係出現了鬆動跡象。[4]
1969年3月的中蘇邊界武裝衝突使中美雙方都感到有必要加快和解的步伐，彼此不斷地做出姿態和傳遞信息。[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