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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在警察局中幾乎無人明白犯罪集團利用從體育賭博中獲取的巨大利潤來資助多種其他活動——從放高利貸到敲詐搶劫到控制販毒。而販毒，除了其他一些因素之外，是造成看起來已經失控的街頭犯罪的罪魁禍首。亟需毒品的癮君子以及暴力販毒集團的貪婪把紐約市街頭變成了一個恐怖地帶。
執法機構的問題是行政官員中幾乎沒人意識到體育賭博是有組織犯罪的現金源。公共道德處的最後一任長官當然明白其中顯而易見的聯繫，在這一精英部門被撤銷之前，他經常相當灰心失落地說：“必須要讓公眾相信每次他們交給賭博經紀人100美元，它們將會以毒品或槍枝的形式回到鄰近街區，被用來謀殺他們的孩子和警察。”他同樣明白賭博經紀人只是一位特許經營人，他必須定期給犯罪集團上繳費用。在全國範圍內由數千名賭博經紀人組成的網絡每年帶來的利潤有幾十億美元，為犯罪家族提供了穩定的資金流。
但是警察廣場一號的頭頭們認為該觀點完全不靠譜，因為它不理解所有的可用資源都必須分配給打擊街頭犯罪。這場攻勢中採用的主要戰略是所謂的“對毒品宣戰”，這註定要失敗，因為他們從未努力去減少對毒品的需求。戒毒治療和教育計劃被認為是社會服務工作，不是執法行為。
又是同樣這群頭頭們把領導交通警察部門的菲爾·布朗頓高級警監視為一個怪人，他說減少地鐵內犯罪的方法是重拳打擊乘地鐵逃票者，也可以稱為十字門翻越者。他認為——警察廣場一號的頭頭們可沒有看出來——這樣的行為也許會揭示出反社會的傾向。如果你逮捕了這些人，會發現有不少人也許先前有過嚴重犯罪的記錄，也許是獲得假釋而出獄的。他們被捕後，交通警察們發現許多人都不再和他們的假釋官保持聯繫，其他許多人則因與其他犯罪有牽連而遭到通緝。所以，高級警監的結論是如果他能夠把這些人從大街上和地鐵內清除出去，結果將是地鐵犯罪的陡然減少，這被證明是正確的。
這種理論將打擊“生活質量”犯罪視為對付嚴重犯罪的主要工具，這不是傳統主義者能欣然接受的。這和他們學到的所有東西背道而馳，而且危險。警察局的高層們相信如果他們宣稱這種方法會降低犯罪，而一旦失敗，對他們把寶貴資源浪費在輕微犯罪上的憤怒批評，他們無法承受。
“所以，伯尼，那就是我想跟你談的事情，”局長繼續說，“我們已經在布魯克林發現了一處污垢之源，第75轄區，那裡的大部分警察年輕、正直、具有奉獻精神。在他們被那裡的六七個腐敗分子傳染上病毒之前，我們必須找到他們。布倫達，對伯尼說說你有什麼發現。”
布倫達·摩爾的警銜一直在升，但他仍然保留著他出色的密探網絡。在他看來任何情報、新聞或消息源都是重要的。收集情報不僅僅是他的工作，而且是他的嗜好，目的是擴大他的資料庫。這也讓他在警察局成了搶手的人物，成為他的力量基礎。
“那裡有位警司，負責夜間監督，自他得到這份差事起就開始偷竊了。”摩爾開始了介紹，“他非常狡猾地限制自己的腐敗活動，以保護自己不被發現。在過去的幾年裡，他領導著一個大概有四名或六名其他警察組成的團伙，包括該轄區的一位巡警慈善協會代表斯科特·魯本以及一位候補代表加布·培羅恩。他們通常以敲詐勒索酒後駕駛人員或其他的一次性機會撈取些外快，但是他們主要的收入來源是從在東紐約活動的一些犯罪團伙手裡偷盜毒品和錢。當然，這種手法沒有什麼新穎之處，除了這夥人紀律非常嚴明之外。在任何可能被人偷聽的地方，他們都不說話，而且他們都不用電話。”
“但是”——此時摩爾笑容綻放、露出了牙齒——“他們的確犯了錯，變得貪得無厭起來。他們不再滿足於抓人、沒收毒資和毒品，然後在一個安全的地方進行平分，相反他們建立起特許經營模式，允許販毒團伙活動，每月從中抽取份子錢。雖然這帶來更多的錢，但使他們易於暴露了。”
摩爾解釋說這幫人會逮捕某個團伙的成員，沒收錢和毒品，當晚把毒品再賣給其他團伙，然後在巡邏結束時瓜分贓款。這種“回收利用”毒品的方式安全，但是無法帶給他們想要的那麼多錢。所以他們確認了在東紐約活動的總共八個團伙的頭目，要求他們每月按照總銷售額的一定比例上繳保護費。為了確保數目真實，他們會隨機進行一些查抄行動，清點錢和毒品，然後推斷出每月的收入。如果他們認定錢給少了，該團伙的活動將被中止三個月。一旦中止期滿，這伙警察會告訴團伙成員如果作弊再次被抓住，他們將永遠失去警察的保護，而且如果該團伙成員銷售毒品被抓，他們將被逮捕，面臨終身監禁。這樣的制裁從來就沒有實施過，因為這些團伙非常清楚作弊的後果。這伙被稱為“布希終點站匪幫”的人創造了一種利潤非常豐厚的產業。
這伙惡棍警察得到這個稱謂是因為他們收錢的會面地點選在名叫“布希終點站”里——一個包括數幢大樓的商業性綜合場所，位於布魯克林靠近高恩納斯林蔭大道的濱水地區——一處廢棄的倉庫內。選擇這個地點是因為它距東紐約有數英里之遠，該團伙認為這能降低被發現的危險。
執法機構的問題是行政官員中幾乎沒人意識到體育賭博是有組織犯罪的現金源。公共道德處的最後一任長官當然明白其中顯而易見的聯繫，在這一精英部門被撤銷之前，他經常相當灰心失落地說：“必須要讓公眾相信每次他們交給賭博經紀人100美元，它們將會以毒品或槍枝的形式回到鄰近街區，被用來謀殺他們的孩子和警察。”他同樣明白賭博經紀人只是一位特許經營人，他必須定期給犯罪集團上繳費用。在全國範圍內由數千名賭博經紀人組成的網絡每年帶來的利潤有幾十億美元，為犯罪家族提供了穩定的資金流。
但是警察廣場一號的頭頭們認為該觀點完全不靠譜，因為它不理解所有的可用資源都必須分配給打擊街頭犯罪。這場攻勢中採用的主要戰略是所謂的“對毒品宣戰”，這註定要失敗，因為他們從未努力去減少對毒品的需求。戒毒治療和教育計劃被認為是社會服務工作，不是執法行為。
又是同樣這群頭頭們把領導交通警察部門的菲爾·布朗頓高級警監視為一個怪人，他說減少地鐵內犯罪的方法是重拳打擊乘地鐵逃票者，也可以稱為十字門翻越者。他認為——警察廣場一號的頭頭們可沒有看出來——這樣的行為也許會揭示出反社會的傾向。如果你逮捕了這些人，會發現有不少人也許先前有過嚴重犯罪的記錄，也許是獲得假釋而出獄的。他們被捕後，交通警察們發現許多人都不再和他們的假釋官保持聯繫，其他許多人則因與其他犯罪有牽連而遭到通緝。所以，高級警監的結論是如果他能夠把這些人從大街上和地鐵內清除出去，結果將是地鐵犯罪的陡然減少，這被證明是正確的。
這種理論將打擊“生活質量”犯罪視為對付嚴重犯罪的主要工具，這不是傳統主義者能欣然接受的。這和他們學到的所有東西背道而馳，而且危險。警察局的高層們相信如果他們宣稱這種方法會降低犯罪，而一旦失敗，對他們把寶貴資源浪費在輕微犯罪上的憤怒批評，他們無法承受。
“所以，伯尼，那就是我想跟你談的事情，”局長繼續說，“我們已經在布魯克林發現了一處污垢之源，第75轄區，那裡的大部分警察年輕、正直、具有奉獻精神。在他們被那裡的六七個腐敗分子傳染上病毒之前，我們必須找到他們。布倫達，對伯尼說說你有什麼發現。”
布倫達·摩爾的警銜一直在升，但他仍然保留著他出色的密探網絡。在他看來任何情報、新聞或消息源都是重要的。收集情報不僅僅是他的工作，而且是他的嗜好，目的是擴大他的資料庫。這也讓他在警察局成了搶手的人物，成為他的力量基礎。
“那裡有位警司，負責夜間監督，自他得到這份差事起就開始偷竊了。”摩爾開始了介紹，“他非常狡猾地限制自己的腐敗活動，以保護自己不被發現。在過去的幾年裡，他領導著一個大概有四名或六名其他警察組成的團伙，包括該轄區的一位巡警慈善協會代表斯科特·魯本以及一位候補代表加布·培羅恩。他們通常以敲詐勒索酒後駕駛人員或其他的一次性機會撈取些外快，但是他們主要的收入來源是從在東紐約活動的一些犯罪團伙手裡偷盜毒品和錢。當然，這種手法沒有什麼新穎之處，除了這夥人紀律非常嚴明之外。在任何可能被人偷聽的地方，他們都不說話，而且他們都不用電話。”
“但是”——此時摩爾笑容綻放、露出了牙齒——“他們的確犯了錯，變得貪得無厭起來。他們不再滿足於抓人、沒收毒資和毒品，然後在一個安全的地方進行平分，相反他們建立起特許經營模式，允許販毒團伙活動，每月從中抽取份子錢。雖然這帶來更多的錢，但使他們易於暴露了。”
摩爾解釋說這幫人會逮捕某個團伙的成員，沒收錢和毒品，當晚把毒品再賣給其他團伙，然後在巡邏結束時瓜分贓款。這種“回收利用”毒品的方式安全，但是無法帶給他們想要的那麼多錢。所以他們確認了在東紐約活動的總共八個團伙的頭目，要求他們每月按照總銷售額的一定比例上繳保護費。為了確保數目真實，他們會隨機進行一些查抄行動，清點錢和毒品，然後推斷出每月的收入。如果他們認定錢給少了，該團伙的活動將被中止三個月。一旦中止期滿，這伙警察會告訴團伙成員如果作弊再次被抓住，他們將永遠失去警察的保護，而且如果該團伙成員銷售毒品被抓，他們將被逮捕，面臨終身監禁。這樣的制裁從來就沒有實施過，因為這些團伙非常清楚作弊的後果。這伙被稱為“布希終點站匪幫”的人創造了一種利潤非常豐厚的產業。
這伙惡棍警察得到這個稱謂是因為他們收錢的會面地點選在名叫“布希終點站”里——一個包括數幢大樓的商業性綜合場所，位於布魯克林靠近高恩納斯林蔭大道的濱水地區——一處廢棄的倉庫內。選擇這個地點是因為它距東紐約有數英里之遠，該團伙認為這能降低被發現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