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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 筍：我願意表示一些意見。困難在於我們之間的看法有所不同。根據我黨的經驗，要使不同的意見達到一致，需要時間。
我們不公開談咱們之間的意見分歧。我們認為蘇聯對越南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是真誠的，因此，我們既不問蘇聯是否會出賣越南，也不說蘇聯在援越物資運輸的問題上詆毀中國。因為我們知道，如果我們這麼說，問題將會更複雜。這是我們的處境造成的。主要問題是如何評定蘇聯。你們說蘇聯正在出賣越南，而我們不這麼說。其他一切都植根於這種評判之中。關於中國對越南的援助，我們非常清楚，並且毫不擔心。現在有10萬多中國軍人在越南，不過對我們而言，無論何時，如果發生了緊急情況，5萬多人是必須的。這是來自於一個兄弟國家的援助。我們認為，作為一個兄弟的社會主義國家，你們可以這樣做，可以這樣幫助我們。我曾與赫魯雪夫爭論過同樣的問題。赫魯雪夫說越南支持中國擁有原子彈，以使中國能夠攻擊蘇聯。我說這不是事實，中國決不會進攻蘇聯。
今天我要說，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評判，應該建立在國際主義原則的基礎之上，特別是在涉及到越中關係時。在我們抗法戰爭期間，如果中國革命沒有成功，越南的革命也將難於成功。我們需要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但是我們認為，中國的援助是最直接的和最廣泛的。
如你所說的，每個民族都應當保衛他們自己，但他們也需要依賴國際援助。因此，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會認為你們的熱心是一種傷害。而且與此相反，你們越熱心，對我們就越有利。你們的熱情幫助有助於我們保護兩三百萬人的生命安全，這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我們高度評價你們的熱心。像越南這樣的小國家，非常需要國際援助。這種援助可以使我們少流許多血。
越中關係不僅在抗美戰爭時期，而且到將來也要繼續發展下去。即便中國不再大量援助我們，我們仍然要保持與中國的緊密關係，因為這是我們民族生存的保證。
對於蘇聯，我們仍將與他們保持良好的關係，不過，如果蘇聯接受我們的批評的話，我們還會批評他們。
在我們兩黨的關係中，一致的地方越多越好，一致的地方越少，我們就越擔心。我們不只是關心你們的援助，而且還關心一個更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兩國的關係。我們黨中央一直在考慮如何加強我們兩黨、兩國之間的友好關係。
關於中國船難於進入越南港口的事情我不知道。你們有13萬軍人在我們國家我們都不擔心，怎麼會擔心一隻船呢？這是港口負責人的錯誤，此人很可能是一個挑撥分子，或者是受到其他內奸的利用而犯了這個錯誤。這是個人的錯誤，我們對中國的看法決不會改變。
我們認為，在你們面前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前，我們應該有一種道義上的責任，我們將繼續進行反美鬥爭，直至取得最後的勝利。我們依然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國際主義精神，越南南方社會主義發展的進程就是推遲個三四十年也沒關係。
我還願意再談一些我個人的意見。目前，世界上，不只是在西歐，而且還在東歐和蘇聯，有一個強大的改良主義主義運動。許多民族主義國家不是走上了改良主義道路，就是走上了法西斯主義道路，這些國家都是由資產階級統治著的。因此我認為，一些像中國這樣的革命國家應當與這些改良主義國家打交道，批評他們，同時，與他們合作，而後指引他們走上革命的道路。他們是改良主義者，所以一方面，他們是反革命，這便是我們之所以要批評他們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他們也反帝，這又是我們能夠與他們合作的原因。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你們做過同樣的事情，毛澤東同志與蔣介石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因此，我個人的意見是，中國在高舉革命旗幟的同時，應當同改良主義國家合作，以幫助他們進行革命。這是我們的看法，也是我們的路線，它未必就正確，但卻是出自於我們對革命的真誠信奉。當然，這個問題非常複雜，如你們所說的，在一個黨里甚至都會有左、中、右三派，更何況是在一場大規模的（共產主義）運動中呢。
由看法的不同而帶來的困難，需要一些時間才能得到解決。為了達到認識上的一致，我們有必要進行更多的聯繫。
我們並不擔心中國正在試圖控制越南，如果中國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倒真的要擔憂了。我們相信，中國同志是出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宗旨來幫助我們的。
……
鄧小平：關於“熱心”的問題，請對毛澤東同志的話有更多的理解，它與我們兩國之間，以及同志之間的關係不夠坦率的事實有關。
周恩來與范文同的談話
1967年4月10日，北京
周恩來：……關於海上運輸問題，達成的協議限額是每月運1萬噸。現在，他們想增加到3萬噸。不過，他們沒有提到具體貨物。所以我們不想用含糊方式作出回答。……關於新的蘇聯軍用物品，蘇聯應該首先通報越方，越方要考慮自己的設施是否可用和有效。這意味著你們不可能全部接收。然後，你們通知我們（數量）。最後，我們要檢查。如果一切無誤，我們將增加限額。
我們不公開談咱們之間的意見分歧。我們認為蘇聯對越南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是真誠的，因此，我們既不問蘇聯是否會出賣越南，也不說蘇聯在援越物資運輸的問題上詆毀中國。因為我們知道，如果我們這麼說，問題將會更複雜。這是我們的處境造成的。主要問題是如何評定蘇聯。你們說蘇聯正在出賣越南，而我們不這麼說。其他一切都植根於這種評判之中。關於中國對越南的援助，我們非常清楚，並且毫不擔心。現在有10萬多中國軍人在越南，不過對我們而言，無論何時，如果發生了緊急情況，5萬多人是必須的。這是來自於一個兄弟國家的援助。我們認為，作為一個兄弟的社會主義國家，你們可以這樣做，可以這樣幫助我們。我曾與赫魯雪夫爭論過同樣的問題。赫魯雪夫說越南支持中國擁有原子彈，以使中國能夠攻擊蘇聯。我說這不是事實，中國決不會進攻蘇聯。
今天我要說，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評判，應該建立在國際主義原則的基礎之上，特別是在涉及到越中關係時。在我們抗法戰爭期間，如果中國革命沒有成功，越南的革命也將難於成功。我們需要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但是我們認為，中國的援助是最直接的和最廣泛的。
如你所說的，每個民族都應當保衛他們自己，但他們也需要依賴國際援助。因此，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會認為你們的熱心是一種傷害。而且與此相反，你們越熱心，對我們就越有利。你們的熱情幫助有助於我們保護兩三百萬人的生命安全，這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我們高度評價你們的熱心。像越南這樣的小國家，非常需要國際援助。這種援助可以使我們少流許多血。
越中關係不僅在抗美戰爭時期，而且到將來也要繼續發展下去。即便中國不再大量援助我們，我們仍然要保持與中國的緊密關係，因為這是我們民族生存的保證。
對於蘇聯，我們仍將與他們保持良好的關係，不過，如果蘇聯接受我們的批評的話，我們還會批評他們。
在我們兩黨的關係中，一致的地方越多越好，一致的地方越少，我們就越擔心。我們不只是關心你們的援助，而且還關心一個更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兩國的關係。我們黨中央一直在考慮如何加強我們兩黨、兩國之間的友好關係。
關於中國船難於進入越南港口的事情我不知道。你們有13萬軍人在我們國家我們都不擔心，怎麼會擔心一隻船呢？這是港口負責人的錯誤，此人很可能是一個挑撥分子，或者是受到其他內奸的利用而犯了這個錯誤。這是個人的錯誤，我們對中國的看法決不會改變。
我們認為，在你們面前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前，我們應該有一種道義上的責任，我們將繼續進行反美鬥爭，直至取得最後的勝利。我們依然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國際主義精神，越南南方社會主義發展的進程就是推遲個三四十年也沒關係。
我還願意再談一些我個人的意見。目前，世界上，不只是在西歐，而且還在東歐和蘇聯，有一個強大的改良主義主義運動。許多民族主義國家不是走上了改良主義道路，就是走上了法西斯主義道路，這些國家都是由資產階級統治著的。因此我認為，一些像中國這樣的革命國家應當與這些改良主義國家打交道，批評他們，同時，與他們合作，而後指引他們走上革命的道路。他們是改良主義者，所以一方面，他們是反革命，這便是我們之所以要批評他們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他們也反帝，這又是我們能夠與他們合作的原因。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你們做過同樣的事情，毛澤東同志與蔣介石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因此，我個人的意見是，中國在高舉革命旗幟的同時，應當同改良主義國家合作，以幫助他們進行革命。這是我們的看法，也是我們的路線，它未必就正確，但卻是出自於我們對革命的真誠信奉。當然，這個問題非常複雜，如你們所說的，在一個黨里甚至都會有左、中、右三派，更何況是在一場大規模的（共產主義）運動中呢。
由看法的不同而帶來的困難，需要一些時間才能得到解決。為了達到認識上的一致，我們有必要進行更多的聯繫。
我們並不擔心中國正在試圖控制越南，如果中國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倒真的要擔憂了。我們相信，中國同志是出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宗旨來幫助我們的。
……
鄧小平：關於“熱心”的問題，請對毛澤東同志的話有更多的理解，它與我們兩國之間，以及同志之間的關係不夠坦率的事實有關。
周恩來與范文同的談話
1967年4月10日，北京
周恩來：……關於海上運輸問題，達成的協議限額是每月運1萬噸。現在，他們想增加到3萬噸。不過，他們沒有提到具體貨物。所以我們不想用含糊方式作出回答。……關於新的蘇聯軍用物品，蘇聯應該首先通報越方，越方要考慮自己的設施是否可用和有效。這意味著你們不可能全部接收。然後，你們通知我們（數量）。最後，我們要檢查。如果一切無誤，我們將增加限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