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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不了這一套！
我成長在軍營，父親是軍校教員，為部隊培養了大批人材。他的學生成了軍師幹部的不少，他還是團職教員，但辦事仍一絲不苟，從無怨言。他從小教育我：挺起腰杆作人，拿出自己本事，不問別人給你多少……他對我的為人處世有很大影響。他後來得癌症逝世，臨終前給我留下的還是這兩句話。
最後一次提干，指導員還到團里告我的狀，說我這人提起來就是“不問政治”的表現，但我在軍區比武取得優秀成績，扛回了幾面獎旗，最後還是被任命為偵察排長。
我的那位指導員人並不壞，工作也很積極負責，就是觀念陳舊，認為聽話、老實就是政治。他轉業時，我當偵察參謀，給他送了酒和肉去，他很內疚，眼淚都流出來了，很真誠。但反映的還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識。
1979年打仗以後，我從排長到偵察處長，一直在前沿活動。我化裝成當地少數民族，和他們滾在一起，喝血酒，吃帶毛的開水燙雞，從那時我學會了大碗喝酒，把最能喝的哈尼老鄉也喝翻了。在他們幫助下，我在全師第一次抓到了活俘，受到張銍秀司令通令嘉獎。
1979年出境反擊，我排打了八仗，殲敵七十餘名，打掉敵一個營指揮所。1984年我當偵察處長，還是親自帶偵察隊出境行動。10月一次戰鬥，我們捕獲敵一個工兵排長，殲敵四十，我無一傷亡。那一仗相當漂亮！在山嶽叢林地敵陣前捕俘，無異虎口拔牙，地雷、火力密度都大，敵人高度警覺，牽一髮而動全局。但我們對敵方地形與活動規律摸得很清，反覆演練、最後還是如探囊取物，馬到成功。這一仗我分隊立一等功，向好幾個友鄰偵察分隊介紹了經驗。
當偵察兵幾年，我一直在前沿，老山那一仗每個山頭我都跑遍了，我只帶一件雨衣，無論什麼天候季節，我貓到哪兒都可以睡。當偵察處長後，不認識的人仍叫我排長，別人介紹我是處長，對方還以為是開玩笑的。我大膽說：什麼地方有戰鬥，什麼地方有我，什麼地方能搞清敵情，我往什麼地方跑！我也多少積累了一點帶偵察兵的經驗，首先是平時訓練要嚴，對敵情要清，在這個基礎上，越到敵人縱深越安全。一次出境偵察，被敵發現，如果回撤，必然正中敵人下懷，我決定再插向敵人縱深，換一個方向把部隊完整地帶回來了。
打完戰，部隊從第一線撤下來，開始精減整編，我又遇到了當戰士時同樣的難題——覺得自己“不適應”了！
有個領導找我談話，問我一個問題，我如實談了自己的看法，提了批評意見。事後我才知道，原來這次談話是準備把我調到某個崗位的一次“考核”。有兩個侯選對象，那一個答對了，“考核”上了！我答錯了，落榜！後來還是另一位領導為我說了話，我才倖免於“刷”調到這個團當團長。
對這件事，我很寒心，很痛心。不是我對當這個團長不滿意，我很願意在基層鍛鍊，何況這是個主攻老山的威名遠揚的團。但我不能不想，假若我不能打仗只會說話，我豈不就“考核”上了，或者我能打仗卻沒有另一個領導為我說話——我可沒找過他，是後來別人告訴我，他為對我的使用問題頂了上頭——我豈不也就“向後轉”了？
我決不是對那個“考核”上的人有意見，在這兒影射他不能打仗，他是很能打又在別的方面比我強的幹部。我發出這麼一番議論也決不是僅僅根據我個人的經歷與體會。類似的現象我見過多了。戰後成批處理幹部，提拔幹部，這是精減整編的大局需要，軍隊長遠建設的需要，但確有為數不少不當減而減了的，不當提而提了的。有人說，這是難免的！也確實如此。但，這種“難免”的情況如果太多了，後果就不堪想像了。
有個副師長，在幾年自衛反擊戰中屢建功勳，是有名的戰將，他自己和別人都沒想到他會被處理，但被處理了。轉業後，擠在岳母家，三代人同住一室，還是在大街上碰到他師里一個當了專業戶的戰士，才給他一間偏棚安身。別人說：他從敵人手裡不知奪回了多少山頭，多少平方里土地，可是後方卻沒有他的立錐之地。
再舉一個相反的例子：一個指導員，當年年年學“毛著”積極分子，年年立功，年年到處作“講用”報告，打起仗來，不敢出貓耳洞，連長犧牲了，戰士們請他去看一眼他也不去，拉屎也拉在洞子裡……戰後，他提升了，整編他調到一個新單位，不久又提升了。
聯繫到我當戰士時入黨提干所遇到的波折與我的一些見聞，我認為軍隊改革固然有軍事思想、戰略戰術原則、裝備、編制等一系列問題要研究，要在實踐中不斷去適應現代化戰爭的需要，但當務之急，是對幹部制度的改革，對幹部的升降去留要立法，要儘快結束一個幹部——也包括戰士的命運，取決於某一個人和他的關係，對他的一次印象，對他一句話的評價。
一般說，戰爭時期的指揮員看幹部，選幹部還是比較準的，“關係網”起不了多大作用，因為他要打勝仗他就得公正而慎重地擇“將”。就像人們說的，誰走後門也走不進中國女排去！但戰後呢？就不是每個當權者都像戰中那麼公正了，甚至有意把那些有功但不聽招呼的“將才”快快打發走，免得他礙手礙腳吧，這種現象不是個別的。
我成長在軍營，父親是軍校教員，為部隊培養了大批人材。他的學生成了軍師幹部的不少，他還是團職教員，但辦事仍一絲不苟，從無怨言。他從小教育我：挺起腰杆作人，拿出自己本事，不問別人給你多少……他對我的為人處世有很大影響。他後來得癌症逝世，臨終前給我留下的還是這兩句話。
最後一次提干，指導員還到團里告我的狀，說我這人提起來就是“不問政治”的表現，但我在軍區比武取得優秀成績，扛回了幾面獎旗，最後還是被任命為偵察排長。
我的那位指導員人並不壞，工作也很積極負責，就是觀念陳舊，認為聽話、老實就是政治。他轉業時，我當偵察參謀，給他送了酒和肉去，他很內疚，眼淚都流出來了，很真誠。但反映的還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識。
1979年打仗以後，我從排長到偵察處長，一直在前沿活動。我化裝成當地少數民族，和他們滾在一起，喝血酒，吃帶毛的開水燙雞，從那時我學會了大碗喝酒，把最能喝的哈尼老鄉也喝翻了。在他們幫助下，我在全師第一次抓到了活俘，受到張銍秀司令通令嘉獎。
1979年出境反擊，我排打了八仗，殲敵七十餘名，打掉敵一個營指揮所。1984年我當偵察處長，還是親自帶偵察隊出境行動。10月一次戰鬥，我們捕獲敵一個工兵排長，殲敵四十，我無一傷亡。那一仗相當漂亮！在山嶽叢林地敵陣前捕俘，無異虎口拔牙，地雷、火力密度都大，敵人高度警覺，牽一髮而動全局。但我們對敵方地形與活動規律摸得很清，反覆演練、最後還是如探囊取物，馬到成功。這一仗我分隊立一等功，向好幾個友鄰偵察分隊介紹了經驗。
當偵察兵幾年，我一直在前沿，老山那一仗每個山頭我都跑遍了，我只帶一件雨衣，無論什麼天候季節，我貓到哪兒都可以睡。當偵察處長後，不認識的人仍叫我排長，別人介紹我是處長，對方還以為是開玩笑的。我大膽說：什麼地方有戰鬥，什麼地方有我，什麼地方能搞清敵情，我往什麼地方跑！我也多少積累了一點帶偵察兵的經驗，首先是平時訓練要嚴，對敵情要清，在這個基礎上，越到敵人縱深越安全。一次出境偵察，被敵發現，如果回撤，必然正中敵人下懷，我決定再插向敵人縱深，換一個方向把部隊完整地帶回來了。
打完戰，部隊從第一線撤下來，開始精減整編，我又遇到了當戰士時同樣的難題——覺得自己“不適應”了！
有個領導找我談話，問我一個問題，我如實談了自己的看法，提了批評意見。事後我才知道，原來這次談話是準備把我調到某個崗位的一次“考核”。有兩個侯選對象，那一個答對了，“考核”上了！我答錯了，落榜！後來還是另一位領導為我說了話，我才倖免於“刷”調到這個團當團長。
對這件事，我很寒心，很痛心。不是我對當這個團長不滿意，我很願意在基層鍛鍊，何況這是個主攻老山的威名遠揚的團。但我不能不想，假若我不能打仗只會說話，我豈不就“考核”上了，或者我能打仗卻沒有另一個領導為我說話——我可沒找過他，是後來別人告訴我，他為對我的使用問題頂了上頭——我豈不也就“向後轉”了？
我決不是對那個“考核”上的人有意見，在這兒影射他不能打仗，他是很能打又在別的方面比我強的幹部。我發出這麼一番議論也決不是僅僅根據我個人的經歷與體會。類似的現象我見過多了。戰後成批處理幹部，提拔幹部，這是精減整編的大局需要，軍隊長遠建設的需要，但確有為數不少不當減而減了的，不當提而提了的。有人說，這是難免的！也確實如此。但，這種“難免”的情況如果太多了，後果就不堪想像了。
有個副師長，在幾年自衛反擊戰中屢建功勳，是有名的戰將，他自己和別人都沒想到他會被處理，但被處理了。轉業後，擠在岳母家，三代人同住一室，還是在大街上碰到他師里一個當了專業戶的戰士，才給他一間偏棚安身。別人說：他從敵人手裡不知奪回了多少山頭，多少平方里土地，可是後方卻沒有他的立錐之地。
再舉一個相反的例子：一個指導員，當年年年學“毛著”積極分子，年年立功，年年到處作“講用”報告，打起仗來，不敢出貓耳洞，連長犧牲了，戰士們請他去看一眼他也不去，拉屎也拉在洞子裡……戰後，他提升了，整編他調到一個新單位，不久又提升了。
聯繫到我當戰士時入黨提干所遇到的波折與我的一些見聞，我認為軍隊改革固然有軍事思想、戰略戰術原則、裝備、編制等一系列問題要研究，要在實踐中不斷去適應現代化戰爭的需要，但當務之急，是對幹部制度的改革，對幹部的升降去留要立法，要儘快結束一個幹部——也包括戰士的命運，取決於某一個人和他的關係，對他的一次印象，對他一句話的評價。
一般說，戰爭時期的指揮員看幹部，選幹部還是比較準的，“關係網”起不了多大作用，因為他要打勝仗他就得公正而慎重地擇“將”。就像人們說的，誰走後門也走不進中國女排去！但戰後呢？就不是每個當權者都像戰中那麼公正了，甚至有意把那些有功但不聽招呼的“將才”快快打發走，免得他礙手礙腳吧，這種現象不是個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