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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橋瞪了瞪眼珠。
中西功繼續說：“但是，儘管如此，由於日本戰時經濟基礎脆弱，這種小康狀態，實際上比戰前還是惡化了。就說南方物資吧，第一，種類不均衡，橡膠、砂糖過剩，其他則不足，米、鋼鐵，都不足；第二，運輸距離遙遠，石油開採設備被破壞，用於運輸的船隻不足。太平洋戰爭以來，日本船隻損失60 萬噸以上，船隻少。而且在海上航運過程，又常被英美攔阻，好不容易運到日本的那點物資，可供消241 費的數目便寥寥無幾了。
“鐵呢？這是用於戰爭的重要物資，造船及各方面都要鐵，日本鐵礦極少，現在年產鐵坯400 萬噸，煉鐵設備嚴重不足。你們要在這個艱難的戰爭中迅速增加產量，是不切實際的。還有煤呢？在南洋你們得不到它，這是日本煉鐵不能增加的基本原因之一，..喂！喂！你在想什麼？我說的你聽到了嗎？”
高橋惱怒地眨眨眼：“你在對誰說話？！”
他像受了委屈，因為他真的在認真聽。
經過這樣的懇談，高橋對中西功毫無希望了。於是提筆在判刑建議上寫道：“被告背叛帝國，投靠中共，長期埋伏在我核心部位，竊取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大量情報，其利敵行為，造成帝國不可估量的重大損失。尤其在大東亞聖戰即將發動之際，被告潛回東京，刺探帝國進軍日期，如此狂妄，其為害之大，令人戰慄。被告在被捕後，仍不思悔改，在法庭上甚至在監獄裡，對執法警官和獄吏，執意宣傳共產主義，總以引導帝國失敗為能事..鑑於被告罪惡極大，應該依法判處極刑..。”
寫完，他忽然覺得，有一種沮喪情緒，重重地壓在心頭，難能擺脫。
在這種沮喪情緒下，他著手審訊從中國解來的汪敬遠、李得森、陳一峰。
第一個，先審會說日本話的汪敬遠。
這個汪敬遠開始就令他十分惱火。因為他熟悉外交和法律，大喊大叫地說他是中國人，日本無權審問他。高橋知道，他是在搞合法鬥爭，也是他頑抗的方法和手段。準備對他用刑，他冷笑道：“閣下，你聽著，待日本戰敗後，你要十倍百倍地承受我們中國人對你的懲罰。”這使高橋不寒而慄。
他轉而審訊李得森。
李得森不像汪敬遠那樣“驕狂”，他不大說話，不爭辯，承認是中共黨員。但是僅此而已。關於其它，好像都與他無關。似乎他是在不知不黨中，為中共諜報團工作似的。這種手段自然瞞不過高橋興助，便對他施行毒刑，他便叫冤枉。若不拿出人頭照片為證，便得不到他一個點頭。在他身上費去的時間不亞於汪敬遠。
對陳一峰的審訊，沒法進行。這個莫測高深的記者，不識時務，始終端著一副“無冕皇帝”的架勢。他冷對刑具，威脅高橋：“我要發消息，向全世界公布你們的野蠻行徑！”但是，他能忍受重刑，在這方面他是一位超凡脫俗的“皇帝”！
高橋率領他的審訊班子，輪流和他們三個交鋒“懇談”、用刑、取證。每場審訊下來，累得他筋疲力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卻不見成效。
“中共諜報團”案發後，上海“日本軍事法庭”對鄭百千、倪之驥、程維德、程鴻鈞等的審訊，比高橋興助在東京巢鴨監獄對中西功的“懇談”尤為賣力。那些陪審的汪偽漢奸賣國賊，作夢都希望日本能取得大東亞戰爭的勝利。雖然日本必敗的形勢一天天逼近他們眼前，他們仍舊要向大日本帝國表示“親善”。其辦法就是在審訊中，儘可能表現出“仇共”面目來，給日本司法官看。這些人多半都知道，大日本皇軍和蔣介石之間，不斷眉來眼去，在“反共”這一點上，日蔣是相同而有默契的。因之，現在表現出一點“仇共”來，即使日本戰敗，他們在蔣介石座前，也將有一份表明心跡的機會，以便得到蔣家政權的信任。所以他們陪審時特別賣力。
然而這些“共黨分子”，一個個，那臉色，那眼神，那答話，特別是那語氣，不僅使日本司法官惱怒，更令這些漢奸們心驚膽顫。
隨著大東亞戰爭和中國戰區形勢的變化，日本警視廳奉東條內閣之命，快速了結“中共諜報團”案。
東京：（巢鴨監獄）
高橋寫西里龍夫“罪狀”的報告書時，竟不知如何措辭為好。他想藉機顯示一下自己從中西和西里那裡新學到的知識，又怕繞來繞去繞不明白，反而繞出個“被赤色宣傳蠱惑”的罪名。沒法，指令書記官逐條謄抄了西里龍夫的“言論”和“事實”共厚厚四大本。最後，他在結尾部分，按例寫上：“鑑於該犯堅信共產主義，危害帝國，應處極刑。”
關於汪敬遠、李得森、陳一峰，怎麼辦？在難下判決的情況下，決定：長期監押。上海：（江灣日本軍事法庭）日本司法官和漢奸達成共識：舉凡與“中共諜報團”案有牽連者，無論有無供詞，一律判刑。
於是，宣判前的最後審訊，匆匆地“按程序”進行了。每次3 至5 人，或者5 至7 人，點到名字，叫出監房，押進燈光陰暗的“刑庭”，宣判完畢，裝上汽車，分別直送江蘇無錫、蘇州等監獄。這幾天，監房通道里，不斷響著點名的呼喊聲。監房鐵門裡，擠滿了人們各種表情的臉。
中西功繼續說：“但是，儘管如此，由於日本戰時經濟基礎脆弱，這種小康狀態，實際上比戰前還是惡化了。就說南方物資吧，第一，種類不均衡，橡膠、砂糖過剩，其他則不足，米、鋼鐵，都不足；第二，運輸距離遙遠，石油開採設備被破壞，用於運輸的船隻不足。太平洋戰爭以來，日本船隻損失60 萬噸以上，船隻少。而且在海上航運過程，又常被英美攔阻，好不容易運到日本的那點物資，可供消241 費的數目便寥寥無幾了。
“鐵呢？這是用於戰爭的重要物資，造船及各方面都要鐵，日本鐵礦極少，現在年產鐵坯400 萬噸，煉鐵設備嚴重不足。你們要在這個艱難的戰爭中迅速增加產量，是不切實際的。還有煤呢？在南洋你們得不到它，這是日本煉鐵不能增加的基本原因之一，..喂！喂！你在想什麼？我說的你聽到了嗎？”
高橋惱怒地眨眨眼：“你在對誰說話？！”
他像受了委屈，因為他真的在認真聽。
經過這樣的懇談，高橋對中西功毫無希望了。於是提筆在判刑建議上寫道：“被告背叛帝國，投靠中共，長期埋伏在我核心部位，竊取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大量情報，其利敵行為，造成帝國不可估量的重大損失。尤其在大東亞聖戰即將發動之際，被告潛回東京，刺探帝國進軍日期，如此狂妄，其為害之大，令人戰慄。被告在被捕後，仍不思悔改，在法庭上甚至在監獄裡，對執法警官和獄吏，執意宣傳共產主義，總以引導帝國失敗為能事..鑑於被告罪惡極大，應該依法判處極刑..。”
寫完，他忽然覺得，有一種沮喪情緒，重重地壓在心頭，難能擺脫。
在這種沮喪情緒下，他著手審訊從中國解來的汪敬遠、李得森、陳一峰。
第一個，先審會說日本話的汪敬遠。
這個汪敬遠開始就令他十分惱火。因為他熟悉外交和法律，大喊大叫地說他是中國人，日本無權審問他。高橋知道，他是在搞合法鬥爭，也是他頑抗的方法和手段。準備對他用刑，他冷笑道：“閣下，你聽著，待日本戰敗後，你要十倍百倍地承受我們中國人對你的懲罰。”這使高橋不寒而慄。
他轉而審訊李得森。
李得森不像汪敬遠那樣“驕狂”，他不大說話，不爭辯，承認是中共黨員。但是僅此而已。關於其它，好像都與他無關。似乎他是在不知不黨中，為中共諜報團工作似的。這種手段自然瞞不過高橋興助，便對他施行毒刑，他便叫冤枉。若不拿出人頭照片為證，便得不到他一個點頭。在他身上費去的時間不亞於汪敬遠。
對陳一峰的審訊，沒法進行。這個莫測高深的記者，不識時務，始終端著一副“無冕皇帝”的架勢。他冷對刑具，威脅高橋：“我要發消息，向全世界公布你們的野蠻行徑！”但是，他能忍受重刑，在這方面他是一位超凡脫俗的“皇帝”！
高橋率領他的審訊班子，輪流和他們三個交鋒“懇談”、用刑、取證。每場審訊下來，累得他筋疲力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卻不見成效。
“中共諜報團”案發後，上海“日本軍事法庭”對鄭百千、倪之驥、程維德、程鴻鈞等的審訊，比高橋興助在東京巢鴨監獄對中西功的“懇談”尤為賣力。那些陪審的汪偽漢奸賣國賊，作夢都希望日本能取得大東亞戰爭的勝利。雖然日本必敗的形勢一天天逼近他們眼前，他們仍舊要向大日本帝國表示“親善”。其辦法就是在審訊中，儘可能表現出“仇共”面目來，給日本司法官看。這些人多半都知道，大日本皇軍和蔣介石之間，不斷眉來眼去，在“反共”這一點上，日蔣是相同而有默契的。因之，現在表現出一點“仇共”來，即使日本戰敗，他們在蔣介石座前，也將有一份表明心跡的機會，以便得到蔣家政權的信任。所以他們陪審時特別賣力。
然而這些“共黨分子”，一個個，那臉色，那眼神，那答話，特別是那語氣，不僅使日本司法官惱怒，更令這些漢奸們心驚膽顫。
隨著大東亞戰爭和中國戰區形勢的變化，日本警視廳奉東條內閣之命，快速了結“中共諜報團”案。
東京：（巢鴨監獄）
高橋寫西里龍夫“罪狀”的報告書時，竟不知如何措辭為好。他想藉機顯示一下自己從中西和西里那裡新學到的知識，又怕繞來繞去繞不明白，反而繞出個“被赤色宣傳蠱惑”的罪名。沒法，指令書記官逐條謄抄了西里龍夫的“言論”和“事實”共厚厚四大本。最後，他在結尾部分，按例寫上：“鑑於該犯堅信共產主義，危害帝國，應處極刑。”
關於汪敬遠、李得森、陳一峰，怎麼辦？在難下判決的情況下，決定：長期監押。上海：（江灣日本軍事法庭）日本司法官和漢奸達成共識：舉凡與“中共諜報團”案有牽連者，無論有無供詞，一律判刑。
於是，宣判前的最後審訊，匆匆地“按程序”進行了。每次3 至5 人，或者5 至7 人，點到名字，叫出監房，押進燈光陰暗的“刑庭”，宣判完畢，裝上汽車，分別直送江蘇無錫、蘇州等監獄。這幾天，監房通道里，不斷響著點名的呼喊聲。監房鐵門裡，擠滿了人們各種表情的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