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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百千！”“鄭百千！”“鄭百千！”
鄭百千被難友們從稻草鋪上扶起，全身疼痛，站立不穩。當獄警攙著他走出監房時，他一步也挪不了，那獄警只得背上他。被捕以來，日本“特高”警察、漢奸特務越是打得狠，他心裡越覺得要堅持下去，越不能放棄“不承認主義”。一旦放棄，便是功虧一簣。而且，他被打得耳鳴，日本話問些什麼，聽不清，反正不過是皮肉之苦唄。可憐一介書生，也真難為他了。有一天，東京來了個“特高”對著他耳朵吼道：“你的同黨，張明達、邱麟祥的，地址的？”這是個老提問了，他仍依葫蘆畫瓢，照樣來個搖搖頭。
“他們統統，抓來的，你不說，殺啦殺啦的！”他仰頭眯眼：“拿來，我看。”心想，你們也真蠢，抓到了還拷問我！結果沒有個張明達或者邱麟祥照面對證。好一陣後，又聽到瘋狂地吼聲：“大日本，大大的，你的，不滿？！”他揣摩，這半不拉的日本中國話，什麼意思？“大日本”對我大大的不滿？可不是嗎。我對“大日本”大大的不滿？可不是嘛。他笑了。但是臉已浮腫而且發青，誰也看不出他笑。“你的，承認！？”他點了點頭。當獄警把他背進“刑庭”，扶他倚牆站定時，他幾乎什麼也看不清，眼前只有一片模糊的燈光。他憑感覺知道，在他左右，也站著幾個等待宣判的人。“鄭百千！”他用力仰了仰頭。“你的，大日本，大大的，不滿？”他點頭。“鄭百千的，服刑的，一年！”他又仰起頭。什麼？只為對日本大大的不滿，就判一年刑？每個中國人對日本都大大的不滿，在敵占區，這幾乎是公開的，你們日本也承認的！就憑這判一年刑？見鬼！當他與另一個小老頭似的青年難友一同押往江蘇無錫監獄時，便輕聲對這位“小老頭”發牢騷，叫屈：“哼，憑什麼判我一年！”
“什麼，一年？！”
“小老頭”有點結巴地向他皺著眉頭說：“你聽錯了，七年！你和我一樣判七年。你一點日語都不懂？”
“我的天，這是什麼法律？關七年。七年，我就大大的滿意了？”鄭百千像在自語。
“難道你相信，他們還能在中國呆七年？”
這句話說得很輕，卻充滿樂觀和自信，重若干斤地落入鄭百千的心中。他抬頭向對方投以敬服的一瞥，這是他被捕以來繼那個“神秘女史”和那個“神秘青年”之後又一個“神秘老頭”。相比之下，自嘆弗如。看來英雄夢難圓，“百以當千”又談何容易？！
後來他和這個“神秘老頭”在一個牢房裡達半年之久，朝夕相處，得以互相溝通思想，取得信任。他才知道，這個“神秘老頭”原來是上海情報科的倪之驥，出身於一個革命家庭，大哥大姐都是老黨員，他和程和生既是朋友又是同志和同事，所以被牽連上了。
為了要弄清張明達和邱麟祥是否被捕，鄭百千寫了一封只有邱麟祥能看懂的信，買通獄卒帶出去發了。他不寄任何希望，只是試探一下而已。孰料不幾天，邱麟祥竟來探監了，說他安然無恙，仍舊堅守崗位。又告訴他，聽說張明達已經到根據地去了，沒有消息。
他聽後，笑了。這是他被捕後第二次笑，一次發自內心的笑。他的“不承認主義”，使他的戰友——另一個共產黨員保存在原崗位上，而且來探望他。這真是一齣好戲。
汪敬遠被押解去日本，他的母親，一位孤寡女人，悲喜交集。喜的是她的獨生兒子終於繼承了他父親的遺志，為“強國”作努力；悲的是敬遠被押解日本，自然非吉祥之兆。鄰居好心人勸解說，哭有什麼用，還是想想辦法才好。“哎，我怎麼辦呢？”她苦思冥想，終於想出了一條“沒有辦法”的辦法。她憑藉日籍華人的身份，又是“汪主席手下特任官”的母親，壯著膽子給汪精衛寫了一封日文長信，措詞柔中帶剛。大意是說：她二十年前嫁到汪家，既是汪家婦，自然已是中國人；再說汪敬遠，是中國人的遺孤血脈，難道不是中國人嗎？又說，她兒子說過，他“要一心輔佐汪主席。”可是日本並無提攜中國之真心。隨意捕捉主席的隨從秘書特任官，又押解東京，把中246 國放在什麼地位？即使敬遠有罪，要判要殺，自有中國政府自治，日本有什麼資格審判中國人？這席話，說得汪精衛落眉沉思，頗有“動情”之狀。終於在1943 年3 月攜團訪日臨行前，交代代理“外交部長”周隆庫：此去你要和日方交涉，堅持把汪敬遠等中國人引渡回國。周隆庫照辦了，也辦成了。於是汪敬遠、李得森、陳一峰乘汪精衛訪問團回國的同一條船，離開東京，回到上海，這是國際間從未有過的名副其實的“引渡”。
在他們的苦難中也有可品味的場景。
汪敬遠等三人在巢鴨監獄牢房裡正盤腿面壁“反省”，一聲聲傳喚，把他們先後傳喚到了“接見室”。高橋坐在小桌後，每走進一人，他便客氣地點一下頭，並伸手示意，讓他們在他對面坐下。
這是他們被捕後第一次三人見面，誰也不說話，好像互不相識。
鄭百千被難友們從稻草鋪上扶起，全身疼痛，站立不穩。當獄警攙著他走出監房時，他一步也挪不了，那獄警只得背上他。被捕以來，日本“特高”警察、漢奸特務越是打得狠，他心裡越覺得要堅持下去，越不能放棄“不承認主義”。一旦放棄，便是功虧一簣。而且，他被打得耳鳴，日本話問些什麼，聽不清，反正不過是皮肉之苦唄。可憐一介書生，也真難為他了。有一天，東京來了個“特高”對著他耳朵吼道：“你的同黨，張明達、邱麟祥的，地址的？”這是個老提問了，他仍依葫蘆畫瓢，照樣來個搖搖頭。
“他們統統，抓來的，你不說，殺啦殺啦的！”他仰頭眯眼：“拿來，我看。”心想，你們也真蠢，抓到了還拷問我！結果沒有個張明達或者邱麟祥照面對證。好一陣後，又聽到瘋狂地吼聲：“大日本，大大的，你的，不滿？！”他揣摩，這半不拉的日本中國話，什麼意思？“大日本”對我大大的不滿？可不是嗎。我對“大日本”大大的不滿？可不是嘛。他笑了。但是臉已浮腫而且發青，誰也看不出他笑。“你的，承認！？”他點了點頭。當獄警把他背進“刑庭”，扶他倚牆站定時，他幾乎什麼也看不清，眼前只有一片模糊的燈光。他憑感覺知道，在他左右，也站著幾個等待宣判的人。“鄭百千！”他用力仰了仰頭。“你的，大日本，大大的，不滿？”他點頭。“鄭百千的，服刑的，一年！”他又仰起頭。什麼？只為對日本大大的不滿，就判一年刑？每個中國人對日本都大大的不滿，在敵占區，這幾乎是公開的，你們日本也承認的！就憑這判一年刑？見鬼！當他與另一個小老頭似的青年難友一同押往江蘇無錫監獄時，便輕聲對這位“小老頭”發牢騷，叫屈：“哼，憑什麼判我一年！”
“什麼，一年？！”
“小老頭”有點結巴地向他皺著眉頭說：“你聽錯了，七年！你和我一樣判七年。你一點日語都不懂？”
“我的天，這是什麼法律？關七年。七年，我就大大的滿意了？”鄭百千像在自語。
“難道你相信，他們還能在中國呆七年？”
這句話說得很輕，卻充滿樂觀和自信，重若干斤地落入鄭百千的心中。他抬頭向對方投以敬服的一瞥，這是他被捕以來繼那個“神秘女史”和那個“神秘青年”之後又一個“神秘老頭”。相比之下，自嘆弗如。看來英雄夢難圓，“百以當千”又談何容易？！
後來他和這個“神秘老頭”在一個牢房裡達半年之久，朝夕相處，得以互相溝通思想，取得信任。他才知道，這個“神秘老頭”原來是上海情報科的倪之驥，出身於一個革命家庭，大哥大姐都是老黨員，他和程和生既是朋友又是同志和同事，所以被牽連上了。
為了要弄清張明達和邱麟祥是否被捕，鄭百千寫了一封只有邱麟祥能看懂的信，買通獄卒帶出去發了。他不寄任何希望，只是試探一下而已。孰料不幾天，邱麟祥竟來探監了，說他安然無恙，仍舊堅守崗位。又告訴他，聽說張明達已經到根據地去了，沒有消息。
他聽後，笑了。這是他被捕後第二次笑，一次發自內心的笑。他的“不承認主義”，使他的戰友——另一個共產黨員保存在原崗位上，而且來探望他。這真是一齣好戲。
汪敬遠被押解去日本，他的母親，一位孤寡女人，悲喜交集。喜的是她的獨生兒子終於繼承了他父親的遺志，為“強國”作努力；悲的是敬遠被押解日本，自然非吉祥之兆。鄰居好心人勸解說，哭有什麼用，還是想想辦法才好。“哎，我怎麼辦呢？”她苦思冥想，終於想出了一條“沒有辦法”的辦法。她憑藉日籍華人的身份，又是“汪主席手下特任官”的母親，壯著膽子給汪精衛寫了一封日文長信，措詞柔中帶剛。大意是說：她二十年前嫁到汪家，既是汪家婦，自然已是中國人；再說汪敬遠，是中國人的遺孤血脈，難道不是中國人嗎？又說，她兒子說過，他“要一心輔佐汪主席。”可是日本並無提攜中國之真心。隨意捕捉主席的隨從秘書特任官，又押解東京，把中246 國放在什麼地位？即使敬遠有罪，要判要殺，自有中國政府自治，日本有什麼資格審判中國人？這席話，說得汪精衛落眉沉思，頗有“動情”之狀。終於在1943 年3 月攜團訪日臨行前，交代代理“外交部長”周隆庫：此去你要和日方交涉，堅持把汪敬遠等中國人引渡回國。周隆庫照辦了，也辦成了。於是汪敬遠、李得森、陳一峰乘汪精衛訪問團回國的同一條船，離開東京，回到上海，這是國際間從未有過的名副其實的“引渡”。
在他們的苦難中也有可品味的場景。
汪敬遠等三人在巢鴨監獄牢房裡正盤腿面壁“反省”，一聲聲傳喚，把他們先後傳喚到了“接見室”。高橋坐在小桌後，每走進一人，他便客氣地點一下頭，並伸手示意，讓他們在他對面坐下。
這是他們被捕後第一次三人見面，誰也不說話，好像互不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