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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功：這位卓越的反法西斯戰士，在日本法庭上，被那些軍國主義豢養的走狗們，把他牽拽摔打得筋斷骨碎，最後判以“極刑”。但是當東條們頂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將來臨時，懾於正義之神的威力，最終未敢對他處死。日本投降後，美國占領軍釋放政治犯，他得以重見光明，仍繼續在日本從事進步活動，並繼續研究中國問題，發表論文。日共重建後，他被選為神川縣委員長（約相當於我國的省委書記），1973 年8 月，因胃癌不治逝世，終年62 歲。身後為人類進步事業留下了一部著作《在中國革命風暴中》，他的事跡將為後人永遠傳誦。
西里龍夫：同中西功一樣，從巢鴨監獄釋出後，仍繼續從事日本進步活動並研究中國問題。日共重建後，曾被選為熊本縣委員長，我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80 年代初，受王學文、沈端先等同志的邀請，以中國人民老朋友的身份應邀來我國敘舊，由汪敬遠、張明達陪同，到南京、上海、北京等處故地重遊，與尚健在的老戰友們共話當年。
在南京，在當地工作的邱麟祥為嚮導，他們滿懷激情地尋訪了昔日戰鬥過的地方，新街口、白下路、夫子廟、秦淮河畔、朱雀橋頭，他們尋尋覓覓、指指點點、走走停停，款步而行，時而開懷暢飲、笑253 談當年。說到開心處，或仰天大笑，話到傷心時，卻又以淚洗面。當他們走進當年“中央社”和“同盟社”那棟磚木結構的小樓房時，更是百感交集。這時的西里先生已完全忘情自己是一位佳賓的身份，就像當年“中聯社”的指導官似的當起嚮導來了。他對每層樓每間屋曾是什麼辦公室？有些什麼職員？都說得清楚明白，歷歷如在目前。
汪敬遠：沒有辜負媽媽的希望。憑他的機智，出獄後立即又投入上海地下工作，直到日本投降。新中國誕生後，被留在上海安全部門工作。
陳一峰：出獄後，奉組織命令，走上新崗位。新中國誕生後，在公安機關辦公室工作。
從他們幾位的簡略紀要里，讀者不難看到，這個群體（所謂“中共諜報團”）的成員們，為黨的革命事業，都經歷了嚴峻考驗。他們對共產主義的忠誠態度，是無可挑剔的。應該得到公允的評價。
情報是為戰勝對方服務的，古已有之。掠奪奴隸，需要先探知對方的活動集結地和人數、實力，這就要先派人去偷窺回告。我國著名古代兵書《孫子兵法》專有《用間篇》，為我國數千年來封建社會各方面統治者奉為圭臬、戰勝敵手的經典。任何國家、政黨、社團、軍隊，以至家庭妯娌之間，要戰勝對方，都要有偵察。當然，其手段、形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
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共產黨情報工作者的功勳，至今沒有得以真實正確的反映。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主觀、客觀的原因，有國際、國內的原因，也有政治上、思想上的原因。要闡明這些原因，可以寫成厚厚的一本書，而且可以發出很有意義的議論。但是，這是政治家們的事，不是本書作者所
要描述的範圍。
中共的情報工作創始於“四·一二”事變前後，當時蔣介石叛變革命，血洗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中共中央機關駐在白色恐怖嚴重的上海，為了抵抗敵人的殘酷進攻和保衛自己的生存，確定了“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的原則，開闢了革命的情報工作。由於保衛國家、民族鬥爭的需要和共產主義事業的正義性，這項工作獲得了各方人士奮不顧身的擁護和支持。到了抗日戰爭開始，全民抗日統一戰線和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相繼形成，這項工作向最廣泛最深入層次發展，甚至超越了階級和國界，取得了一個又一個使敵人意想不到的勝利。
情報工作實質上是第二條戰線的隱蔽鬥爭，從事這種鬥爭的人員，有人被稱之為“間諜”，有人被稱之為“特務”，這些都是貶稱。我們則稱為情報員或偵察員。他們同第一戰線的將軍、主帥不同，後者戰功顯赫，勳章滿胸，隨之名聲大振，流芳四海。而情報工作者則往往是無名英雄，黃土一抔，長眠荒丘，默默無聞。因為他們的業跡是隱蔽的鮮為人知的，或由於特定的原因一時不能公布的。中共的隱蔽鬥爭先驅戰士、卓越領導人之一李克農生前曾倡議，要為中共隱蔽鬥爭戰線上的卓越戰士樹碑立傳。這一主張是公正的，合理的。
張敏：那個被鄭百千視為”神秘女史”的人，在這個“諜報團”里，她是個埋頭苦幹的情報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說，她對事物的客觀思索，較之活躍的汪敬遠、陳一峰，要更多些也全面些。然而她的最終歸宿，卻不那麼盡如人意，甚至可謂不幸！
她繼“老中醫”李得森之後被捕，因查無實據，最終被作為李得森的家屬釋放。出拘留所後，生活無著落。她設法捎信給在蘇北根據地的張明達，要求到蘇北根據地去。經組織批准，她到了鹽阜地委教育單位工作。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要李得森到新四軍軍部時，組織上電召張敏到軍部，讓他們夫妻倆重逢團聚。全國解放後，她和丈夫一起在內務部工作。後來李得森因受潘、楊案件牽255 連被捕後，張敏曾幾次要求探監，因沒有探監製度，均遭拒絕。為此，在“反右運動”時，她在小組會上說了句“日偽統治時期，犯人還允許親屬探監，我想去看看老李也不獲准。”而竟被打成“極右”，送到山西省一個煤礦當小學教員。歷時20 多年，直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平反，才得以返回上海女兒家養病。令人同情的是，這時的她，就像一隻羽毛凋禿受傷的老燕，驚魂未定，還未來得及看一眼那一片屬於她的新生活，竟因心臟病突發而溘然長逝，悄悄地走向了另一個世界..
西里龍夫：同中西功一樣，從巢鴨監獄釋出後，仍繼續從事日本進步活動並研究中國問題。日共重建後，曾被選為熊本縣委員長，我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80 年代初，受王學文、沈端先等同志的邀請，以中國人民老朋友的身份應邀來我國敘舊，由汪敬遠、張明達陪同，到南京、上海、北京等處故地重遊，與尚健在的老戰友們共話當年。
在南京，在當地工作的邱麟祥為嚮導，他們滿懷激情地尋訪了昔日戰鬥過的地方，新街口、白下路、夫子廟、秦淮河畔、朱雀橋頭，他們尋尋覓覓、指指點點、走走停停，款步而行，時而開懷暢飲、笑253 談當年。說到開心處，或仰天大笑，話到傷心時，卻又以淚洗面。當他們走進當年“中央社”和“同盟社”那棟磚木結構的小樓房時，更是百感交集。這時的西里先生已完全忘情自己是一位佳賓的身份，就像當年“中聯社”的指導官似的當起嚮導來了。他對每層樓每間屋曾是什麼辦公室？有些什麼職員？都說得清楚明白，歷歷如在目前。
汪敬遠：沒有辜負媽媽的希望。憑他的機智，出獄後立即又投入上海地下工作，直到日本投降。新中國誕生後，被留在上海安全部門工作。
陳一峰：出獄後，奉組織命令，走上新崗位。新中國誕生後，在公安機關辦公室工作。
從他們幾位的簡略紀要里，讀者不難看到，這個群體（所謂“中共諜報團”）的成員們，為黨的革命事業，都經歷了嚴峻考驗。他們對共產主義的忠誠態度，是無可挑剔的。應該得到公允的評價。
情報是為戰勝對方服務的，古已有之。掠奪奴隸，需要先探知對方的活動集結地和人數、實力，這就要先派人去偷窺回告。我國著名古代兵書《孫子兵法》專有《用間篇》，為我國數千年來封建社會各方面統治者奉為圭臬、戰勝敵手的經典。任何國家、政黨、社團、軍隊，以至家庭妯娌之間，要戰勝對方，都要有偵察。當然，其手段、形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
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共產黨情報工作者的功勳，至今沒有得以真實正確的反映。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主觀、客觀的原因，有國際、國內的原因，也有政治上、思想上的原因。要闡明這些原因，可以寫成厚厚的一本書，而且可以發出很有意義的議論。但是，這是政治家們的事，不是本書作者所
要描述的範圍。
中共的情報工作創始於“四·一二”事變前後，當時蔣介石叛變革命，血洗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中共中央機關駐在白色恐怖嚴重的上海，為了抵抗敵人的殘酷進攻和保衛自己的生存，確定了“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的原則，開闢了革命的情報工作。由於保衛國家、民族鬥爭的需要和共產主義事業的正義性，這項工作獲得了各方人士奮不顧身的擁護和支持。到了抗日戰爭開始，全民抗日統一戰線和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相繼形成，這項工作向最廣泛最深入層次發展，甚至超越了階級和國界，取得了一個又一個使敵人意想不到的勝利。
情報工作實質上是第二條戰線的隱蔽鬥爭，從事這種鬥爭的人員，有人被稱之為“間諜”，有人被稱之為“特務”，這些都是貶稱。我們則稱為情報員或偵察員。他們同第一戰線的將軍、主帥不同，後者戰功顯赫，勳章滿胸，隨之名聲大振，流芳四海。而情報工作者則往往是無名英雄，黃土一抔，長眠荒丘，默默無聞。因為他們的業跡是隱蔽的鮮為人知的，或由於特定的原因一時不能公布的。中共的隱蔽鬥爭先驅戰士、卓越領導人之一李克農生前曾倡議，要為中共隱蔽鬥爭戰線上的卓越戰士樹碑立傳。這一主張是公正的，合理的。
張敏：那個被鄭百千視為”神秘女史”的人，在這個“諜報團”里，她是個埋頭苦幹的情報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說，她對事物的客觀思索，較之活躍的汪敬遠、陳一峰，要更多些也全面些。然而她的最終歸宿，卻不那麼盡如人意，甚至可謂不幸！
她繼“老中醫”李得森之後被捕，因查無實據，最終被作為李得森的家屬釋放。出拘留所後，生活無著落。她設法捎信給在蘇北根據地的張明達，要求到蘇北根據地去。經組織批准，她到了鹽阜地委教育單位工作。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要李得森到新四軍軍部時，組織上電召張敏到軍部，讓他們夫妻倆重逢團聚。全國解放後，她和丈夫一起在內務部工作。後來李得森因受潘、楊案件牽255 連被捕後，張敏曾幾次要求探監，因沒有探監製度，均遭拒絕。為此，在“反右運動”時，她在小組會上說了句“日偽統治時期，犯人還允許親屬探監，我想去看看老李也不獲准。”而竟被打成“極右”，送到山西省一個煤礦當小學教員。歷時20 多年，直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平反，才得以返回上海女兒家養病。令人同情的是，這時的她，就像一隻羽毛凋禿受傷的老燕，驚魂未定，還未來得及看一眼那一片屬於她的新生活，竟因心臟病突發而溘然長逝，悄悄地走向了另一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