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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座談的第一個話題自然是那驚濤駭浪的崢嶸歲月。1938 年到1942年這四個年頭，正是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劃時代急劇變化的關鍵時刻。
特別是1941 年底，德國進攻蘇聯，直指莫斯科城下。這時，日本“北進”還是“南進”，成為世界戰爭的焦點。全球各主要參戰國，263 也都集中視線於此。毛澤東主席當時說：“如果日本北進，則中國抗日戰爭時間會更長，處境要更艱苦。”因此，誰能取得日本“南進”或“北進”的確實情報，關係到兩大陣營的生死搏鬥的命運。這時，蘇聯佐爾格的“蘭瑞小組”已被日方破壞，偵察日本“南進”或“北進”的確實情報的責任，責無旁貸地落到中共情報工作者的肩上。這一點，上海情報科的全體同志是自覺的。在這個自覺的基礎上，中西功同志孤膽深入敵巢，獲得了成功。此後，寧滬兩地同志在敵人的追捕中堅持陣地的前哨，誓與陣地共存亡，為的是繼續聽候黨的呼喚，在敵人的要害部位發揮別人不能替代的作用。程和生同志為此義無返顧，英勇犧牲；其他同志也堅持到被敵人逮捕為止，這種忘我為革命的精神，可以驚天地而泣鬼神。他們無愧於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無愧於為世界人民謀幸福的崇高目的。
說到此處，大家悲歡離合的經歷，苦辣酸甜的心緒，一齊湧上心頭，群情激昂，慷慨高歌。“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飈為我從天落。”然而此時，就總體來說，隱蔽鬥爭已被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所替代。這些老人，依然決心和全國人民一起，活到老，奮鬥到老。
他們的第二個話題是，從潘、楊案件受牽連，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平反，即從50 年代到80 年代，長達30 來年的坎坷境遇；在當時“左”的思想支配下，他們被逮捕、被審訊、被監禁、被勞改，沒有被捕的則被無休止的審查，被“內控使用”，在“文革”中，這些人又被戴上“叛徒”的帽子。幸而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得到全面平反。座談時大家一致深深感激當時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正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所指出的那樣“中國共產黨雖然經歷了長達二、三十年‘左’的思想的干擾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壞，但仍有勇氣和力量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中國共產黨仍不愧為光明的、正確的、偉大的黨”。
平反以後，大家也已到了離休的年齡了。時間不能復返，歷史不能重演，
把艱難困苦、流血犧牲留給自己，把和平幸福、榮譽享受留給後人，這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的本色。他們說，我們的前輩正是抱著這樣崇高的信念而昂首挺胸走向敵人的刑場英勇就義的。我們是倖存者，我們應該活到老，貢獻到老。
在熱淚與歡笑聲中結束了座談會後，張明達等人，來到上海革命烈士陵園骨灰堂，面對已故的戰友程和生、陳一峰、張敏等同志的遺像和骨灰，鞠躬致敬，追悼憑弔。這時，這些白髮老人，對於這群共同戰鬥過的同志，他們所經歷的遭遇和飽嘗的辛酸，情不自禁地一齊湧上心頭，為之失聲痛哭..
應該說，這終究是一出以敵人慘敗、中國革命勝利而落幕的、中國現代革命鬥爭史上的悲壯戲劇！
附錄 懷念戰友中西功和西里龍夫
方知達
作者附言：
流光飛逝，往事如煙，而我50 年前與日本同志一起從事隱蔽鬥爭的情景，卻歷歷如在目前。
1939年夏天，我開始往來於國際政治鬥爭中心之一的上海和敵偽統治中心的南京，擔任傳遞戰略情報的政冶任務，前後歷時4年。這4年，是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關鍵時期，其間發生了震驚國際法西斯的所謂“共產國際諜報集團案”，和由此引發出的所謂“中共諜報團案”，不少日本同志和中國同志被捕。由於種種原因，這一事件在國外雖曾轟動多年，但在國內卻鮮為人知。現在為了紀念當年曾對我國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作過重大貢獻的日本革命志士、日籍中共黨員們，特別是中西功和西里龍夫兩位同志，我將當年進行鬥爭的情況以及後來搜集的一些史料，整理成文，權作我的一瓣心香，敬獻給當時的戰友和今日的讀者。
本文曾於1989年12月在《大江南北》雙月刊上發表過，現值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50周年之際，我重新整理發表於此。
1941年10月，在日本東京爆發了一件震撼德日意法西斯軸心世界的重大事件，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所謂的“共產國際諜報集團案”。這個事件的主角是蘇聯戰略偵察員佐爾格，他的公開身份是法西斯德國駐日大使館新聞專員、大使奧特的親信；另一位主角是日本革命志士尾崎秀實，他的公開身份是近衛首相的秘書；其他與此案有關的還有一些和他們密切合作的不同國籍的革命同志。
佐爾格和尾崎秀實的合作，已有多年①。法西斯德國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1941年夏，他們偵悉並發出的德國進攻蘇聯的準確時間和日本此時決策是南進而不是北攻的兩大絕密情報，就使國際反法西斯陣營的主力蘇聯首腦部門，得以在衛國戰爭的關鍵時刻，抽調東線兵力數十萬人支援西線。為促進對德作戰的勝利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特別是1941 年底，德國進攻蘇聯，直指莫斯科城下。這時，日本“北進”還是“南進”，成為世界戰爭的焦點。全球各主要參戰國，263 也都集中視線於此。毛澤東主席當時說：“如果日本北進，則中國抗日戰爭時間會更長，處境要更艱苦。”因此，誰能取得日本“南進”或“北進”的確實情報，關係到兩大陣營的生死搏鬥的命運。這時，蘇聯佐爾格的“蘭瑞小組”已被日方破壞，偵察日本“南進”或“北進”的確實情報的責任，責無旁貸地落到中共情報工作者的肩上。這一點，上海情報科的全體同志是自覺的。在這個自覺的基礎上，中西功同志孤膽深入敵巢，獲得了成功。此後，寧滬兩地同志在敵人的追捕中堅持陣地的前哨，誓與陣地共存亡，為的是繼續聽候黨的呼喚，在敵人的要害部位發揮別人不能替代的作用。程和生同志為此義無返顧，英勇犧牲；其他同志也堅持到被敵人逮捕為止，這種忘我為革命的精神，可以驚天地而泣鬼神。他們無愧於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無愧於為世界人民謀幸福的崇高目的。
說到此處，大家悲歡離合的經歷，苦辣酸甜的心緒，一齊湧上心頭，群情激昂，慷慨高歌。“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飈為我從天落。”然而此時，就總體來說，隱蔽鬥爭已被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所替代。這些老人，依然決心和全國人民一起，活到老，奮鬥到老。
他們的第二個話題是，從潘、楊案件受牽連，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平反，即從50 年代到80 年代，長達30 來年的坎坷境遇；在當時“左”的思想支配下，他們被逮捕、被審訊、被監禁、被勞改，沒有被捕的則被無休止的審查，被“內控使用”，在“文革”中，這些人又被戴上“叛徒”的帽子。幸而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得到全面平反。座談時大家一致深深感激當時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正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所指出的那樣“中國共產黨雖然經歷了長達二、三十年‘左’的思想的干擾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壞，但仍有勇氣和力量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中國共產黨仍不愧為光明的、正確的、偉大的黨”。
平反以後，大家也已到了離休的年齡了。時間不能復返，歷史不能重演，
把艱難困苦、流血犧牲留給自己，把和平幸福、榮譽享受留給後人，這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的本色。他們說，我們的前輩正是抱著這樣崇高的信念而昂首挺胸走向敵人的刑場英勇就義的。我們是倖存者，我們應該活到老，貢獻到老。
在熱淚與歡笑聲中結束了座談會後，張明達等人，來到上海革命烈士陵園骨灰堂，面對已故的戰友程和生、陳一峰、張敏等同志的遺像和骨灰，鞠躬致敬，追悼憑弔。這時，這些白髮老人，對於這群共同戰鬥過的同志，他們所經歷的遭遇和飽嘗的辛酸，情不自禁地一齊湧上心頭，為之失聲痛哭..
應該說，這終究是一出以敵人慘敗、中國革命勝利而落幕的、中國現代革命鬥爭史上的悲壯戲劇！
附錄 懷念戰友中西功和西里龍夫
方知達
作者附言：
流光飛逝，往事如煙，而我50 年前與日本同志一起從事隱蔽鬥爭的情景，卻歷歷如在目前。
1939年夏天，我開始往來於國際政治鬥爭中心之一的上海和敵偽統治中心的南京，擔任傳遞戰略情報的政冶任務，前後歷時4年。這4年，是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關鍵時期，其間發生了震驚國際法西斯的所謂“共產國際諜報集團案”，和由此引發出的所謂“中共諜報團案”，不少日本同志和中國同志被捕。由於種種原因，這一事件在國外雖曾轟動多年，但在國內卻鮮為人知。現在為了紀念當年曾對我國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作過重大貢獻的日本革命志士、日籍中共黨員們，特別是中西功和西里龍夫兩位同志，我將當年進行鬥爭的情況以及後來搜集的一些史料，整理成文，權作我的一瓣心香，敬獻給當時的戰友和今日的讀者。
本文曾於1989年12月在《大江南北》雙月刊上發表過，現值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50周年之際，我重新整理發表於此。
1941年10月，在日本東京爆發了一件震撼德日意法西斯軸心世界的重大事件，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所謂的“共產國際諜報集團案”。這個事件的主角是蘇聯戰略偵察員佐爾格，他的公開身份是法西斯德國駐日大使館新聞專員、大使奧特的親信；另一位主角是日本革命志士尾崎秀實，他的公開身份是近衛首相的秘書；其他與此案有關的還有一些和他們密切合作的不同國籍的革命同志。
佐爾格和尾崎秀實的合作，已有多年①。法西斯德國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1941年夏，他們偵悉並發出的德國進攻蘇聯的準確時間和日本此時決策是南進而不是北攻的兩大絕密情報，就使國際反法西斯陣營的主力蘇聯首腦部門，得以在衛國戰爭的關鍵時刻，抽調東線兵力數十萬人支援西線。為促進對德作戰的勝利作出了卓越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