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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猛地站了起來，表明會談結束了。
33
布魯克林東紐約第75轄區，
1985年6月
“斯蒂弗，我們的小伙子，這個工作過去很有意思，現在成了狗屎，被‘米老鼠’和他手下的‘養鼠員’們把持著。”威廉·克納警員評論道，“過去是，每天、每次巡邏你都會傾力而為。”當他回想往事的時候，臉上露出了微笑。“抓人、加班、把壞傢伙送進監獄。”克納是一位在紐約警察局工作了近20年的老警察，作為老資格的警官，他正在按例履行培訓新警察的職責。他身高5英尺9英寸，體格較小，由於嚴重的健康問題，他的身體看起來一直在縮小。對警察局常年的怨氣，加上一場災難性的離婚以及和孩子們的分離使他對固體食物幾乎毫無食慾。當然這樣的情況對他的酗酒沒有任何影響。在離第75轄區不遠的甘迺迪酒吧，他狂飲生啤，還夾雜著愛爾蘭威士忌。最後到家後，他還會繼續喝啤酒，直到喝得不省人事昏睡過去。他的膚色呈一種不健康的蠟黃色，他的臉部皮膚開始耷拉下來。他所有的警服都不合身，對他的體形而言太大了。他深褐色的眼睛開始深陷入眼窩，而他尖尖的鼻子顯得比實際大不少。他呼吸時會發出一種喘息的聲音，這是他常年吸菸造成的。克納的手指上帶著一種鐵鏽色，他的牙齒因為多年的菸癮從白色變成了褐色。他身上瀰漫著一股煙味，像是化學廢品垃圾堆散發出的看不見的污染雲霧。但任何時候當他訓練像史蒂文·霍爾特這樣的年輕警察時，他會很快忘記身體和心理上的不適。史蒂文從警察學校畢業還不到四個月，他現在坐在巡邏車的駕駛座上，仔細聽著克納的每一個詞。他們的巡邏被安排在晚上，在東紐約的第75轄區內。晚班巡邏從晚上8點至第二天上午4點，被稱為“84夜班”。
“為什麼事情變了？”史蒂文試探著問了一句，根本不確定自己是不是應該說話。
“媽的，都是吸毒者惹的，到處是毒品。吸毒的行兇搶劫、偷盜汽車、持械搶劫雜貨店和酒館。幹這些只是為了弄幾個美元去來一針、騰雲駕霧一番，然後重新再去搶。”
克納停頓了一會兒，評判著這位新人的反應。顯然，這年輕人已銘記在心了，這讓這位憤世嫉俗的老警察很滿意。
“媽的，這麼多的毒品和犯罪，整個體系都卡殼了。所以，即使街上再多幾百個警察，再多建幾千間牢房，還有更多他媽的律師，事情就是玩不轉了。”
這只是克納熱身的開始。“然後還有那些地區檢察官助理們。這些傢伙過去都是從法律學校畢業的，加入個政治團伙，通常是民主黨，然後就混上了地區檢察官助理，兼職噹噹律師。他們要急吼吼地賺錢，但不動腦筋什麼也撈不到。這些傢伙非常清楚公眾需要法律和秩序，所以他們從不會找我們的麻煩，從來不會問警察。他們根本不在乎我們是不是在有點胡搞——這沒什麼大不了的，只要能把壞蛋從街上清除出去就成。然後幾年之後地區檢察官助理就能升為法官的法律秘書，是那種一半拍馬屁、一半干雜事的角色。最後，再混一陣，這裡那裡塞點錢，你明白……”霍爾特並不明白，但是他假裝知道了。
“他就成了法官，這就算給美好的職業生涯畫上了句號。過去我就認為自己一生中的一項工作就是幫助年輕的地區檢察官助理變成法官。”
現在克納停了下來，熱切地回憶著那段美好時光。“他們不是這個世界上最聰明的傢伙。但是媽的，我們是屬於同一戰壕的。然後，操，華盛頓的最高法院開始給那幫狗雜種們種種權利，這本來是正直的人才應該享有的。”
眼見著克納變得憤怒起來。事實上，雖然以前他這套已經說過無數遍了，但是每次他想到最高法院以及其關於坦白認罪和證據扣押的裁決——主要是在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的領導下形成的，他就變得怒不可遏。每個警察都知道沃倫的高院除了束縛他們的手腳外沒做什麼其他事情。克納告訴史蒂文一樁在法庭審理中的事件，案件名是麥普訴俄亥俄州政府，這是沃倫的高院對證據扣押做出的歷史性裁決後不久發生的。
1957年，一名叫多爾芮·麥普的婦女因持有淫穢物品而被警察拘捕。淫穢物品被沒收，逮捕是在她的公寓內進行的，雖然警察沒有得到法院的許可令。多爾芮·麥普不可能在那個時候意識到她將成為司法歷史上的一部分。麥普訴俄亥俄州政府一案成為了美國刑法歷史上也許是最重要的涉及搜查和逮捕程序的案例。
這個案例給涉及證據扣押案子中的被告一項要求聽證的權利，之後被稱為“麥普聽證權”，以審查警員在其沒收證據並逮捕被告的時候，他或她的行動在憲法框架內是否合法。如果主持該聽證的法官裁決警察的行動不合法，該證據將被查禁，而對被告提起的訴訟將被駁回。
克納對史蒂文回憶說，在麥普一案的裁決出來後不久，一次他在派屈克·霍蘭的法庭上，一名叫諾曼·J.費德曼的律師走了進來。霍蘭是個小個子，還不足5英尺高，他有個在法官席後面來回踱步的習慣。霍蘭法官的矮小身材需要定做的法官服，但這也沒法改變一個現實，即他的小腦袋看起來只能從法官袍的上方露出一點兒。儘管如此，或者說也許因為如此，霍蘭具有很強的幽默感。他最終意識到是他造成了法庭內的快樂氣氛，於是在椅子後面放了只裝蘋果用的板條箱，這樣他就不會再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霍蘭法官以前是布魯克林的地區檢察官助理，在警察中人緣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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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克林東紐約第75轄區，
1985年6月
“斯蒂弗，我們的小伙子，這個工作過去很有意思，現在成了狗屎，被‘米老鼠’和他手下的‘養鼠員’們把持著。”威廉·克納警員評論道，“過去是，每天、每次巡邏你都會傾力而為。”當他回想往事的時候，臉上露出了微笑。“抓人、加班、把壞傢伙送進監獄。”克納是一位在紐約警察局工作了近20年的老警察，作為老資格的警官，他正在按例履行培訓新警察的職責。他身高5英尺9英寸，體格較小，由於嚴重的健康問題，他的身體看起來一直在縮小。對警察局常年的怨氣，加上一場災難性的離婚以及和孩子們的分離使他對固體食物幾乎毫無食慾。當然這樣的情況對他的酗酒沒有任何影響。在離第75轄區不遠的甘迺迪酒吧，他狂飲生啤，還夾雜著愛爾蘭威士忌。最後到家後，他還會繼續喝啤酒，直到喝得不省人事昏睡過去。他的膚色呈一種不健康的蠟黃色，他的臉部皮膚開始耷拉下來。他所有的警服都不合身，對他的體形而言太大了。他深褐色的眼睛開始深陷入眼窩，而他尖尖的鼻子顯得比實際大不少。他呼吸時會發出一種喘息的聲音，這是他常年吸菸造成的。克納的手指上帶著一種鐵鏽色，他的牙齒因為多年的菸癮從白色變成了褐色。他身上瀰漫著一股煙味，像是化學廢品垃圾堆散發出的看不見的污染雲霧。但任何時候當他訓練像史蒂文·霍爾特這樣的年輕警察時，他會很快忘記身體和心理上的不適。史蒂文從警察學校畢業還不到四個月，他現在坐在巡邏車的駕駛座上，仔細聽著克納的每一個詞。他們的巡邏被安排在晚上，在東紐約的第75轄區內。晚班巡邏從晚上8點至第二天上午4點，被稱為“84夜班”。
“為什麼事情變了？”史蒂文試探著問了一句，根本不確定自己是不是應該說話。
“媽的，都是吸毒者惹的，到處是毒品。吸毒的行兇搶劫、偷盜汽車、持械搶劫雜貨店和酒館。幹這些只是為了弄幾個美元去來一針、騰雲駕霧一番，然後重新再去搶。”
克納停頓了一會兒，評判著這位新人的反應。顯然，這年輕人已銘記在心了，這讓這位憤世嫉俗的老警察很滿意。
“媽的，這麼多的毒品和犯罪，整個體系都卡殼了。所以，即使街上再多幾百個警察，再多建幾千間牢房，還有更多他媽的律師，事情就是玩不轉了。”
這只是克納熱身的開始。“然後還有那些地區檢察官助理們。這些傢伙過去都是從法律學校畢業的，加入個政治團伙，通常是民主黨，然後就混上了地區檢察官助理，兼職噹噹律師。他們要急吼吼地賺錢，但不動腦筋什麼也撈不到。這些傢伙非常清楚公眾需要法律和秩序，所以他們從不會找我們的麻煩，從來不會問警察。他們根本不在乎我們是不是在有點胡搞——這沒什麼大不了的，只要能把壞蛋從街上清除出去就成。然後幾年之後地區檢察官助理就能升為法官的法律秘書，是那種一半拍馬屁、一半干雜事的角色。最後，再混一陣，這裡那裡塞點錢，你明白……”霍爾特並不明白，但是他假裝知道了。
“他就成了法官，這就算給美好的職業生涯畫上了句號。過去我就認為自己一生中的一項工作就是幫助年輕的地區檢察官助理變成法官。”
現在克納停了下來，熱切地回憶著那段美好時光。“他們不是這個世界上最聰明的傢伙。但是媽的，我們是屬於同一戰壕的。然後，操，華盛頓的最高法院開始給那幫狗雜種們種種權利，這本來是正直的人才應該享有的。”
眼見著克納變得憤怒起來。事實上，雖然以前他這套已經說過無數遍了，但是每次他想到最高法院以及其關於坦白認罪和證據扣押的裁決——主要是在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的領導下形成的，他就變得怒不可遏。每個警察都知道沃倫的高院除了束縛他們的手腳外沒做什麼其他事情。克納告訴史蒂文一樁在法庭審理中的事件，案件名是麥普訴俄亥俄州政府，這是沃倫的高院對證據扣押做出的歷史性裁決後不久發生的。
1957年，一名叫多爾芮·麥普的婦女因持有淫穢物品而被警察拘捕。淫穢物品被沒收，逮捕是在她的公寓內進行的，雖然警察沒有得到法院的許可令。多爾芮·麥普不可能在那個時候意識到她將成為司法歷史上的一部分。麥普訴俄亥俄州政府一案成為了美國刑法歷史上也許是最重要的涉及搜查和逮捕程序的案例。
這個案例給涉及證據扣押案子中的被告一項要求聽證的權利，之後被稱為“麥普聽證權”，以審查警員在其沒收證據並逮捕被告的時候，他或她的行動在憲法框架內是否合法。如果主持該聽證的法官裁決警察的行動不合法，該證據將被查禁，而對被告提起的訴訟將被駁回。
克納對史蒂文回憶說，在麥普一案的裁決出來後不久，一次他在派屈克·霍蘭的法庭上，一名叫諾曼·J.費德曼的律師走了進來。霍蘭是個小個子，還不足5英尺高，他有個在法官席後面來回踱步的習慣。霍蘭法官的矮小身材需要定做的法官服，但這也沒法改變一個現實，即他的小腦袋看起來只能從法官袍的上方露出一點兒。儘管如此，或者說也許因為如此，霍蘭具有很強的幽默感。他最終意識到是他造成了法庭內的快樂氣氛，於是在椅子後面放了只裝蘋果用的板條箱，這樣他就不會再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霍蘭法官以前是布魯克林的地區檢察官助理，在警察中人緣很好。